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城市群经济联系空间研究进展熊剑平刘承良袁俊2012-10-19 21:02:18 来源：《世界地理研究》(沪)2006年1期作者简介：熊剑平/刘承良，湖北大学商学院旅游系，武汉430062/熊剑平/刘承良，湖北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武汉430062/袁俊，武汉航海职业技术学院，武汉430062熊剑平（1964—），男，副教授，主要从事旅游企业管理、区域旅游规划研究。
内容提要：城市群经济联系的复杂性空间规律已经成为城市地理学、区域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点范畴。
现代意义的城市群经济联系空间发展研究始于50年代，城市群体化现象大规模出现，城市化进程迅速发展的时期。
经过二战前的启蒙发展、二战后—60年代的初步发展、70—80年代的丰富深化、90年代的全面发展阶段，50多年来城市群空间研究领域不断深化、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范式不断丰富，呈现多视角、多层次、多尺度，理论与实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体系，研究内容上文章着重对国外大都市区、都市带等城市群经济联系的空间组织与结构研究进行总结，并指出当前研究的热点与焦点。
关键词：城市群经济联系空间组织与结构研究进展地理学领域的复杂性正被认识[1]，其中区域经济联系及其空间结构的复杂性规律研究成为区域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点范畴。
区域经济联系表现为经济实体区域间相互作用和关系，李春芬（1995）提到这种区域联系将是区域地理学研究的近期前沿[2]，而关系经济地理学派（国际主流观点之一）则认为这些经济实体及其相关作用关系所引起的经济地理发展和变化过程应成为研究的中心[3]。
随着城市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显赫地位和作用的凸现，城市体系经济联系更为活跃，呈现出网络化联系特征，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结构、速度、规模向前发展，相关的空间经济联系与地域组织优化研究成为研究最活跃、成果最丰富的部分之一。
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群经济联系空间发展研究始于50年代，城市群体化现象大规模出现，城市化进程迅速发展的时期。
经过二战前的启蒙发展、二战后至60年代的初步发展、70到80年代的丰富深化、90年代的全面发展阶段，50多年来城市群空间研究领域不断深化、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范式不断丰富，呈现多视角、多层次、多尺度，理论与实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体系，研究内容上城市群经济联系空间研究在50年代后大规模出现交叉与重叠，主要集中于城市群经济联系空间结构、空间组织两个方面。
1 城市群经济联系研究的启蒙阶段（1945年前）早期城市体系联系研究主要涉及单个城市—区域间的经济联系，集中于空间组织思想、中心地理论、城市—腹地经济联系方面，为城市群经济联系空间研究奠定基础。
城市与区域联系的功能组织思想主要有“田园城市”（E. Norward, 1898）、“集合城市”与“世界城市（world city）”（P. Geddes, 1915）、“有机疏散”思想（E. Saarinen, 1918）、“卫星城”（R. Unwin, 1922）等，提倡运用城市—区域间的密集联系进行城市规划组织。
随后德国地理学家W. Christaller（1933）、经济学家廖什（1940）创立中心地理论，演绎了城市与城市、城市与腹地市场等级（功能）联系规律，随后M. Jefferson（1939）和G. K. Zipf（1942）分别对城市群体的这种等级规模分布展开进一步理论探讨，后者首次将万有引力定律引入城市体系空间相互作用分析，建立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基础。
此后，许多学者在中心地理论基础上实证探讨城市对其直接腹地经济联系。
一方面利用中心性表示经济联系强度，开展了对城市中心性的定量评价，涉及用批发和零售业[4]、空间流量[5] 来度量中心性。
另一方面，认识到城市对区域的经济联系作用强度存在距离衰减效应，城市与城市影响的边缘地带就可能成为城市间竞争腹地（competitive area），探讨了城市联系的空间竞争[6]。
2 城市群经济联系空间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二战后—1960年代）二战后，地理学研究迅猛发展，50年代末到60年代的“计量革命”极大的推动经济联系相关空间分析理论研究，主要成果有：“增长极”与“增长中心”理论（F. Perroux, 1950; J. Boudeville, 1957）、“空间相互作用理论”（E. L. Ullman, 1957）、“核心—边缘理论”（J. R. Friedmann, 1966）、“空间扩散理论”（T. Hagerstrand, 1968）等，为城市群经济联系研究提供充足的理论依据。
50年代开始，城市体系研究思想产生（O. D. Duncan, 1950）。
50年代末60年代初，运输与信息网络化带动城市体系经济联系的加强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模逐步扩大，城市郊区化与土地扩展明显，大量城市在优区位快速聚集，城市群体化现象大规模出现，主要形成大都市带（J. Gottman, 1959）、大城市群（高野，1959）等几种城市群形态，相关研究侧重于其空间结构与组织方面。
50年代，日本学者狄更生和木内信藏提出城市体系地域分异的三圈层学说，之后许多学者不断延伸与发展建立城市体系的“圈层结构理论”，戈特曼则提出大都市带概念及区域空间组织发展理论，成为城市群空间结构组织理论的核心思想。
60年代，政府对城市的运营管理在欧美国家受到相当重视，城市群空间组织实证研究兴起。
主要成果有J. Gottman（1961）的波士华都市带等六大都市带组织[7]；Donald J. Bogue 和Calvin L. Beale（1961）利用州、标准大都市统计区（SMSA）和县界，考虑大都市影响范围，把美国分为5个省、2个大经济区（major regions）和121个经济亚区（sub-regions）[8]。
他们普遍强调大规模的城镇群体化现象是城市体系经济联系作用与地域空间扩展下的结果，注重其空间形态描述及城市经济区规划组织，但多是经验性的静态空间研究。
3 城市群经济联系研究的快速发展阶段（1970—1980年代）3.1城市群经济联系等级规模结构研究中心地理论提出以后，城市中心等级思想引起相当大的注意。
H. Carter和W. K. Davies（1970）利用居民出行流调查资料，分析了城市群的两种等级水平，一个是大都市带水平（metropolitan）控制整个城市地区，一个是城市水平（city）对邻里地区的控制[9]。
A. Pred（1977）着重分析了城市群的技术等级扩散，认为在大都市层面技术扩散处于较高等级，占据着循环优势[10]。
3.2城市群经济联系的景观形态动态研究70年代后，地理学者开始重视城市群经济联系的复杂性与动态性，纷纷展开城市群空间形态的动态研究。
希腊学者C. A. Doxiadis（1970）大胆预测世界城市群发展将形成连片巨型大都市区（ecumunopolis）[11]。
80年代工业化迅速发展，城市群郊区化扩散中出现相对集聚现象，空间形态由单核心向多核心演化，形成边缘城市（edge city）[12]。
4 城市群经济联系研究的全面发展阶段（1990年代以来）4.1城市群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演变研究比尔•斯科特将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单中心（中心城市为主导的阶段）、多中心（中心城市和郊区相互竞争阶段）和网络化阶段（复杂的相互依赖和相互竞争关系）。
进入信息时代，随着通讯、交通设施的日益发达，城市便有可能采用更松散、更开放的空间结构形态：网络城市、新兴城市[13]、信息城市等。
相应的演变机制研究也受到重视，主要集中于人口、产业等的郊区化、政府调控政策、技术进步、交通运输化等几个方面。
Gustavo Garza（1999）强调了联邦政府的城市体系政策对城市化及城市集聚空间形成的影响[14]。
G. Mulgan 分析了网络通讯技术对城市产业结构、经济联系及地域扩展的促进作用[15]。
Allan D. Wallis（1994）[13]、富田和晓（1995）[16] 则系统的研究了大都市圈的空间结构演化机制及进程。
4.2城市群经济联系发展与交通运输网络结构研究普遍认为交通运输网络与城市群空间网络紧密相关，强调交通运输网络是形成城市群网络系统的物质条件和必要前提，良好的交通连接与国家、区域和全球层次城市群的空间整合有着密切的联系[17]。
主要表现为两种视角：一是分析运输网络发展与城市群发展的积极关系，探讨交通运输网络对城市体系经济联系空间结构的影响。
Se-il Mun（1997）建立了城市群的人口规模、工业结构、贸易水平、土地扩展及房产发展等与城市运网结构间的相互关系模型，强调运网投资带来的城市内部空间集聚特征以及运网发展引起的大幅度城市规模结构空间分异现象[18]。
Kiyoshi Kobayashi（1997）则以高速铁路系统建设为例探讨了快速交通对城市资本、知识交流、城市规模分布、城际间相互作用等空间结构的影响，并建立多因子区际增长模型动态模拟了城市群经济联系发展[19]。
二是通过研究交通运输网络结构揭示城市体系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20]。
Morton EO'Kelly（1998）分析了中心地经济联系的纽带—轴（hub），以美国100组城市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城市航空运网轴—辐网络结构，揭示出城市间经济联系及腹地变化的空间特征[21]。
4.3空间流与城市地域系统空间特征研究区域经济联系表现为经济实体区域间相互作用和关系，在地域空间上体现为各种空间“流”，地区间的这种物质、能量、信息交流通过人口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等形式维持区域系统的活力，其空间分布最直接反映区际经济社会联系特征。
城市地理学家着重利用空间流的变动来分析城市群经济联系的地域演变，进而揭示其发展的空间规律。
T. Bunnell、P. A. Barter和S. Morshidi（2002）在评估了Kuala Lumpur大都市带区信息、技术、运输交流联系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近几十年全球化进程发展过程中的该城市的社会空间扩展演变过程[22]。
而运输地理学家依据运输联系与经济联系的共存关系通过对以交通运输设施为基础进行物质、人口交流产生的相互作用与关系探讨，揭示区域经济联系的空间特征则成为研究的重心。
强调运输联系在区域城市群体相互联系中的意义，主要从流、节点、区位与网络运输地理方面分析了物流与货物分配的空间演变，进而揭示货物运输联系的发展特征[23]。
航线流是能够反映交易流和城市间连通度的少数几个指数之一，航空运输联系强度及网络结构越来越多的成为国家级、世界级城市体系研究的一个重要指标[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