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管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时下，“中国特色”已经不再是个陌生的概念，它丰富的含义涵盖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

然就实质而言，“中国特色”更是深刻层次的文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诠释。

文化是一种精神，有了文化才有了在此之上衍生的众多现象和科学的分支。

“管理不只是工具、技术、方法，它也是一种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眼光拓展到了中华文明之外的西方文明。

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科学过程中，理性和科学的力量让我们惊讶的同时，也让我们开始在自身传统文化中重新寻找丰富的智力资源。

现代管理也是如此，经历过引进和应用苏联、美国、日本等先进国家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后，逐渐出现了对于自身文化的反思和基于自身文化价值下的管理思想和方法的探寻。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及其在管理思想上的启发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其生存的土地上经过长期发展过程形成和积淀下来的，表现在中华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

源源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是中华民族历史过程中社会实践的智慧积累。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正是在这片沃土上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她的身上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1)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统一性和多样性。

中国自古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众多民族共同生存在一起，文化丰富多彩。

在中央集权下区域文化差异明显，官方文化的大一统并没有抹杀民间地方差异文化的共存。

厚古薄今，重延续轻进步，具有长期连续性。

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治乱交替，往复循环。

一个封建政权代替另一个政权，制度层面限于修补而没有根本突破和改革。

现世主义精神突出。

中国文化重人文轻宗教，讲实用轻思辩，以人伦关系为终极关怀，具有强烈的现世主义精神。

重群体轻个体，重伦理轻自然。

中国传统文化骨子里家庭的概念深厚，但社会概念几乎缺失。

伦理关系受到普遍重视，而个人价值却严重忽视。

重和谐轻效益。

中国古代不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人都重视整个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和发展，注重道德的建立，效益意识淡薄。

2)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特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源上的“末” ，其特点无不透露着中国文化投射的背影。

考察几乎所有的管理思想大体体现在治国、齐家、格物之上，思想家们也试图将其管理理念落实到治国方略、齐家的具体实践中，具有强烈的时代和社会色彩。

“以人为本”思想占主导地位，重视道德建设。

中国古代重视人、人性，重视对人的价值探求。

统治者或具体管理者在管理国家和社会时十分注意对人和人性的塑造，“爱人贵民”，人本思想在社会中有着核心意义。

重农抑商的固国思想明显。

在技术和科学有限的条件下，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统治者及其管理者对于农业的关注远过于商业和手工业，基本上管理的运用都具体到农业生产和发展上。

浓厚的情义价值观。

中国古人倡导“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主张“兼相爱，交相利”。

古代社会看重“理”，有理就要重情重义。

注重“和”而求同的价值尺度。

人与人、自然、社会和谐相处是中国古代乃至今天所追求的目标，“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理想状态。

在判断事物、处理事物时，“和”就是其根本的价值准绳。

“和气生财”就是社会生活的写照。

3) 中国古代主要管理思想比较虽然各个学派在基本思想和具体方式方法上不是完全相同，各有区别，但是基本上都体现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本特点。

二•中国现代管理中的传统文化因素1)官僚制度下的官本位思想在管理者思想中仍占重要成分中国古代就有“学而优则仕”的惯例，作为社会管理者，古代社会主要限于政府从事政府管理和地方管理的官员。

官僚思想、官本位思想是基于封建社会的人才选拔制度上的社会封建等级差别而形成的。

这种思想影响至今，我们现在的管理体制在很多地方仍是官僚制度，虽然我们也在学习西方的管理体制，但与西方的科层制度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

中国现代的官僚制度是由封建社会的皇帝之下的朋党派别演变为代议民主权力下的利益核心主体下的体系网络。

管理者权力来自于民主原则下的公众的赋予，而当权管理者在不同的权力等级不同层次下分别属于不同的枝干体系，从而形成网络。

这对管理的影响是很深刻的，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久而久之使拥有土地所有权的人拥有比掌握技术或贸易商业的人在社会地位上有明显差别。

这使富人阶层在经济上拥有巨大的财富时寻求方向趋向于政治社会地位。

官本位的熏陶使中国人也许并不在乎为官之实而在为管之名。

所谓“红顶商人”也源于经济在权力庇护下其利益保障程度和风险程度与普通商人有天壤之别。

官本位思想使社会人对于管理者角色的认识局限于权力的诉求，而忽视真正管理运行的过程和管理实践的功能的发挥。

同时，中国管理也受到“和”的影响，管理活动中往往各“和”实“同”，奏的是“和”曲却唱“同一首歌”。

在具体决策中，个人无法对抗集体强权，个人影响和行为容易困于集体内部，而组织外部趋于同一个声音。

领导者容易沦落为集体意志的代表而已，从而其行为仅通过象征意义起到表率的形象作用。

2）人际关系在管理活动中凸显作用明显中国社会是个熟人的社会，很多管理也是如此，于是人与人的关系成为了管理的重要方面。

熟人与熟人之间，大多是有着某种血缘、业缘等背景确立的关系，这种背景下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来自于相处或通过相处的人的了解和熟悉，是通过个人在群体中的受到的共鸣度表现出来的。

西方管理也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但西方社会是个陌生人的社会，这种社会形态下人与人的沟通是基于平等、信用下的契约关系，个人在社会中的有以数字或文字方式记录下的信用和关系档案。

而中国社会，人际关系成为正式制度背后的一个纽带在管理活动中发挥作用。

一个人在组织中与上级、同僚、下级关系相处的融洽程度是其在组织中地位的象征。

许多管理者思想先进，能力非凡，却在管理中无法发挥其卓越的才华，个人在管理活动的能力大小很大程度上受到人际关系处理方面上的制约。

同西方活动的外部表现一样，西方发达国家的诚信也是在技术条件下可数字量化说明的档案或其他方式的记录。

公信力对于管理的成败有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会自古就提倡诚信，但中国管理或者说中国人的信用是没有技术因素在其中的，人际关系交往中，讲诚信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品格和道德水平。

个人人格魅力对于管理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是组织的无形资产。

组织的团结和组织中人的力量的凝聚靠的就是有个人道德魅力的领导或领导层通过人之性的微妙张力而作用的结果。

中国人的管理活动，人际关系的力量有时能起到比制度规范与物质奖惩更大的作用，表扬一个人或在团体中认同肯定一个人所起到的示范力量在调动个人和他人积极性上相当有效果。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下意识里成为管理过程中努力营造和被管理者努力追求的方向。

3）隐性规则（潜规则）成为正式制度规则背后的双刃剑中国历代统治者中几乎都设立了幕府，供养一大批幕僚。

这些幕僚在统治者背后起到了左右局面的作用。

幕僚在统治者管理国家和社会中出谋划策，对管理活动的实际效果进行了解，反馈给统治者。

虽然他们不是真正的管理活动的决策、实践者，但他们的智慧似乎贯穿与管理过程之中，甚至有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就代替了决策者，成为管理活动的重要环节。

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的内宫也成了统治者向外“暗示”的窗口，什么事情和看法是不能让大臣知道且不能公开表露的，什么事情和看法是要让大臣知道但不能公开说的，于是就必须有一个途径，既把意思传递出去又不伤面子，这就只有通过身边的内臣。

外面的情况也可以传递进来，自己的意思也能传达下去，一举两得。

但就是这样，作为信息的唯一获得者，收集、传达、分析等角色集于一身，作为管理者的统治者信息出现不对称。

问题从内部产生最容易发现也危害最大。

中国社会在正式制度之后总会有一些隐性规则，这些规则是人人知晓，不言而喻，但并不一定在制度层面得到明确体现。

而且这些规则出现也来自于组织内部，从而向外部拓展的。

比如在古代人才选拔上，统治者和地方管理者真正能做到知人善任的很少，读书人入仕后，升迁录用很大程度上在关系和背景的支持。

普通人很容易看到经常进入人们视野的必将成为实际的权力者或即将成为管理者。

示之——告之——合理之，通过广泛的舆论声势使在一定范围成为公众所知晓的中心角色，然后由合法的程序公开使之合理化，使之必然。

4）人治在某种情况下代替了制治西方管理活动不论是政府组织还是企业组织均是制度建设比较健全的条件下的程序化实施过程，而中国社会的管理活动人的因素在有的时候却代替了制度因素。

西方管理的制度或者规范是人与人之间契约共同决定并高于自然人之上，制度治理最大的特点是对于受约束的任何人都是平等看待的。

中国的管理活动，法律、政策、决定的落实不到位，很大程度上受到领导意志的制约。

人治的思想源于官本位思想，源于传统文化中对于个人权利和地位的忽视，源于产权制度的缺失。

管理者，特别是组织主要的领导者，对于自身的管理权力所得来源不清楚。

位子等于权力，而不知道位子只是组织公共权力的代表行使。

中国管理者容易把自己的管理权力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而不是西方委托——代理的关系。

这样一来，个人权力极易扩张到外部，以至制度约束的无法控制。

制度无法控制人，相反人却容易凌驾于制度之上，成为制度上的利益享有者。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人和人之间的重视远胜过对社会和非家庭组织的重视，道德人的建设使社会倾向于向人和人性的高尚寻求。

自古，有着较强人格魅力和道德水平的统治者或管理实践者受到的评价是很高，在普通民众心里，好的管理就是“修己安人”，就是靠自我道德的树立，是社会模范表率。

个人不容易树立权威，但一旦树立了权威也是很难改变和打破。

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下，人治有其可能并且其建立的管理和治理模式很难被动摇。

制度因人而设，也因人而异，因人而变，人治就极其在某些时候代替制治或使制度成为一张空头支票。

归纳中国管理活动中的传统文化因素，是为了更好的区分西方管理与中国社会的不同，也是为了更好的使中国管理不只是生搬硬套西方管理的技术和方法，更是为了有利发挥传统文化功能在实际管理中的合理运用，使中国管理更适宜中国的政府、企业和社会。

三．探索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现代管理充分认识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深刻把握文化中促进管理发展和进步的因子。

文化是深藏在社会发展底层血液中的力量，并非暴露地呈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现代管理活动，特别是在人的价值日益受到重视的现代民主社会，文化的影响力是不可忽略的。

认识和了解管理活动背后的文化意识的存在，有助于管理的科学和有效。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在人的管理上有着很高的境界，现代西方管理注重理性和科学，注重技术性的因素在管理中的运用，而中国文化中则蕴藏着深刻的管理哲学，比如儒家的“仁、礼”和“德政”，在塑造人和人性上有着丰富的诠释。

如何把握中国文化血脉里天然的管理因子，使其在新时期继续有效于现代管理，是我们要做好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