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小说研究一直是汪研的重点。

这也符合汪曾祺的创作实际。

形成了这样几个研究热点:小说的文体风格，艺术渊源及及传统文化底蕴及思想意蕴。

对汪曾祺小说的创作文体风格,大多数人用“淡中有味,飘而不散”,平淡、和谐来概括。

较系统地着手这一工作的李国涛。

他在《文学评论》87年第4期上发表《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一文,从“小说是回忆”、近似随笔、“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三方面结合具体作品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3个支点:回忆、结构、语言进行透彻、精遂的解析。

杨志勇则从叙述方式(包括视角、语言等)的突破、着力于气氛的创造、虚实相生以激发读者的主体创造意识三方面来阐释汪曾祺小说的文体意识,并指出在这几方面汪曾祺的文艺观与西方现代文学(形式学派、接受美学)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共振。

许多研究者都提到汪曾祺小说“散文化”这一特点,“散中有凝”,追求内在的神韵,认为这是对传统小说观念的消解,这是较一致的看法。

许宗华专门对汪曾祺小说“非情节化”作了论述, 具体分析其在情节设置、人事描写上的独特表现。

张洪德则进一步从“对人物作个体凸现或群体描绘”,“运用‘写意’手法展示人物风貌”,“选取独特细节对人物作传神描绘”3方面分析了汪曾祺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散文化技巧。

谈到小说散文化,汪曾祺小说中“气氛即人物”,注重氛围感渲染和酿造,得到了评论界一致认同。

邓嗣明撰文从氛围气这点来探讨汪曾祺小说的艺术品格,认为汪曾祺小说氛围气的出现,关键在于用气氛酿造人物,构成一种情调。

而情调的形成又取决于作家审美理想与相应物象撞击所产生的意绪和情思,所以氛围气的创构就在于他对这种意绪和情思的捕捉和组建;接下他从这一转化的两种形态:一、气氛即人物:审美感受的物质外化;二、小说“散文化”:理想人格美的塑造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抒情审美品格作了深层的剖析,很有创见。

有的从汪小说的叙事风度入手,认为平淡既是其叙事方式、叙事态度,更是汪对待生活和生命的基本态度。

有的则提出其文体意识体现于“叙述方式的突破、着力于气氛的创造和激发读者的主体意识”三方面。

汪小说语言研究又是汪小说文体特色研究这一热点中的热点。

谢锡文,李陀和杜悦分别从3个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观照。

谢将汪小说语言的墨光四射归功于汪对语境的解释功能和制约功能的充分理解和巧妙运用。

李认为汪在现代汉语写作中进行了种种实验,笔下的语言已到写活的境界,并极富创见地指出汪的语言实验在文化政治层面构成了对毛文体的挑战。

杜则从音节、声调、韵律、摹声词等角度揭示汪小说独特的语音美感,并将其置于文学史发展的链条中,认为汪接续了建构语音形象美这一我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

杨学民. 李勇忠.在《从工具论到本体论——论汪曾祺对现代汉语小说语言观的贡献》一文中认为现代汉语小说的语言基本是沿着"言文一致"的方向发展的。

汪曾祺在现代汉语小说语言理论发展史上的意义主要在于,他以本体论小说语言观替代了传统的工具论小说语言观,并提出了以审美为核心,广泛汲取多种语言资源的营养,锻造一种诗化小说语言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

罗譞在《论传统文化对汪曾祺小说创作“母语化”的影响》一文中认为在新时期的“寻根文学”中,汪曾祺的小说给人印象最深的乃是其语言的运思与运作方式上的“母语化”倾向:言说结构自由灵便,省俭笔墨、限制夸饰,随物赋形,含蓄节制、除尽火气,富于活力、灵性与诗性,表现出一种迥然有别“欧化”色彩的、极具“母语”特色的语言风格。

周志强在《作为文人镜像的现代韵白——汪曾祺小说汉语形象分析》一文中分析了汪小说的汉语形象，把其小说语言成为现代韵白。

所谓现代韵白，也就是指汪曾祺小说里面以现代白话生成一种类似于古代汉语的余韵无穷的审美效果的语言。

在汪曾祺的小说里面，现代韵白呈现为一种极其富有魅力的审美形象。

简单地说，可以分为视觉形象、音韵形象、语体形象、文化形象等几个方面。

汪小说文体研究中另一个较为集中的关注点是视角研究。

席建彬的《回归与拯救———论汪曾祺小说的童年视角》指出汪小说以童年视角为叙述策略,力图在童年的回归中拯救沉溺的过去。

肖大勇则认为“温馨恬静的水乡”与“和谐宁静的京城巷闾”是汪最有代表性的两个视角,反映了作者的士人心态和小说创作的内在审美蕴涵。

刘守亮. 江红英.在《童年经验与心理回归——从心理学角度探讨鲁迅和汪曾祺采用童年视角的原因》一文中从心理学的“缺失性经验”和“丰富性经验”入手来探讨鲁迅、汪曾祺在小说创作中采用童年视角的原因。

角度新颖。

也有一些研究者从大处着眼,在整体上研讨汪小说的文体特色。

他们或开辟新视角,如郝爱萍由字思维入手认为作家语言的诗化追求、叙述方式与主体心态和结构即氛围的独到处理构成了汪小说修辞上文体意识的自觉性。

或将其文体特色放入汪个人史,文学史,文化史进行考察。

如熊修雨通过《当代性写作与汪曾祺小说的文体观》,《文如其人———论汪曾祺与其小说文体》,《论汪曾祺小说的文体意义》等一系列文章,全面探讨了汪小说的文体。

他认为:汪“在批判传统小说文体观念的基础上,追求一种自觉的表象的真实”;汪“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小说及其它艺术门类,中外古今文学传统及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在题材、结构、人物塑造和小说语言四方面进行小说文体的创新实践”;汪作中“乡土文化氛围等源于其平生经历,中国传统文化对其濡染和前辈作家对其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夏逸陶从小说文体角度来比较这两师生文体家。

首先,对故乡感情的差异,导致各自语言色调的不同:湘西给沈从文激情和感伤,高邮则赋予汪曾祺和谐温情,沈从文语言淳朴自然单纯,而汪曾祺喜欢在闲适雅致中精雕细琢,语感情调中多了份抚慰与轻松的调侃;其次,叙事视角取决于作家各自的个性心理特征:沈从文的孤独与天真,使得他对湘西采取一种近距离平视,对都市则是鄙视与嘲弄;汪曾祺有通俗抒情诗人的恬淡宽厚,使得他能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欢乐和温馨,贴近地观察生活又从较远距离思索生活,有一种超然与达观。

第三,结构上汪沈走同一方向——散文化,但相比之下,汪曾祺更看重写人物,重文气有画意;最后,从作品体现的不同人生哲学来看,汪沈都有出世与入世矛盾,但呈现形态不同,沈从文体现在爱国者的忧患意识与文学家维护文学独立的要求之间,汪曾祺则在儒家与庄禅之间,这些都反映在对创作的文体追求上。

这样从表层到深层对文体作比较,对我们不无启发。

从资料上看,文体研究日益成为汪研的重心。

文体作为一个由一定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必然折射出作家个人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及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

对文体负载着的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作家的人格内涵的深层结构分析,虽有人开始涉及(如夏逸陶),但显然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完全可以由此来考察汪曾祺小说文体形成的诸多因素,包括创作内部规律(如小说是回忆等) ，结合文体的表层功能与深层功能，从而更全面准确地认识这位道德文化艺术修养极高的文体家。

除了汪小说的文体特色,汪小说的艺术渊源也吸引了众多评论者的关注。

有些研究者致力于对其传统文化渊源的研讨。

孙郁注意到汪小说浸透散文的气息,发现汪小说与古代笔记小说在精神气质和艺术内涵上有惊人的相似性。

,获得研究者较为一致的认同。

同时,有论者还注意到其他传统艺术门类如绘画、戏曲和说唱文学对作家小说创作的影响。

庞守英进一步在思想内容、结构体式及叙述风度等方面探索了汪小说与笔记小说的联系与超越。

李振鹏对汪曾祺小说的民族性作分析,先从结构、表现手法、人物刻划等方面探讨汪曾祺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的承传关系;接下从语言风格上分析“唐宋派”与“桐城派”古文的影响;并从传统戏曲的“写意性”和“没有背景”性来剖析汪曾祺小说又一特色:“气氛即人物”。

柳易江则认为,汪曾祺小说中渗入一种“清高绝俗”的文人画风格,而文人画又是以意境的创造为审美核心的,因此,汪曾祺小说的最大特点便是意境的构造。

文中专门对汪曾祺小说中巧妙运用了中国画中“空白”理论来虚实相生的效果进行独到的阐释。

肖莉.在《汪曾祺小说的主体化意境特征》一文中从汪曾祺小说文体的诗化入手,结合文体的表层功能与深层功能,研究汪曾祺小说文体意境的独特性。

认为其意境有追求真善美，人化自然，虚实相生的特点。

夏元明从汪小说与绘画艺术联系角度进行深入发掘,分析其中融注的文人画创作精神及其体现与成因。

有些研究者则侧重研究汪对中国现代小说传统的借鉴。

李陀认为汪的语言受老舍、赵树理的影响极大。

其他研究者则更关注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对汪的影响。

董瑾认为汪小说继承了京派对自然健康人性的讴歌与呼唤,在风格上却趋于人间化日常化。

柯玲则说汪在“虔诚的文学信仰,冷静的政治观点,不懈的艺术追求上体现了京派本色,而其创作观念的突破,强调审美作用不否定功利性及其创作视野则超越了京派”。

赵顺宏,翟业军把汪作品归入乡土文学流脉，在《流动的风景:汪曾祺小说的一种读法》中认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可分为写实类和抒情类两种基本形态,写实类乡土小说与抒情类乡土小说存在显在的分野,汪曾祺属于后者。

他往往于乡土社会的边缘处入手展现乡土的特征,而描写正在消逝的传统职业是汪曾祺清新、灵动的创作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

也有些研究者对其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作了探索。

解志熙对汪20世纪40年代小说中蕴含的存在主义作了深刻而令人信服的分析。

杨鼎川全面分析了汪所受契诃夫、阿索林、伍尔芙及日本文学等外国现代主义的影响。

游友基则提出汪小说创作呈现出京派与现代派遇合的状态。

对于艺术渊源的探讨,从评论文章来看,着力于开掘其传统渊源,还应值得注意的是汪曾祺学贯而西,“我也曾接受过外国文学影响,包括“意识流”作品的影响,就是现在的某些作品也有外国文学影响的蛛丝马迹”。

这类话,汪曾祺曾多次提及,他要的民族传统是“要能对外来文化的精华兼收并蓄的”,很明显,这一渊源影响研究总体而言这些论述仍有待进一步的深入。

在这方面集中论述的只有解志熙《汪曾祺与存在主义》,杨鼎川《汪曾祺与外国现代主义文学》。

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濡染的作家。

汪曾祺小说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意识一直是评论家们的热点话题。

儒道佛相互渗透是对汪曾祺小说的哲学意识较为一致的看法。

早期研究者大多从小说人物形象分析入手,刘锡诚认为汪曾祺赋予他笔下人物以传统美德,在这些人物相互关系中,突出赞美他们扶危济困,相濡以沫的人道主义精神;季红真进一步分析他笔下的旧知识分子,一方面积极入世、注重实践、有所作为的儒家道德理想,一方面则是消极出世无为清静的道家精神,二者相辅相承,形成他们的人生哲学,因而她认为,汪曾祺受古典哲学意识相互渗透互为因果的整体影响,其中儒道影响很大,而佛家则很小,儒道中又以儒家影响最直接,在一定程度上对老庄又有所批判;儒家的有所为与道家无所为在独立的人格理想这一点统一起来,形成他基本的审美理想和道德尺度。

是早期这方面研究的力作。

杨剑龙也认为“从总体上看,汪曾祺从儒家精神中汲取的主要是贯注其中的原始人道主义精神,从庄禅意识中寻觅的主要是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