如何看待当代中日关系(现代、原因、前景及解决之策)当前，中日关系现状的主要特点是“政冷经热”。

“政冷”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中日两国首脑互访已中断4年；二是由于历史认识和现实问题，两国国民的相互厌恶情绪也在高涨。

近年来，“齐齐哈尔毒气”、“珠海买春”、“西安大学生反日游行”、“亚洲杯足球赛球迷起哄” 和“沈阳领事馆”等一系列事件反映了两国民众的这种情绪，中日两国国民对对方有亲近感的人数也显著下降。

据日本公布的“外交问题舆论调查”结果，这一数据为37％，是1978年开始这项调查以来比例最低的一年，中日友好的氛围和“中国热”正在逐渐成为历史。

与“政冷”相反，中日两国的“经热”现象突出。

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国，两国间的贸易额突破1500亿美元；中日两国民间往来极为频繁，去年来华的日本人士已达300多万，两国间的友好城市超过250对；而且，两国的政治对话渠道畅通，政党交流颇为活跃。

至2004年9月，访问中国的日本国会议员达115人，由执政党和在野党同时组建大型代表团来北京访问，这在中日外交史上尚属首次。

但中日关系中的问题也不少，主要有历史认识、台湾问题和战略取向的摩擦等。

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双方也存在严重的分歧。

中国对日本历史认识的态度普遍不满，特别是小泉的参拜，更加激起中国民众的强烈反感。

而在日本，部分民众对中国总提历史问题出现厌烦情绪或无所谓的心态。

中日两国在台湾问题方面的矛盾，主要是因为台湾岛内的台独分子与日本右翼势力相互勾结，相互利用，“暗潮汹涌”，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危险。

民进党当局极力迎合日本，对日本过去的侵略战争采取漠视与原谅的态度，以获取日本对台湾的支持；日本右翼分子则希望利用“台湾牌”，牵制中国。

因此，台独分子与日本右翼势力之间出现了相互支持与合作的逆流，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敏感性上升。

影响当前中日关系的，还有两国的战略取向问题。

主要的一个方面是两国各自都在不断发展变化和调整，处于历史转折期，双方的政府和国民的心态还尚未调适。

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一部分日本人担忧自身在亚洲的地位。

中国的发展打破了日本经济在亚洲的“唯我独尊”，于是媒体炒作“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日本空洞化”论，导致日本民众对华亲近度的下滑，而在日本，加快成为普通国家，进而成为政治大国的步伐，采取的一系列右倾化行动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戒心，这种对彼此国家变化的不适应也是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之一。

日本主流论调是担心强大的中国将向日本复仇，其实是多年来已经习惯了亚洲老大和世界列强的地位，不愿被改变。

因此，无论日本学界、政府和民间，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那就是借助美国的力量，集中日本的力量，全力阻止中国超越日本，同时加速日本军事化的步伐，尽快成为一个国际政治大国，拉大与中国的距离。

日本加强美日同盟；在能源、外交、文化等几乎所有领域对中国的阻挠、挑衅和杯葛；自卫队以中国为假想敌的露骨军演；破除和平宪法；拚命“入常”等等行为，全部的动机都在这里。

一些日本右翼极端分子，甚至鼓噪要对中国发动战争，中断中国第三次现代化的进程。

据不久前《朝日新闻》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一贯对中国十分强硬，被日本历史作家保阪正康类比为东条英机的小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二受欢迎的首相；8月29日《朝日新闻》及《每日新闻》又爆料称，首相接班人安倍晋三背后的智囊，是清一色的超保守派右翼分子。

他们已经建议安倍晋三在当上首相后，“以恢复以往首相在春秋两祭参拜靖国神社的惯例为基本，不用太计较参拜是否在「终战纪念日」（8月15日）”。

报道认为他将超越小泉纯一郎，选择走超级保守化路线。

据称，韩国目前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应对“超级鹰派”日本首相的诞生。

安倍还没有上台，已多次宣称要修改宪法—这是比参拜靖国神社严重得多的实质问题。

如果说小泉之前，日本一直在进行的是精神武装，安倍之后，日本将开始进行物质武装。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已经选定了与中国对抗的路线。

由此推断，今后中国面对的日本政府，将会一届比一届强硬。

历史和现实问题的交织，刺激着脆弱的中日关系，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

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相互依存、相互竞争和相互敌对的基本框架依然存在。

虽然相互依存是中日关系的主流，但相互对立的因素不可小视。

在相互依存和相互对立的夹缝中，竞争因素也不能忽略，这种因素如不被扼杀于萌芽状态或被任意扩大，就会转化为对立和敌对因素，导致两国关系的危机。

针对中日关系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其错综复杂的背景因素，要处理好中日关系，必须从多维视角去认识它。

1、必须将中日关系放到二千年的历史长河、近代以来的165年发展史和建交以来的32年走向这三个阶段中去加以考察。

二千年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决定了中日关系的主流，但是，近代以来，日本两次发动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的感情伤害却是长期的。

2、必须正视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现状。

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加上中日间的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彼此的政治关系日趋对立，但又因经济上的日益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度增加。

然而，经济关系的密切并没有减弱政治关系的对立，“经热”能否促进“政暖”，“政冷”是否导致“经冷”，这是对当前中日关系的一种考验。

3、应该从东亚的安全因素中考察中日关系。

冷战结束以后，东亚地区在安全问题上既有“合作”，又有“霸权”。

中日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主张区域“合作”，但由于美国在插手这一地区的事务，以及美日安保同盟关系，并且插手台湾问题，使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受到损害，所以，中国反对这种地区霸权主义。

因此，这种既有“合作”，又有“霸权”的东亚安全格局和中日间的相互竞争势必影响双边关系。

4、应该将中日关系置于多个三角关系中考察，在东北亚，中日韩三国历史问题和现实利益交织；在东亚，中日和东盟形成利益互动；在亚太地区，中美日的战略利益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因素。

理性应对与展望对于未来的中日关系,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中日之间麻烦的解决将会有一个长期的过程。

例如，2005年，中日之间的挑战性问题将不外乎如下几个：（1）中国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2）日本谋求常任理事国地位问题；（3）日本右翼谋求修改日本和平宪法以及修改日本教育法行动，等等。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中日都应以成熟的心态看待两国关系，并推动其健康发展，这里需要从三个方面加以把握：1、要以客观的心态，理性地分析对方，从大局出发处理双边关系。

例如，近来日本朝野、媒体不顾事实，将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不满情绪，归结为中国进行所谓反日教育的结果。

那么，试问：每年有300多万的日本民众到中国访问，可至今却未发生过因“反日教育的结果”而发生人身安全问题的事件，可日本媒体对此却不闻不问，不知这是为何？就世界范围而言，其他国家也常发生不文明足球事件，难道这也是“反日”教育吗？因此，日本应本着负责任的精神，尽早解决历史问题和摒弃冷战思维。

遇到问题应保持理性、冷静的态度，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而不是恣意破坏。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也应看到：日本国内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呼声此起彼伏，经济界人士的批判尤为强烈；美化和篡改日本侵略历史的教科书，由于日本有良知学者的抵制，在日本的采用率极低；而且目前日本尚未把中国等同于当年的“苏联威胁”，也不认为中国有进攻日本的意图；就是在当前两国极有争议的东海资源争端问题上，日本政府各部门之间也不是铁板一块，外务省有人就主张通过政治协商解决双方分歧，只要中方提出的建议合理，也不妨考虑同中国联合开发东海油气资源。

2、加强对对方的研究和理解。

作为近邻的中日两国在资讯极为发达的今天却隔阂重重，互不了解，这是令人遗憾的。

所以，加强相互研究和异域文化理解是中日关系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岛夷日本和大陆中国虽然同处汉字文化圈，但由于历史和文化相异，民族根性、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差异甚大。

加上36年来两国国内状况的变化，因此，深入地研究对方，了解和理解对方是制订外交政策和构筑两国关系的关键。

实际上，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成功经验，无论是其近代以来科技立国、科教兴国的战略和思想，还是日本民族对于人际关系、团队精神、勤劳认真工作态度的强调与重视，以及其高度的法治意识、奉献社会的品格和节俭刻苦的风尚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3、要从双方的共同利益出发，构筑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虽然有战略摩擦，但中日之间也有很多共同利益。

比如，共同发展与繁荣，共同构筑东北亚持久和平、共同推进东北亚共同体和亚洲一体化进程都是当前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即使在两国有摩擦的问题方面，也有利益重叠之处。

例如，中日在经贸、能源领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在台湾问题上，有通过抑制“台独”维护台海和平的共同需要；在安全方面，有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联合行动的一致需求。

因此，从各自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繁荣的高度出发，理性地构筑两国关系的未来是当前两国的共同课题。

中日间竞争色彩加浓小泉打着改革旗号上台，发誓要在政治、经济领域推行“无禁区”的改革。

小泉认为作为其推行“战后政治总决算”、走向“普通国家”战略的一环，对华关系必须改变日本的“被动”地位，以“普通”代替“特殊”，加强对华“自主性”，建立“互能说不”的“新型”关系。

因而，表现出日本与我国在资源和市场、影响力、地区主导权等方面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出现了对我国资源上争、金融领域压、地区合作中挤，试图以合法竞争规则阻遏我国发展。

第一、在能源领域，日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加大了与我国的竞争力度。

日以全额贷款和巨额援助诱俄先建通往日本的“安纳线”管道。

中日在中东石油开采权的竞争也趋于激烈。

日本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甚至不计成本向俄许诺为“安纳线”建设提供全额信贷，还同意放宽贷款使用条件。

第二、在金融领域日本煽动美欧对我国施压，逼迫人民币升值。

2001年日本政府曾要求人民币升值。

去年再次向我国发动攻势，并要求七国财长会议联合施压，逼中国搞第二个“广场协议”（1985年美欧联手推日元升值的协议），目的在抑制全球对华投资升温，借机减轻日元升值压力，向我国推销“货币篮子”制度，以确立日元在亚洲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第三、在东亚经济合作方面，争夺地区合作主导权，排挤我国影响。

日加快了与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步伐。

自民党成立了“推进FTA特别委员会”，外务省出台“日本的FTA战略”，提出将FTA与政治、安全战略挂钩。

去年末，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在东京召开，日本正式宣布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双方发表了加强“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东京宣言》。

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诸多领域。

日本将与泰、马、菲律宾开始自贸协定谈判，今后5年内接受1万名东盟留学生，并拨款15亿美元帮助东南亚培养人才，帮助印支国家修建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开发湄公河流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