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评议制度是学术期刊质量评审的重要制度，是科研文献名誉和可信度的捍卫者，是“防止污水混进纯粹科学的河流”［１］的过滤器。
最早的同行评议形式是单盲评议，后来随着科研成果发表压力的增大，开始逐渐出现双盲评议、三盲评议，三者统称为盲审评议。
所谓单盲，是指评审专家知道作者的个人信息，而作者不知道评审专家的信息的评审形式；双盲是指评审专家和作者相互不知道对方信息的评审形式；三盲是指编辑、评审专家和作者三方之间都不知道对方身份信息的评审形式。
我国的学术期刊最初实行的是单盲评议形式，随着２００２年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工作的意见》（教社政［２００２］１０号）中“有条件的学报，可以逐步实行同行专家的双向匿名审稿制度，切实保证审稿的科学性和公正性”［２］意见的提出，双盲同行评议在我国学术期刊界开始得到有效推广。
有研究表明，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我国科技期刊采用盲审的比例超过９７％，其中单盲评议比例为５３．０２％，双盲比例为４１．３８％［３］。
可见，盲审评议是我国当下学术期刊的主流同行评议形式。
盲审评议旨在通过身份的保密使得评审过程在不掺杂利益的条件下更加公平和客观，也是确保学术交流完整性①的“金标准”［４］，但其在运行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评审专家资格存疑、评审时限不确定、评审意见的合理性存疑甚至评审专家不评审等诸多困境。
分析诸多困境背后的行为动机，针对问题对于我国现行的同行评议进行适当地改进，是笔者研究的重点所在。
一、我国学术期刊同行评议的运行困境探讨我国当下学术期刊同行评议的运行困境，必须首先追本溯源，了解同行评议的历史演变。
同行评议不是学术期刊的首创，起源于１５世纪欧洲专利申请的查新审查。
最早实行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为１６６５年英国皇家学会委派秘书Ｈｅｎｒｙ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编纂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自同行评议产生以来，其对于学术期刊的学术质量的审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改善科研文献的质量”的价值旨归，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如“同行评议只对有根基的思想和体系有利，会扼杀科研创新”等种种非议。
在我国，学术期刊实行的同行评议制度受到我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其运行样态也有所不同。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首次引入匿名同行评议（即“盲审评议”）至今已近３０年。
盲审评议是我国学术期刊当下主流同行评议形式，其存在着天然的优势，即最大限度地保证论文评审的公平、公正，同时也有利于审稿制度的长期有序运转①。
但是，在当今互联网媒体时代，盲审评议在运行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困境，造成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术公正和学术创新。
从匿名评审专家、作者以及编辑三个环节，笔者试对这一问题简析如下：第一，从匿名评审专家的环节来看。
盲审评议运行的好坏直接受限于审稿专家的学术判断。
当前我国的学术期刊，编辑职业化②是其典型特征，编辑职业化的弊端就是编辑对于学科研究前沿等学术信息的把握的缺失，期刊的学术质量主要依赖于同行评审制度的匿名评审专家。
而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新兴学科的不断兴起和交叉学科的出现，评审专家的学术水平往往不能满足稿件评审的客观需要，评审专家的学术权威性受到质疑；更别提匿名评审专家的“学术垄断”等心态作祟，自身业务水平更新不够而肆意“枪毙”创新性评审论文等的情况；再加之“影子专家”［５］等怪相的出现，“学术大咖”忙于跑项目、跑资源，挂名了各种学术期刊的匿名评审专家，审稿时却是“影子”———研究生———在做评审论文等事项；还有就是因为“匿名”评审，时效性成为影响“双向匿名”同行学术评议制度运转的最大现实制约，三五个月不返回审稿意见成为常态等。
上述种种弊端的存在，使得学术期刊的盲审评议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盲审因为缺乏客观性③和透明度，使得专家的评审更多地基于与文章内容本身无关的利益而不是文章的价值本身［６］，从而导致学术评价的失范。
第二，从作者的角度来看。
盲审是为了更好地提高期刊的学术质量，促进学术创新。
可是，由于作者的第一需求是论文刊发，即通过评审，而从理论上来说，作者可以通过不断地试错机制，了解和把握某个特定期刊的某个特定研究领域“评审专家”的审稿偏好和评审态度等信息，从而投其所好，通过盲审，实现“变相作弊”。
另一方面，真正倾向于学术研究的作者期望通过“匿名评审”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而盲审阻断了作者和评审专家的学术交流，客观上无法实现学术观点的创新和突破。
这与盲审评议的设计初衷———评审的公正性和科学性，促进学术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是相悖的。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交流至关重要，没有了思想的碰撞，学术创新无从谈起。
这也是国内社科期刊界编辑更喜欢在学术研讨会现场组稿、约稿的缘由之一，研讨会的最大优势在于思想的现场交锋和激荡，有了创新的思想及通过激辩不断延展的思路，优秀的学术论文就有了自己的“硬核”，这一“硬核”被编辑敏锐地感知到即成为组稿和约稿的选题来源。
第三，从编辑的角度来看。
盲审评议的现实运行核心是期刊编辑，我国的盲审评议的主要形式是单盲和双盲。
在这两种形式下，编辑知晓评审专家和作者的信息，成为了盲审评议的核心操纵人。
编辑负责匿名评审专家库的筛选和组建，了解每个审评专家的学术方向、评审偏好以及评审态度的严谨与否等“内幕信息”，编辑想让哪篇学术论文通过“匿名评审”，只需要有针对地选择一些评审态度不是很严谨、评审偏好与论文的学术习惯相符合以及学术方向大致契合的评审专家即可实现，编辑成为了对期刊文章“负责”的“唯一”的人，所以国内学术期刊界叫“责任编辑”！权力对应着利益，这既造成了学术的不公平和透明度的弱化，也带来了学术寻租。
可见，盲审评议的核心在于通过身份信息的匿名化处理实现学术期刊选稿的客观和公平，但是由于制度设计和运行中三方行为的缺乏监督，从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已威胁到制度设计的初衷———评审的公正性和科学性，而且阻碍了学术创新，因此，解析原因，寻找可能的对策对于我国的学术期刊发展至关重要。
当然，当下的学术期刊，除下同行评议，更多的、更普遍的选稿用稿形式是约请名家名篇。
暂且不讨论约稿组稿的利弊，但是长此以往，笔者认为更不利于学术的传承和创新，因为资源的倾斜有碍于学术新生力量的成长。
因此，解决同行评议制度运行的困境对于我国的学术期刊发展至关重要。
二、运行困境的原因解析：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视角盲审评议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不论是匿名评审专家、编辑还是作者，其个人行为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出现了异化。
关于人的行为异化的根源及其解决方案，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给我们提供了参考。
对于人的行为异化的根源，哈贝马斯认为是由于人的认识兴趣受到技术（工具理性）的宰制导致共同的价值规范缺失，从而使得主体间的交互无法达成共识。
在这里，哈贝马斯提出了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是受到工具理性的宰制而导致的共同的价值规范的缺失，第二是不同主体间的交互的缺失。
在匿名审稿状态下，编辑、评审专家和作者有着各自不同的价值和利益追求，无法融合为共同的价值规范———用思想推动社会进步（出版的使命），每个人在这一机制（技术平台）的运行下想象力枯萎、创造性消失，人们不再想“应该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而只想“如何做”。
不仅如此，在技术平台的宰制下，审稿系统分裂为不同的领域（编辑审稿、专家审稿、作者投稿）。
各个领域相互越界，试图以本领域的规范和价值影响或者统一其他领域，从而达成自己的价值和利益追求，从而导致统一性规范的缺失。
这是编辑、评审专家和作者三方行为异化的根源。
既然行为的异化源于共同的规范的确实和主体间交互的无法完成，那么解决方案的终极目的在于构筑起共同的价值规范，而运行手段只能是对话。
哈贝马斯认为，人们的行为协调应以共同的规范为基础，而共同的规范是由人的统一认识促成的。
实现共同规范的方法是对话，对话是以相互谅解为目的的，而不是以追求自己取得的成果为目的的，抱着这种目的的人，是不会开诚布公地同他的伙伴进行诚实的对话的，是不会同对方进行协调行动的，因此也就无法同对方建立起和谐的关系。
可见，和谐的对话是解决行为异化的关键。
而要实现对话的和谐就需要第三种旨趣，即，解放的旨趣①，它是一种批判宰制、扭曲，以取得自主性的正常沟通的旨趣，它引导主体对自己的社会生活进行反身自问、对原有的思想观念进行反思批判。
以此为基础，哈贝马斯确立了建立在共同规范基础上的交往范式。
在交往范式中，认知主体针对自身以及世界中的实体所采取的客观立场就不再拥有特权。
相反，交往范式奠定了互动参与者的完成行为式立场，互动参与者通过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沟通而把他们的行为协调起来。
“要想就某事达成共识，参与者不仅要理解他们在表述过程中所使用的命题的意义，而且相互之间在没有旁观者的语言共同体中要同时承担起言语者和听众的角色。
”［７］交往范式的转变，就是从一种“客观立场”转变为“互动参与者的完成行为式立场”。
交往范式的转变、视角的相互转换和多维视角保证了生活世界理性的自我反省，同时也达成了主体间的理性共识。
哈贝马斯给出解决人的行为异化的根本方案就是构建一个以解放的旨趣为基础的交往范式来实现主体间的交互沟通，以构筑起共同的价值规范。
盲审评议运行在隔绝主体间的交互性的基础上，起初对于改善学术期刊的学术质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互联网技术越来越发达的背景下，在大数据分析的技术支持下，所有人的行为倾向和偏好都被网络所追踪和记录，在事实上越来越阻碍了学术的创新。
因此，对于盲审评议进行一定程度的革新，增加主体间的交流和沟通势在必行！三、同行评议制度发展的国际借鉴同行评议制度的产生和实施起源于科学家们“维护科研（学术）共同体的信誉”的实践需要，是为“改善科研文献的质量”而不断进行的实践尝试。
学术期刊的同行评议意见最早是不公开的。
促成这一同行评议制度的第一次实质性的创新是１８３１年，英国剑桥大学的Ｗｉｌｌｉａｍ和Ｗｈｅｗｅｌｌ认为就《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中出版的论文的同行评议意见应在学会①新的期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Ｌｏｎｄｏｎ》上发表，目的在于促进科学讨论。
学术期刊的同行评议产生以后，评议专家一般由２—３人组成，而当期刊完全由同行评审专家的审稿结果来确定稿件的采用与否时，一旦评审专家意见截然不同甚至互相矛盾，作者就无从修改。
为此，《ＥＬｉｆｅ》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开始注重同行评审专家和编辑之间的沟通，避免多份互相矛盾的评审报告的出现。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随着科研创新的不断发展，“同行评议只对有根基的思想和体系有利，会扼杀科研创新”，原因在于创新性的学术成果没有同行评议专家，所以科研成果也根本无法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