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航班延误的法律分析对于延误，笔者目前还没有看到哪个国家在法律上做出明确的界定。

是否构成延误，是在个案中由法官综合各种因素来认定。

更多的是航空承运人(即航空公司)协会的自愿承诺，以及航空公司的特别承诺。

一、怎样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延误?什么是航班“延误”?怎样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延误呢?按一般人的理解，只要未能按机票上注明的时间起飞，就是“延误”，或我们通常所说的“晚点”或“误点”。

其实，这是一种错解。

航空运输不同于铁路运输或公路运输，由于其潜在的风险性，不能像要求其他运输方式那样按客票注明的时间起飞。

综观世界民航运输的立法史，从1929年的《华沙公约》到1971年的《危地马拉议定书》及至1975年《蒙特利尔第四号议定书》，再到1999年新通过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人们不难发现，这些国际公约都没有对“延误”做出明确的界定。

不是不想界定，而是实在难以界定。

关于延误问题的规定最早出现在1929年《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简称1929年《华沙公约》)的第19条。

该条规定：“承运人对旅客、行李或货物在航空运输中由于延误所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责任。

”1929年《华沙公约》是关于国际航空运输的第一个国际公约，该公约是由法国倡议并由法文写成的。

公约对延误作出规定的根据也是基于大陆法系的观点，即航空运输是承运人与旅客或托运人之间的一种合同行为，承运人负有义务把旅客或货物尽快运送到目的地，否则即构成违约并要承担违约责任。

1955年的《海牙议定书》也有类似规定。

但是，《华沙公约》第19条的规定过于简单和笼统。

首先，它没有规定构成延误的要素，即在什么情况下构成延误;其次，对承运人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也未作明确规定。

1999年5月在蒙特利尔通过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简称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已于2003年11月4日起生效，我国尚未批准该公约)也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

实际上，早在1996年，为了实现华沙体制的现代化和一体化，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法律委员会的执行主席就指定毛里求斯的庞罗沙密作为报告人，就“华沙体制的现代化和一体化”进行研究。

在1997年4月28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国际民航组织第30次会议上，会议对报告人庞罗沙密提出的延误定义进行了讨论。

在此基础上，起草小组有关延误的定义(但仍留待外交会议最后决定)成为公约草案的第18条第2款。

起草小组提出的定义是：“在本公约中，延误是指综合所有有关情况，在可向一个勤勉的承运人合理期望的时间内，未将旅客运送到其直接目的地点或者最终目的地点，或者未将行李或者货物在其直接目的地点或者最终目的地点交付。

”在当时的会议上，就是否对延误进行定义，意见并不一致。

以美国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主张不对延误进行定义，理由是这些国家已经通过判例对延误作出了界定，而另一些国家则持相反意见，主张对延误进行定义，从而有利于界定延误的范围。

虽然上述延误的定义写进本次会议通过的公约草案中，但最终在外交会议上被删除了，只保留了原草案第18条第1款的规定，也就是正式文本的第19条。

参照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起草的、被各国航空公司普遍采纳的《旅客行李运输的一般条件》等文本，承运人承担的只是“尽最大努力合理地迅速运送旅客及行李”的义务，班期时刻表上或其它地方所显示的时间是不能被保证的，它们不构成航空运输合同的一部分，承运人未遵守注明的时间不构成违约。

可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就航空旅客运输而言，承运人和旅客没有约定非常明确的时间，班期时刻表仅仅是作为预期的运输时间。

我国《民用航空法》及其相关规则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或解释。

《民用航空法》第126条规定：“旅客行李或者货物在航空运输中因延误造成的损失，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但是，承运人证明本人或者其受雇人、代理人为了避免损失的发生，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或者不可能采取此种措施的，不承担责任。

”应该说，与上述《华沙公约》或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的规定并无二致。

一般说，第19条意义上的延误，不是指航班的具体始发或抵达目的地时间上的“误点”，而是指旅客或托运人选择空运这种快速运输方式所合理期望的期限。

要想对延误引起的损失提出索赔，通常要证明它是一种不合理的延误。

尽管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对这种“不合理的延误”的理论根据与说法不同，但就其表现的标准而言，基本相同。

对普通法系各国来说，《华沙公约》并没有强使承运人订立在何时或到何时为止进行运输的合同。

他当然可以订立这种合同，果如此，当未按约定时间完成运输时，就等于延误。

如果他订立的合同中没有这一条，怎样才构成延误呢?一般认为，应从普通法规则中找答案：在无明文条款时，承运人只有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运输的义务，而这要考虑事情的全部情况后确定;陆海运输中都可找到这条规则。

因此，延误指未能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运输。

法国法院在早期判例中虽未明确使用“合理延误”的说法，但只要未发现承运人有重大过失，稍有延迟，均不以第19条意义上的延误论处。

英美和法国法院在审视具体案件情况后，确都裁决过一些不合理延误的著名案件。

例如1958年法国“罗伯特-霍丁诉巴西航空公司”案。

原告是一个杂技演员，原计划乘坐该航班到达葡萄牙出席葡萄牙总统就职庆典，结果该航班被承运人取消，耽误了演出时机。

法院认为，被告举不出任何他无法控制的原因(气象条件不好、机器故障等)的证据，判处赔偿原告损失。

在1977年还有一个类似货运案件，由于音响设备与乐器未能如期运抵，影响了原告的巡回演出(“联合运输体诉汉莎航空公司”案)。

在普通法系的圭亚那法院判处的“巴特诉大不列颠西印度航空公司”案中，原告行李包中有一张他购买的伦敦足球赛的彩券，如中彩可获两万英镑，结果原告飞抵伦敦，而行李却被被告航空公司遗留在圭亚那机场未起运。

等行李运到时，时机已过，无法中彩，原告提出索赔。

被告辩护说，它没有在某天送到行李的法律义务。

圭亚那法院在判决中反驳说：“但这并不表明，也不能表明允许承运人随便在那天送到。

考虑具体事情的全部情况，承运人必须在合理时间内完成，这是一个必然有的暗示。

”二、航班延误后旅客享有的权利和航空公司应尽的义务从法律层面上说，航空公司与旅客之间是运输合同关系。

根据我国《民用航空法》，航空公司运送旅客，应当出具客票。

旅客乘坐飞机，应当交验有效客票。

客票是航空旅客运输合同订立和运输合同条件的初步证据。

旅客未能出示客票、客票不符合规定或者客票遗失，不影响运输合同的存在或者有效。

我国《合同法》规定，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

这是针对整个的运输行为而言，也就是说，这里的运输合同不仅指航空旅客运输合同，还指水路运输、公路运输、铁路运输等。

在发生延误的情况下，旅客有知情权、选择权、索赔权。

这三项基本权利对旅客而言非常重要。

航空公司应当及时、准确地把延误的理由、何时能正常起飞的时间告诉旅客。

在航班延误时间较长情况下，旅客可以选择退票或选乘其他的航班。

根据现行法律，在发生延误后，航空公司的义务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告知义务。

航空公司应当向旅客及时告知有关不能正常运输的重要事由和安全运输应当注意的事项。

航班延误或取消时，承运人应迅速及时将航班延误或取消等信息通知旅客，做好解释工作。

二是补救义务。

航空公司应当按照客票载明的时间和班次运输旅客。

承运人迟延运输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要求安排改乘其他班次或者退票。

三是对旅客的损害赔偿义务。

对旅客因延误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

三、航班延误的法律责任(航班延误后的责任承担)在发生延误，导致旅客与航空公司发生纠纷的情况下，解决纠纷的依据首先是我国《民用航空法》及其相关的法规和规章，如果是国际航空运输，应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其次是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再次是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

一旦发生延误，航空公司是否必须承担责任呢?这要根据造成延误的原因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我们初步可以分为航空公司自身的原因所致和非航空公司的原因所致两方面。

1.航空公司自身的原因造成的延误。

应该说，由于航空公司自己的原因导致的航班延误，毫无疑问，航空公司应承担责任。

但是，哪些行为(情况)可以归属于航空公司自己的原因呢?通常的判断标准就是，这些行为航空公司自己完全可以控制。

根据现行法律，将机务维护、航班调配、商务、机组等原因引起的航班延误，认定为由航空公司自己所造成。

对此，航空公司应承担责任。

现行法上的依据是1996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则》(以下简称《运输规则》)和《民用航空法》，《运输规则》规定在由于上述原因造成延误的情况下，航空公司应当向旅客提供餐食或住宿等服务;《民用航空法》规定，旅客、行李或者货物在航空运输中因延误造成的损失，航空公司应当承担责任。

在责任的承担上，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航空公司承担的是违约责任。

具体如何承担责任，我国《民用航空法》仅做了原则规定，这样，只能根据《合同法》，参照《运输规则》的规定。

《合同法》规定的承担方式，有以下几种：?继续履行在发生延误后，如旅客愿意，航空公司应当继续履行运输义务。

?采取补救措施航班延误或取消时，航空公司应根据旅客的要求，安排后续航班或给旅客退票。

?赔偿损失如旅客证明自己确实因航班延误遭受了财产损失，则航空公司应予赔偿。

这里有两点需要明确，一是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是造成了损失，承运人只在因延误造成损失时才承担责任，如果延误没有造成任何损失，承运人就不承担责任。

这就要求旅客负责举证由延误给其所造成的损失，如果旅客不能证明这一点，就不能要求承运人承担责任。

并且，因延误造成的损失必须是实际的经济损失，不包括因延误给旅客造成的精神损失。

二是这种赔偿是一种限额赔偿，即不管造成多大的损失，一般情况下航空公司只在法律规定的最高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民航法》第128条的规定，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各种情况下的赔偿责任限额由民航总局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执行。

但到目前为止这一法律文件尚未出台。

实践中执行的只有1993年11月29日国务院修订后发布的《国内航空运输旅客身体损害赔偿暂行规定》，其中也只规定了旅客在航空器内或上下航空器过程中死亡或受伤的赔偿限额。

《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则》，从服务的角度规定了航班延误等不正常情况下的承运人的义务，其中又区分了非承运人原因和承运人原因两种情况，后一种原因下服务的范围也只限于“提供餐食和住宿等服务”。

可以说，在这方面，我国现行的法律需要完善。

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对延误造成的损失的赔偿规定了一个最高数额：4150特别提款权，这是赔偿的上限。

另外，在实践中，还存在一种错误的看法，即有的旅客认为因航班延误导致其错过了重大商机等获得经济利益的机会而要求航空公司赔偿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