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再度迁都开京，1400年第二次王子之乱后最终定都汉城，直到1910年被日本吞并。

目录[隐藏]1 政治制度2 行政区划3 政治历史3.1 士祸3.2 宗教3.3 后宫专政4 科学和文化4.1 朝鲜文学4.2 实学派与退溪派5 经济6 其他7 本朝历代君主8 参看9 外部链接[编辑]政治制度李朝的政治结构采用中央集权制。

1469年完成的《经国大典》确立了新的政治制度。

以后虽然官职的名称存废有一定的变动，但是整个李朝时期的官职制度总体上都遵循了《经国大典》的规定。

李朝的官职仿照中国，分为正从九品，由正一品到从九品，共计十八品。

其中，正三品分正三品堂上和正三品堂下。

正一品至正三品堂上，称为堂上官。

正三品堂下到正七品，称为堂下官或参上官。

正七品以下为参下官。

在国王下面，有辅佐机关——议政府，其首领称“领议政”，相当于中国的内阁首辅。

领议政之下为左右议政，与领议政同为正一品。

再下为从一品左右赞成、正二品左右参赞。

再下有舍人等职官。

议政府之下有吏、户、礼、兵、工、刑六曹，相当于中国的六部。

其首长称判书，相当于中国的六部尚书。

检察谏议机构为司宪府和司谏院（两府）。

此外还有承政院，为国王起草旨意。

宗亲、忠勋机构有宗亲府、忠勋府、仪宾（相当于驸马）府、敦宁府等。

国学为成均馆（相当于中国的国子监）。

其他机构有奎章阁、经筵厅、弘文馆、艺文馆等。

史馆称春秋馆。

内廷供奉机构有内医院、尚衣院、司仆寺、内资寺、内赡寺、礼宾寺、济用监、内侍院等。

此外还有宗庙署、社稷署、长兴库、义盈库、冰库、平市署、图画署、惠民署、造纸署、瓦署、归厚署、典狱署、典牲署、掌苑署、司圃署、养贤库等机构。

武职机构有五军营、内三厅、训练院、世子翊卫司、扈卫厅、捕盗厅、镇抚营、管理营、龙虎营等。

首长称大将、中军、使等。

外职分八道，道下为州、府、郡、县。

汉城府判尹为正二品。

四都（开城府、江华府、水原府、广州府）长官称留守，为正、从二品。

地方官职为从二品府尹、正三品堂下大都护府使、牧使、从四品郡守、从五品县令等等。

李朝实行兵将分离制度，无定将、无定卒，类似轮流服役的预备役军队，而非常备军。

武官外职包括兵马节度使、三道水军统御使（均为从二品）、兵马/水军节制使、兵马虞侯、水军虞侯、兵马/水军佥节制使、兵马/水军同佥节制使、兵马万户、水军万户等品级。

中央外派官职有观察使、中军、察访等。

[编辑]行政区划朝鲜历代都把全国分为八道，俗称朝鲜八道。

朝鲜时代的八道如下：篡位的武将勋贵权臣为主的勋旧派，同与儒生和士大夫为主的“士林派”首先发生党争。

燕山君被废黜后，士林派取得了胜利。

士林派随后又不断发生内讧和分裂，包括明宗时期的大尹派和小尹派，以及宣祖时的东人党（岭南学派）和西人党（畿湖学派）。

东人党在政治斗争中得势后又分裂为以李滉（李退溪）为首领的南人派和曹植为首领的北人派。

北人派由于拥立光海君即位而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得势。

朝廷中的北人党又分裂为以李尔瞻为首、主张拥立光海君的大北派，和柳永庆为首、主张拥立嫡子的小北派。

小北派在光海君即位后受到打击，柳永庆被赐死，小北派分裂成清小北和浊小北，而大北派则又分裂成骨北、肉北和中北三派。

南人则分裂为清南和浊南。

西人派在仁祖反正、废黜光海君的政变中得势，又在显宗时期分裂为老论派（元老派）和少论派（少壮派）。

南人派在肃宗时因依附张禧嫔而得势。

总之，李朝的中期和后期，是在混乱而无休止的党争中度过的。

除了两班和士林的党争外，李朝的王位更迭也令人眼花缭乱。

先后发生过第一次王子之乱（太祖退位）、第二次王子之乱（定宗退位）、乙亥靖社（世祖篡位）、中宗反正（废黜燕山君）、仁祖反正（废黜光海君）等多次政治变动。

每一次政变都会带来被成为“士祸”的诛戮和贬斥。

[编辑]宗教在与政治有关的宗教政策方面，由于高丽末年时朱元璋曾批评高丽因为尊释轻儒，会导致亡国，所以朝鲜立国后除了世祖和燕山君等几位国王在位时外，历代国王通常采取崇儒废佛的政策，在国内拆毁佛教寺院。

即使是崇佛的燕山君，他在朝时亦受到大臣的废佛压力。

废佛时，寺院的土地予以没收，并对僧侣征收重税。

与此同时，高丽时期僧院的饮茶传统也被禁止，茶道从此在朝鲜失传，民间则以麦茶作为替代饮料。

在正祖时期，天主教开始传入朝鲜。

在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用朝鲜政府对西洋天文历法和天文仪器感兴趣的机会，同来京的朝鲜使臣交往，传教士的博学多闻、教堂的庄严崇高、基督教教义表述的新奇观念，也随着这些交往传给了朝鲜使臣。

正祖八年（1784年），朝鲜使臣李承薰在北京天主教南堂领洗为天主教徒，教名伯多禄（彼得）。

他回国之后开始了秘密传教活动，朝鲜的天主教徒组织的地下教会、信徒迅速增加。

但是朝鲜的教会属于自发性质，没有经过教会任命的神职人员，教徒为教徒受洗，不符合天主教教义。

由于朝鲜严格禁止西洋人入境，所以北京教区主教决定派遣相貌与朝鲜人相同的中国传教士进入朝鲜。

1791年12月23日，周文谟教士历尽艰辛，潜入朝鲜国境，随即开始了传教活动，入教信徒有两班显贵，也有卑贱的士卒。

朝鲜政府将天主教视为邪教，不断逮捕处决教徒，在得知有中国传教士潜入之后，更是加紧了搜捕，逮捕、拷打教徒。

为了保护广大朝鲜教徒的安全，周文谟决定向朝鲜政府自首，于1801年4月19日在汉城英勇就义。

此案被称作“辛酉邪狱”，众多教徒和进步思想家如李承薰、丁若镛等人被处刑和流放。

朴趾源、朴齐家等与天主教无直接关联的北学论者也被降职、革职。

韩国学者认为，周文谟在朝鲜的活动已经超出了宗教的范畴，通过他的活动，十八世纪末的朝鲜社会在了解和吸收欧洲外来文化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是直到19世纪末开国时为止，李朝的统治者都一直对其采取打击和压迫的政策。

[编辑]后宫专政由于李氏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所以在1896年独立之前，其国王不能自称皇帝。

其配偶相当于中国的皇后，但是称为王妃。

皇太子称为世子，皇太后称为王大妃，太皇太后称为大王大妃。

在王妃之下，还有嫔、淑仪、淑容、贵人这些等级。

按照李朝的传统，年幼的国王在不能亲自处理政务前，由王大妃摄政，称为“垂帘听政”。

成宗、明宗、宪宗、高宗时的王大妃都曾经垂帘。

此外，中宗时的朴敬嫔、肃宗时的张禧嫔都曾经用自身的影响干预朝政。

随着女人掌握政权而来的，是王朝后期的外戚门阀势道政治。

清州韩氏、青松沈氏、安东金氏、丰壤赵氏、骊兴闵氏都是因外戚政治而得势的家族。

[编辑]科学和文化和小说的兴起，促使人民注意社会的种种弊端，鼓励人民参加社会改革。

[编辑]实学派与退溪派李朝采用儒教思想治理国家，忠、孝被认为是最大的美德。

在官方的许可下，一些引退的士大夫和有学问的大学者在家乡建立了书院，并在全国得到推广。

书院享受免税的待遇，并有自己的田产。

但是到王朝末期，书院已经成了儒生发泄对政权不满的地方，因此很多书院被下令关闭。

17世纪以后，李朝社会逐渐衰落，教育陷入停滞，官方教育的主要内容——儒学中的朱熹性理学派脱离了实际生活，陷于空谈。

这时出现了实学派的思想。

新出现的实学派学者认为，人民的生活状况比士大夫所极为珍视的合法性和礼制问题更加重要，“若农民民不聊生，任何国家都无法生存，而即令没有君主，人民却能照样兴旺发达。

”这就是构成实学基础的新潮思想。

肃宗时期的学者柳馨远在他的《蟠溪随录》中提出了下列措施：1.建立一种利益能由大家公平分享的土地制度；2.实行推荐制，代替科举制；3.为所有人确立均等机会；4.改革政府机构；5.采用新学。

片土地的现象，并解放了大批奴婢。

世祖时期，在1466年制定了职田制，田地只授予在职官员，在其去职后由国家收回，以提高国家的税收，防止两班贵族对土地的兼并。

随着开垦荒地和农具的改进，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

货币的机能逐渐提高。

因此，不仅各地商业日益发达，对外贸易也进入正常的轨道。

十七世纪后，私营的手工业场取代了官营的工场，刺激了为出售而生产货物的手工业发展。

商业活动的增加还促进了商业性农业的兴起，而商业性农业的兴起又促使农村生活开始性发生变化。

朝鲜的宫廷用度、百官俸禄都来自田税米谷，此外一切恒常及临时使用之物，如丝绸、药材、马匹、衣料、纸张、菜蔬等等均责之于土贡。

英祖之前的几代国王对此制度进行改革，采取切合实际的政策，允许边远地区将贡物折成米，然后用米纳税，交到附近的港口，称之为贡价米。

在山区允许缴纳土产来代替粮食。

贡价米发到各个衙门手中，由其自行采办所需物资，或者交人承包采购。

承包者即为“贡人”，后来发展成朝鲜商人的主力。

18世纪，朝鲜的国内和国际商业活动量迅速增加，通过经由行会组织扩大的垄断和批发销售，出现了资本积累。

许多从事贸易的商人集中在汉城。

政府核准的商店即领有执照的贡物供应商与街巷小店主之间的传统分野，被融合到一种垄断和批发体制的结构之中。

临时商店的设立原来是为了满足人民在特殊场合（如科举考试、国王出巡和其它全国性大事等）的需求，但是这些店铺在这种场合过去后，仍继续向普通百姓供应食品和杂货。

这些店铺是由小店主在临时搭起的棚屋里经营的，他们不管怎样都依赖批发商。

批发商的价格方针对汉城百姓的生活有着直接影响。

手工匠往往成为个体生产者。

有些人甚至发展成工厂厂主，取得了销售自己产品的垄断特许权。

在一些情况下，仅仅做经营某些商品的批发商比从事物品生产更有得可图。

在商人和手工匠中，借对已获得特许的的商品作少许改进而创立一种新商品来获得特许证，已成为一种风气。

特许证确保垄断和受到政府保护。

朝鲜义州地区所谓的“湾商”垄断了来自京畿道和忠清道的商品贸易，还有一些批发商在全国有着人参销售网。

此时朝鲜人参生产已经从单纯的采集山参和在山间种植人参发展为大规模的参田，并将采摘的人参蒸干加工制成红参，在中国深受欢迎。

到英祖时期，朝鲜和清朝、日本之间的贸易额迅速增长。

其中除了中朝边市贸易的牛、马、盐、铁之外，最重要的是对清朝的人参贸易。

人参贸易又称为八包贸易，每包人参为10斤，朝鲜允许到中国的使团—所谓“燕行”人员—每人携带八包。

后来因朝鲜边民越境采参伤害中国地方官员，朝鲜政府停止人参出口，使团按每斤人参25两白银计算，可以携带2000两白银去中国购买商品。

后来为了防止白银过度外流，又折合成价值2000两白银的朝鲜货物，如皮毛、纸张、海产干货等杂物。

高级官员可以携带一个半八包（3000两白银）的货物。

由于使团内象译官等低级官员资本短缺，于是私商趁虚而入，或贷款给译官，或直接为使团提供包参和包银，从中国购买商品。

他们出售人参和朝鲜其他产品来换取日本的白银、中国的织物、日用杂贸以六十金，而往市倭馆，则价至百六十金，此大利。

故白丝虽累万斤，皆能售之”。

在英祖时期，开城的商人（松商）在人参批发和出口贸易活动中与汉城、义州的同行（京商、湾商）展开激烈的竞争，在日本和中国之间进行三方国际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