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英领事巴富尔和上海道台宫慕九订立《上海地皮章程》，确定将外滩一带作为英国人的居留地，然后不用几年，美租界、法租界便相继设立。

最初，因为中国政府拥有行政司法权，外国人是需要租赁使用居留地内的土地与房屋。

到1854年，英、美、法领事趁“小刀会”起事的混乱局面，擅自成立自治性的市政机关工部局。

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1899年改称为公共租界。

屡经扩张后，上海租界面积达48,000余亩，成为独立于中国制度外的“国中之国”。

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3年夏天，租界才正式取消。

1849年，上海道台麟桂以告示形式同意法租界成立，面积为986亩，当时有9名法国人居住。

“租界”实是法领事敏体尼的发明，此举改变了原来“居留地”的提法，为租界日后成为“国中之国”埋下伏笔。

1862年，法租界脱离了英国人控制的工部局，成立法国人自己的公董局，从此法租界便开始独立行政。

后屡经扩张，到1914年，袁世凯为缉拿革命党人，派员与法领事签订《关于法租界界外马路划分警权协定》，将法租界扩至13,001亩。

至今，上海西南区还保留着“法租界”的独特风貌。

会审公廨是中国政府于1869年依《上海洋泾滨设官会审章程》订立，在英美租界（后称“公共租界”）成立的司法机构。

起初，由上海道委任同知一人为谳员，处理较轻微的案件，但牵涉外国人的案件便须有外国领事会同审理。

后来外国陪审官势力渐大，判决大多以他们的意旨为准，执法权尽为工部局所控制。

1903年至1927年，华人关炯之三任谳员，他敢于与领事团对抗，坚持判决必须公正，其中尤以“黎黄氏案”赢得国人尊敬。

“五卅”运动后，领事团迫于社会上反帝国主义的压力，与江苏省政府签订《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暂行章程》，交还公堂，会审公廨便改为临时法院。

成立于1854年的工部局先后是英租界、英美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市政管理机关（法租界于1862年退出，另立公董局），受外国驻沪领事团和公使管辖，拥有人事、治安、征税、市政管理与建设等多项权力。

工部局的决策机构是董事会，下设若干咨询委员会，从纳税外国人中选出，直至1928年，才开始有华人加入。

工部局执行部门由万国商团、警务、火政、卫生、工务、书信、教育、总办、华文、财务等机构，以及图书馆、乐队等团体组成，还设有法院、监狱等机构。

至1943年租界取消，工部局亦同时结束。

上海西南区的“法租界”气氛浪漫、环境幽美，浓密的梧桐树绿荫掩映着美丽的住宅，是所谓“高尚住宅区”。

但是，这里的豪宅却只有顶级富人才有能力居住。

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法租界开始建造大批新式里弄，这些建有花园的住宅有独立式和复式两种，建筑设计有西班牙式、立体式和日本式等，内部设备齐全，多有热水汀（即热水器）或汽车间。

外墙门窗和阳台栏杆的装饰设计都很讲究，符合城市中上阶层人士的需求。

今天这些里弄大多被列为“优秀近代建筑”而受保护，如上方花园、永嘉新村、新康花园等等，成为一大城市景观。

在公共租界内，治安管理采用英国占领地的模式，如印度模式和新加坡模式。

小刀会起事之后，当局开始雇用西人做巡捕，当中很多是来自印度的英籍锡克人。

他们头包红头布，地位不高，多在街头巡视或者充当门卫，常与车夫摊贩等发生冲突，被上海人称为“红头阿三”。

“安南巡捕”则是1900年法租界公董局采用的“以黄制黄”策略，他们是从越南调来的，人数最多时有600名。

他们也负责马路巡查的任务，对违反规例的人力车辆“撬照会”。

公董局警务处竟硬性规定他们每月最少要“撬照会”30张，这样，上海的车夫便遭殃。

1844年，英商租上海县城北沿黄浦江边一段，开设洋行和领事馆。

几年之后，外滩苏州河
至洋泾滨一带已经“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商贸大盛。

现存外滩最早的建筑是建于1906年的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至1937年中国银行落成，外滩的面貌便形成。

这二十余幢大厦气派宏大，是上海的一道风景线。

二十世纪的上半叶，外滩是金融中心，是财富的象征。

在外滩建筑群中，海关、汇丰银行、沙逊大厦（Sasson House）、中国银行等等，都与上海乃至中国近现代发展史有着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