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单位如何落实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以“互联网+”为依托以“大数据”监管为突破口山东省工商局：孙志奇当前，基层单位面对人员少、任务重的新形势，运用“大数据”来创新服务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服务效率、推进职能到位等方面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016年9月，工商总局《关于新形势下推进监管方式改革创新的意见》中指出，充分利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思维、新技术，提高监管的针对性、有效性。
为探索基层落实事中事后监管的有效路径和方式，省局组织了专题调研，结合调研情况，形成报告如下。
一、基层落实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现状（一）工商队伍仍是市场监管的“主力军”，维护市场秩序的作用和地位没有改变。
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区、县工商（市场监管）局虽然经历了职能划转和机构整合，但是其执法队伍、办公场所、以及执法资源还都以工商为主，甚至执法服装仍沿用工商制服。
工商部门作为市场秩序“守护神”的地位和作用没有改变，工商队伍仍是市场监管的“主力军”。
市场监管是政府的五大职能之一，我国处在经济转型和体制完善关键时期，加强市场监管有利于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市场环境，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基层监管需要加快向“立体化”转变，监管理念亟须突破和扭转。
从调研过程中获取的具体案例来看，单单一起“职业打假人”涉及网络的投诉举报，反映的问题就涉及到了登记监管、商品质量、商标侵权、违法广告、虚假宣传、消费维权等众多方面，几乎涵盖了基层单位的所有职能科室，可以说“互联网+”的深入发展把原来“隔行如隔山”的不同业务科室进行了有机衔接，越来越多的案件反映的是职能交叉、法条竞合等现象，以往“各自为战”的监管理念已不能适应当前落实事中事后监管职责的客观要求。
（三）实施“精准监管”迫在眉睫，基层监管方式改革创新刻不容缓。
从调研情况来看，基层单位的监管方式还是沿用之前的旧模式，对“大数据”“云计算”等新趋势和新技术尚未充分认知、利用。
当前，“互联网+”以摧枯朽之拉势席卷社会经济各个领域，新的交易方式、经营方式不断涌现，要实施有效监管、推进职能到位，就必须要改革传统的监管方式。
2015年，国务院《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政府职能工作方案》中指出，要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化手段，探索实行“互联网+监管”新模式。
因此，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我们应充分运用“大数据”来加强服务和监管，基层监管方式改革创新刻不容缓。
（四）基层对“大数据”监管运用不足，新常态对监管提出新挑战。
我们履职过程中积累了海量的各类市场主体、行政处罚、投诉举报等信息数据，在“大数据”理论尚未成熟之前，这些数据仅仅只是履职过程中的一个个纪录，数据自身存在的价值并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
在座谈中，由于思维定势等因素，基层单位的同志对于“大数据”了解不够深入。
省局在“大数据”监管方面做了一些积极探索和大量工作，但是基层单位在此方面运用不足，成效不大。
随着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新型经营模式借助“互联网+”的东风不断涌现，面对监管新任务的挑战，基层监管人员的“力不从心”极易触发履职“不到位”风险。
二、基层事中事后监管问题分析（一）基层监管力量存在不同程度削弱。
调研发现，体制改革与职能划转后，基层单位队伍年龄结构出现明显断档，极为有限的监管力量与不断膨胀的市场主体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例如，2014年以前，某县局人均监管对象是96家，然而目前，人均监管对象增至217家，监管压力进一步增大。
在职能划转之后，市中局和滕州局均减员在40%以上，使早已“捉襟见肘”的监管力量更是的“雪上加霜”。
放眼全省来看，其他地方基层单位也同样面临着这类情况。
（二）传统监管思路在基层仍根深蒂固。
调研发现，部分基层人员工作和学习热情不高，不愿接触新兴事物。
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但是有的常常以“年龄大了”为由，不愿学，不想干；有的思想状态甚至还停留在收取“两费”阶段，对于新的监管形势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影响了监管责任的落实和良好工作氛围的形成。
(三)联通共享机制仍需不断完善。
“大数据”监管的前提是信息整合、数据共享，否则无法通过数据探究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运行规律。
对内而言，全省系统内部存在多个独立的业务监管平台，各平台之间不能有效进行数据交换、共享，还没有一个“大数据”平台来整合各地分散的相关数据信息；对外来说，省局已经与政多个府部门建立了信息共享机制，但仍然存在“各自为政”问题，政府部门之间信息数据难以自动关联，限制了“大数据”监管的应用效果。
（四）数据准确性和及时性有待提高。
目前，工商（市场监管）部门掌握的部分数据是市场主体自主提交生成的。
有的企业为了逃避税收和监管，在年报时弄虚作假；有的企业由于员工粗心大意而填报错误；有的对企业即时信息没有进行公示，无法展示出市场主体的真实情况，造成数据真实性差、可利用度低，从而影响了基层在运用“大数据”监管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三、“大数据”监管的价值作用与探索实践（一）加强“大数据”平台建设，聚合信息资源，是基层落实事中事后监管的“突破口”。
新形势下，运用“大数据”平台是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的基础保障，是促进职能转变，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有效手段。
我们要借助大数据理论，大胆创新，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积极推进“智能”监管。
同时，对系统内部各业务平台数据进行有机整合，对系统外部政府部门数据和社会数据进行交互融合，充分挖掘和分析数据价值，使“大数据”在监管执法、监测分析及辅助决策领域得到有效应用，让数据“反哺”职能工作，从而不断提高事中事后监管效能。
（二）树立“大数据”监管理念，竞合技术资源，是基层落实事中事后监管的“先手棋”。
201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支持鼓励条件成熟的部门和地区积极探索大数据在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方面的应用。
2015年9月，国务院又发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中指出，“推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加快政府信息平台整合，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2017年底前形成跨部门数据资源共享共用格局。
”我们应以此为契机，采取跳出工商、着眼全局的战略性思维，主动将“大数据”理念运用到落实事中事后服务监管当中。
（三）运用“互联网+”思维，整合人力资源，是基层落实事中事后监管的“着力点”。
互联网与各个领域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基层单位在人力、物力及财力不能迅速得到补充的情况下，要用“互联网+”思维看待正在变化的新形式、新问题，改变基层单位所之间、科室之间、所与所之间以往“各自为政”局面，将有限的监管执法力量进行优化配置，在落实事中事后监管过程中，遇到涉及不同业务科室问题，应当群策群力，集中优势兵力，握紧一个“拳头”出击，形成系统内部团结稳定，对外监管执法有力的良好氛围。
例如，可以在保留原有工商所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把全局管辖区域划为几个工作“协同区域”，每个片区由相邻的几个工商所（市场监管）组成，并确定其中一名所长担任片区总负责人，根据辖区实际情况协同开展工作，有效应对基层人员短缺问题。
通过整合现有执法力量与执法资源配置，能够快速集中优势力量抓好重点工作和紧急任务。
四、“大数据”在基层监管中的具体应用与对策通过调研、座谈和思考，个人认为，对于调研过程中基层部门反映的事中事后监管的实际问题，要不等不靠，顺应“互联网+”的发展趋势，以企业信息归集为基础，以大数据应用为抓手，积极借鉴部分先进地方的经验和做法，努力构建运用“大数据”监管平台，有效破解事中事后监管难题，从而推动工商工作整体不断迈上新台阶。
（一）运用“大数据”监管，破解“僵尸企业”难题。
针对调研过程中基层普遍反映对“失联企业”“僵尸企业”监管困难的问题，建议通过“大数据”平台的运用，克服人工查找的弊端，对“失联”企业通过大数据进行分析、查找，寻找其“蛛丝马迹”，使其“浮出水面”。
对有经营活动的企业，及时掌握其动态状况，并敦促其变更住所、补报年报；对未年报、公示信息有问题的企业，主动通过跨部门合作，限制其经营活动，迫使其主动上门配合工商（市场监管）部门处理其违法违规行为。
（二）运用“大数据”监管，破解“精准执法”难题。
针对调研过程中基层从事监管执法同志反映的对哪些企业进行抽查、如何有针对性的进行重点抽查等问题，可以通过“大数据”平台对行政执法数据归集、分析，对本辖区内的市场主体进行风险评估并赋予一定分值，根据主体分值建立风险指数，再根据行业特点和信用状况等信息进行综合对比分析，筛选排查出对风险度较高的行业企业，从而确定日常重点监管方向，变“粗放检查”为“精准执法”。
（三）运用“大数据”监管，破解“消费维权”难题。
针对基层反映的消费投诉量爆炸式增长、职业打假人“兴风作浪”、基层人员“应接不暇”等问题，建议将受理的投诉举报信息通过“大数据”平台或者“公示系统”向社会进行推送和公示，试点开通企业信用公示系统实名投诉功能，切实发挥信用监管优势与社会舆论监督作用。
同时，运用“大数据”分析消费维权动态，挖掘消费维权数据，找出一定阶段内辖区消费的热点，为消费维权提供精准靶向，提前对相关企业进行约谈，避免侵犯消费者权益案件的发生。
通过对消费热点、消费趋势、消费习惯的分析，引导广大消费者科学消费、理性消费。
（四）运用“大数据”监管，破解“监管痕迹”难题。
通过行政执法监管痕迹留存模块的运用，将原来纸质监管表格数字化，做到监管数据可保留、可查询、可利用。
通过将监管待查企业输入平台系统，平台移动执法终端可以进行路径导航，利用GPS定位功能自动记录执法路线。
监管执法人员在检查过程中拍摄的照片、视频等证据材料，系统可以利用移动网络自动上传至“云平台”服务器进行储存，有效解决监管痕迹留存难题。
（五）运用“大数据”监管，破解“双告知”难题。
针对基层单位反映的履行“双告知”过程中的实际困难，建议通过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的运用，建立健全信息采集、共享和合作应用机制，依托企业信用公示系统，由市一级政府建设信息交换“数据”平台，及时解决政府部门之间信息交换问题。
同时，政府部门可从系统平台自行获取企业名下的相关信息，改变工商部门“人工推送”为由政府有关部门在系统平台“自主认领”，破解在企业注册登记环节的“双告知”难题，为跨部门联合惩戒、加强协同监管打下坚实的基础。
（六）运用“大数据”监管，破解“双随机”难题。
针针对调研时基层局反馈意见比较集中的“双随机”在实际执行中的难题，建议通过“大数据”平台的运用，对基层局辖区内的地理环境、人员配备、业务专长等客观因素进行综合智能分析，集合随机抽查系统合理、灵活、随机选派监管执法人员。
通过“大数据”分析结果，在不违背相关规定和抽查的科学性、有效性和系统性的前提下，可以因地制宜选择局机关内随机、局所之间随机、所与所之间随机，或者某一个工商所内随机等多种多样的方式，选择符合基层工作实际的“双随机”方式，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