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鹦鳓赛锎——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口北京大学历史系林华国教授义和团运动为ＴａＪ＂在山东一度沉寂而在直隶迅猛发展义和团运动兴起时，最引人注目的活动地区是山东。

１９００年初起，山东义和团的活动渐趋沉寂。

而与此同时，直隶义和团却迅猛发展起来。

当时就流行一种说法，义和团起于山东，而大发展则在直隶。

这种说法在史学界长期得到普遍认可。

人们还力求对义和团在直东两省的不同发展趋势作出解释。

实际上，义和团起于山东的说法并不确切。

作为义和团运动发端的第一个标志性事件是１８９８年１０月的赵三多起义。

此次起义开始的地点冠县十八村虽然在行政上属山东冠县管辖，但其地理位置却在直隶境内，是山东在直隶境内的一块“飞地”。

起义队伍的主力是直隶威县地区的义和拳。

起义队伍活动的地点也不限于冠县十八村，而是包括直隶的曲周十八村、南宫十八村以及威县的一些村庄。

因此，确切地应该说义和团是起于直东交界地区①。

赵三多起义刚开始发动，尚未开展大规模斗争，就在官兵压力下解散了大部分队伍。

虽有姚文起率领的一支队伍坚持斗争，但规模太小而且两天后就遭到失败。

因此，这次起义并未引起人们重视。

此后数十年中，国内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记载和论著绝大多数对此次起义只字未提，而比赵三多起义晚一年的发生于山东平原县的朱红灯起义则由于多种原因②而受到人们普遍关注，在很长时期内被人们普遍视为义和团运动开始的标志③。

就义和团内部而言，朱红灯起义后，各地新建立的义和团组织大多仿效朱红灯的队伍，采用了类似神拳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

直隶最早的义和拳组织虽是由梅花拳更名而来，但后来新建的义和拳组织大多仿效朱红灯的神拳，并尊山东义和团为“老团”。

这也使人们对“义和团起山东”之说更加深信不疑。

综上所述，直隶义和拳产生的时间实际上比山东还略早一些。

在朱红灯起义前，直隶义和团组织发展的程度并不比山东差。

但赵三多起义受挫之后的一段ａ－ｊ－问内，直隶义和团的活动比较隐蔽，未发动新的大规模斗争。

在朱红灯起义之后，山东义和团的影响一时远远超过了直隶，山东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人们公认的义和团运动的中心。

但是，自从朱红灯起义失败，袁－ｌ：！ｔ凯取代毓贤任山东巡抚以后，义和团运动在山东不但没有进一步发展，反而渐趋沉寂（直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后才又重新活跃起来）。

为什么会出①路遥主编《义和团运动起源探索》一书摒弃了一般著述中通行的“义和团起山东”的说法，提出“义和拳运动乃发生于‘直东交界’地区”（此书第５页）。

我在《义和团史事考》中，同意这一看法，并作了一些具体考证。

②朱红灯起义持续时间较长，从杠子李庄之役到朱红灯被捕，历时一个多月。

而且，朱红灯等主要领导人被捕后，余部仍坚持斗争。

这次起义过程中曾在森罗殿与一营多清军发生激战，引起震动较大。

事后，平原知县蒋楷被革职，山东巡抚毓贤被调走，也引起人们广泛关注。

不久，蒋楷写了《太平拳匪记事》一书，对此次起义作了较详细的描述，进一步扩大了此次起义的影响。

③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起，人们才普遍把赵三多起义视为义和团运动开端的标志。

现这种状况呢？当时和此后近百年中，人们普遍认为，这是由于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对义和团进行大规模的武力镇压造成的。

反对义和团的学者把袁世凯描绘成血洗义和团、恢复山东秩序的“英雄”。

肯定义和团的学者如范文澜等则把袁世凯描绘为大量屠杀义和团的刽子手。

他们对袁世凯的评价截然相反，但都认定袁世凯杀了大批义和团，而不去认真考察一下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袁世凯一贯坚持对外妥协退让的总方针，坚决反对任何反侵略斗争，更坚决反对义和团运动这种激烈的反侵略斗争。

这是人所共知的。

袁世凯以编练新军起家，手中握有当时清军中最精锐的一支部队——“新建陆军”。

美国公使主张由袁世凯取代毓贤任山东巡抚，是希望他用武力把义和团镇压下去，人们也普遍认为他正是这样做的。

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

袁世凯并不是一个只知滥用武力的一勇之夫，而是一个惯于和善于运用政治谋略的人物。

在凋任山东前，他曾在１８９９年７月４日的一份奏折中谈到对反教会斗争的看法。

他如实地指出，反教会斗争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教民之强横”和“地方官未能持平办理”，致使“良民之激怒愈甚，一旦发作，势同决ＪＩｌ”。

他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选用得力官员“持平”办理民教纠纷，平息民众的怨怒①。

当然，他提出的这个办法纯系不切实际的空谈。

事实上，帝国主义绝不会允许中国官员“持平”办理民教纠纷，清中央政府也绝不敢违抗列强的旨意，支持地方宫“持平”办理民教纠纷。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在这份奏折中把反教会斗争的参加者称为不甘忍受教会欺压的“良民”，并未诬之为“匪徒”，也未提出武力剿办的主张。

袁世凯到任后所实行的政策确实并非以武力镇压为主。

这是因为他受到了来自另一方面的压力。

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出自帝国主义的推荐，他赴任时又带去了清军精锐武卫右军（即袁所编练的“新建陆军”），这很自然地引起了一些人的猜测和疑虑。

一时，朝野上下纷传袁世凯将－ｘ，－Ｊ－义和团大加诛剿。

一些言官纷纷上奏要求清廷降旨加以约束，以免“激成众怒，致生内乱”。

有的还要求另选官员取代袁世凯。

清廷也担心袁世凯“一味操切，以致激成巨祸”。

在袁世凯刚刚接任的短短九天之内，清廷连发三道上谕，一再告诫袁世凯在处理义和团问题时要“慎之又慎”，“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而应“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并警告说：“傥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既不能按帝国主义的愿望对义和团严厉镇压，又必须把义和团斗争压下去。

他费ｌｇ，心机，制定了一套多种手段并用的对付义和团的办法。

在对义和团的基本态度方面，他仍然承认义和团斗争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教民欺压平民而州县地方官被洋人挟制，“抑制良民”，但他着重强调的却是，这种斗争会给清政府带来很多困扰（因为列强会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无益予民，徒病于国”。

他还把进行反教会斗争的义和团诬为“匪徒”，把朱红灯等诬为“匪首”，主张缉拿义和团斗争的首领，解散所有义和团组织。

这与他１８９９年７月的态度有明显的不同，也与毓贤和清廷的态度有所不同（毓贤与清廷的态度是，对义和团要区别对待，只把已经开展斗争的义和团视为“匪”，而把尚未“滋事”的义和团组织称为“拳会”。

毓贤对未“滋事”的“拳会”的态度是不予过问。

清廷虽然主张对“拳会”实行“劝谕解散”，但并不强制解散），而与裕禄有共同之处（即主张将义和团一律解散）。

但在如何解散义和团、制止义和团斗争方面，他的作法又与裕禄有很大不同。

裕禄的作法是，哪里发现有义和团活动，就往哪里派兵镇压、抓捕。

结果是，兵越派越多，直至无兵可派，而义和团活动的区域和规模却越来越大。

袁世凯认为这种作法是行不通的。

他认为，义和团数量多、分布广，而军队数目有限（山东兵力比直隶还要少很多），如果“处处有匪，处处增兵”，“安有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２８页。

如许兵力”？他认为，压制义和团斗争的有效办法不是派兵去逐个消灭一个个义和团组织（这是不可能办到的），而是阻止分散的义和团组织聚集在一起，形成较大的力量。

他的具体作法是，把一部分兵力分布在“冲要之地”（即交通要道）驻扎，将各地义和团分割隔离，阻止其流动、聚集。

在此基础上，再以机动兵力重点ｘ于４，－Ｊ－已经“聚众滋事”的大股义和团。

在对付“聚众滋事”的义和团时，他也不是单纯采用军事进攻的方法，而是以“悬赏购线”（即花钱收买奸细，获取义和团活动的情报，特别是有关义和团首领的情报）、“严缉首要”为主。

他认为“匪首就获，所从自散”。

他对抓获的义和团首领处置十分严酷，规定聚众４０人以上的“首犯”一律“绞立决”。

对义和团普通成员则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一般是勒令解散，遣送回乡而不予惩办，以达到孤立首要人的目的。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附从既解，则匪势自孤”。

他采用上述办法在两个多月内抓捕了义和团“首犯”三十余人，解散了一些已经聚集的义和团队伍，并通过控制交通要道，基本上阻止了义和团进行新的较大规模的聚集，使义和团难以发动新的较大规模的斗争。

在查禁拳厂方面，他虽然把查禁拳厂与“严缉首要”并列，作为扑灭义和团运动的两个主要环节，但他采用的方式却与裕禄的单纯用武力查禁不同。

他深知，义和团遍布于广大农村，植根于普通民众，“兵至即藏，兵去复聚”，单靠有限的兵力四出查禁、抓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在对付“聚众滋事”的大股义和团时，他当然也要动用武力。

但在对付分散在各地农村的义和团时，他主要是采用行政手段调动各级地方官和乡村中士绅、乡团的力量来查禁。

他要求各地地方官责令各村庄的首事庄长“劝导”乡民“不得设厂习拳，聚众滋事”，并令他们出具甘结，保证本庄没有义和团活动。

于是，山东各州县纷纷照办，迫使地主士绅纷纷退出义和团活动，甚至站到义和团对立面，使义和团在乡村的活动受到巨大阻力。

袁世凯还责令各地官府和乡团认真配合军队把义和团斗争压制下去，并严防军队撤走后义和团重新聚集。

他规定，各州县地方官必须“按日”将本境内义和团活动的情况“据实具单禀报”，不许拖延、隐瞒。

他还派人到各地查访，对地方官进行严格监督。

如果地方官对辖区内发生的义和团斗争不能及时镇压又不及时禀报，就严加惩办。

对镇压义和团斗争有“功”的人员则予以重奖。

通过多种手段并用，袁世凯把官、兵、勇、役、士绅、乡团等力量都动员起来，从多方面对义和团进行遏制。

经过两个月左右，山东义和团的活动渐趋沉寂。

１９００年２月２０日，袁世凯宣布：“现在各属拳匪首要已报获多名，胁从日渐解散，地方已渐安靖。

”下令将原规定的每日例行“单报…‘一律停止”，改为有事随时禀报①。

袁世凯下令停止每日例行单报（这是他上任之初严格要求的）这一举动说明，他所说的“地方已渐安靖”并非虚夸之词。

袁世凯在使山东义和团的活动渐趋沉寂的过程中，是否如人们普遍传说的那样屠杀了“不计其数”的拳民呢？这里有两份材料可供参考：（１）１９００年１月１５日，外国传教士致函山东洋务局，指责山东地方当局并未认真镇压义和团，函中说：“各州县未闻拿获一匪。

”袁世凯复函答辩说，自他接任以来（按：袁世凯于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２６日接任）“先后共获匪犯十二名。

马统带等在荏平击毙拒捕匪徒数名，此次抢梨园之匪被口县击毙拒捕匪徒一名，另获一名，尚不在内。

来函云未闻拿获一匪，当系传闻偶谈”②。

这段话的主旨是要强调他在镇压义和团方面所取得的“战果”，对于捕杀义和团的人数自然尽量避免遗漏。

按这里所说的数字，袁世凯上任后的头二十天内，共抓捕义和团１３人，击毙数人。

（２）１９００年３月１４日，即袁世凯宣布“地方已渐安靖”①《筹笔偶存》第１２７一１２８页。

②同上第９６页。

之后又过了将近一个月，他在给下属的一份通令中谈到，他到任以来，“先后报获匪犯王立言等三十余名，讯供拟办，其胁从勒令解散，一概不予深究”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