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种姓制度的形成佛教的发源地是印度次大陆。

宗教与种姓制度形成了那里的社会基本结构。

那是与中国全然不同的社会结构。

种姓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朔到雅利安人入侵后创立的吠陀文明(约公元前二千年左右)。

早期的吠陀信仰到中期逐渐演变为信仰梵天、毗湿奴、湿婆三大神的婆罗门教，抬高了婆罗门的地位。

种姓制度把人分成五等。

最高等的是婆罗门。

社会分工为教授吠陀经，司祭和接受奉献。

第二等是刹帝力。

社会分工是战士和统治者，享有政治和军事权力，但没有宗教权力。

第三等是吠舍。

社会分工是农人或牧人，生产食物，提供祭品。

第四等是首陀罗。

首陀罗是没有人身自由的，社会分工是提供各种服务。

第五等是贱民。

贱民是没有姓氏的，有姓氏的人如果做了违背教义的大罪也可削夺姓氏沦为贱民。

贱民专门做一些被认为是最下贱的工作。

上面两个是高等种姓，只是在政治和宗教权力上面作了分工。

宗教信仰就象一具无形的枷锁，强化了这种种姓制度。

为了让下等种姓的人无冤无悔地为高等种姓的人服务，婆罗门教提出了一种转世轮回的学说。

这一学说告诉你，你现在受苦买力是应该的，因为你出身在低等种姓家庭。

想出头也很简单，只要你这一辈子服从命运的安排，不违背宗教信仰，那么下一辈子就会投胎到高等种姓家庭。

无论是婆罗门教，佛教还是印度教等，强调因果报应。

如果你虔诚相信宗教，下一辈子就能得到好的报应，投胎到高种姓家庭。

反之则降级。

如果你碰到一个吠陀种姓的人，你告诉他，征召他作战士，也可以享受食物。

他会先摸一下你的额头，如果没发烧的话，他马上会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

因为你说的话是违背常理的。

婆罗门和刹帝力种姓的女人是不能下嫁低等种姓的男人的，而低种姓的女人可以高攀高种姓的男人。

高种姓的男子死后，他的老婆不仅不能改嫁，还要投火自尽殉夫。

如果那女子正好来了“好事”，还被认为不洁，不能马上殉夫。

要等干净后，再全身沐浴，才可以自尽殉夫。

低种姓男子的老婆就没有这种规矩，男子死后是可以改嫁的。

吠陀文化没落后，佛教开始兴起。

那也只是拜的神不一样，对于教义中维持种姓制度的那一套说辞，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

佛教表面上也对种姓制度提出过批评，允许所有种姓的人入教等等，但低等种姓的人的社会地位没有改变，只是刹帝力也分享了波罗门的宗教权力。

这种改变显然是受制于具有政治权力的刹帝力，为刹帝力服务的。

一直到现代，种姓制度的影响因为宗教而固化，没有太大的改变。

其中经历了印度教的复兴，佛教的衰弱，伊斯兰教的加入，英国人的殖民，现代的独立。

现在印度常常把民主挂在嘴上，好象与西方接轨了，就是优秀的社会制度了。

实际上是还是个野蛮的种姓社会。

独立后印度的宪法规定，废除种姓制度，印度宪法第1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因种姓、宗教、出生地而受歧视”;第17条明文规定废除“不可接触制”。

为了保证低种姓人和贱民的教育和求职权力，印度还实施了著名的“保留政策”，不仅在议会两院为他们保留了一定比例的席位，而且在所有政府机构和国营企业中为他们保留高达27%的名额。

另外，还给低种姓出生的学生一定比例的升学名额。

在今天，印度人的身份记录里不再有任何关于种姓的记载。

尽管自印度独立以后，废除了种姓制度，印度宪法文规定不准阶级歧视，但是种姓制度对今天的印度社会特别是印度农村仍然保留着巨大的影响。

种姓层级最高的婆罗门不及人口的4%，却占有七成的司法权及接近半数的国会席次。

就算在天灾时，贱民亦饱受歧视，得不到最基本的援助，同在XX年8月，印度比哈省的阿拉里亚发生水灾，然而由于阿拉里亚为贱民的集中地，灾民得不到地方政府的任何协助，令大量灾民死于水灾当中。

————————————————————曾有人说，不了解种姓制度就谈不上真正了解印度社会。

种姓制度是一种富有印度特色的传统社会制度，起源于公元前1200年。

传统上，印度社会阶层被划为4个等级——婆罗门(僧侣贵族)、刹帝利(军事和行政贵族)、吠舍(商人)和首陀罗(被征服的奴隶)。

在首陀罗之下，印度一直还存在着一个没有种姓的群体———贱民，由于其地位远在前4种种姓之下，因此又被俗称为“第五种姓”。

按照印度教教义，贱民被称为达利特人，意为“不可接触之人”，其他种姓不仅不能与他们交往，连喝水都不能共用一口井。

作为印度社会的最底层，数千年来，贱民的生命财产缺乏基本保障，即使在今天，在印度广大农村乃至一些城市，贱民被高种姓人歧视、打骂、蹂躏甚至杀害的现象仍屡见不鲜。

贱民的生活相对其他种姓而言，总体上十分悲惨，普遍低于贫困线。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印度10亿人口中，贱民人数约为1。

6亿，半数以上居住在农村。

在他们之中，大约2/3的人目不识丁，只有7%的人能喝到洁净的饮用水。

贱民的实际生活究竟如何?记者一直想去实地看看，但没有当地人陪同，想去也不行。

尽管英语是印度官方语言，但由于贱民群体受教育程度很低，尤其居住在农村的贱民几乎没有懂英语的，除非找到当地人当向导，否则一切采访等于抓瞎。

日前，在几位热心的印度朋友陪同下，记者驱车分别走访了哈里亚纳邦的农村以及首都新德里一些外来贱民居住的区域，对现代印度贱民的生活有了一个较为理性的认识。

走进哈里亚纳邦一个名为莎姆戈的农村，那里普通简陋的农舍、牧归的牛群和记者以前经过的其他印度小村的景象并无二致。

像记者这样一个外国人突然光临，自然引来很多大人小孩好奇的目光。

走进村里的一口水井，记者询问了一名顶着瓦罐打水的中年妇女。

她叫昌德·卡巴，皮肤黝黑，是一位贱民。

她向记者抱怨，每天到井边打水，她们往往都是第一个到，却最后一个打到水，因为高种姓的人嫌她们先打水会污染了整个水井。

不仅如此，有些村里人还经常找茬，踢翻她的水罐，对她恶语相加，称如果看到她，一整天都要倒霉。

家里人想去庙里拜神更是不行，因为那是高种姓人才能去的地方，所以只能自己在家里拜。

许多高种姓家的孩子也经常欺负贱民家的孩子，有的贱民甚至还不能在靠近村边的地方建房。

当记者问她有没有想过试图改变这种生活时，她的眼里流露出一丝茫然的目光。

她说，她的爷爷、父母都是这么过的，他们不知道要改变些什么，也许来世会好些。

同村一位出身婆罗门家庭、名叫谢卡尔·杜拉的年轻人告诉记者，他本人对与贱民交往没有什么顾忌，不过家里人经常告诫他，不要与贱民的孩子接触，不要用他们递过来的水和饭菜，否则会让别人瞧不起。

他说，他的祖母是个热心肠的人，经常向本村以及外村前来要饭的贱民施舍一些食物和水，但她从来不会与他们进行身体上的直接接触。

比如给水，祖母只会将水罐举起，从高处倒在贱民的瓦罐里，避免洒在自己身上。

一位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印度学者告诉记者，农村是印度种姓制度最为顽固的堡垒。

在印度广大农村和许多经济落后地区，由于长期封闭，宗教色彩浓厚，加上村社内部结构一直被牢固地保存下来，种姓制度带来的等级差别难以从村民的意识中彻底根除。

在他们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有着“宗教赋予的神圣性”。

同时，由于受教育程度低，不少贱民的视野狭窄，他们中有很多人虽然认为种姓制度不合理，但又认为这种制度如肤色一样难以改变，使得他们只能每天不停地在神像前祈祷，在自我否定中生活，寄希望于来世。

随着现代文明的渗透和印度经济的持续发展，原先许多居住在农村的贱民经不住大城市的诱惑，纷纷携家带口涌入大城市。

但面对“外面世界很精彩”的同时，他们不得不面临更多的无奈。

由于举目无亲，加上大城市本身容量有限，许多在打工潮中涌入新德里、孟买等大城市的贱民，不得不在白天辛苦打工之后，晚上或是露宿街头，或是到城市的一些犄角旮旯里居住。

久而久之，他们居住的地方便形成了印度各大城市里一道无法回避的尴尬景观———贫民窟。

记者曾问过一些国内来印度访问的人以及其他国家的朋友，对印度最大的商业城市孟买印象最深的是什么，答案几乎众口一词：飞机起飞时，孟买机场旁黑压压连绵数十公里的贫民窟群让人触目惊心。

的确，在过去10年中，印度大城市贫民窟的人数呈上升趋势：号称拥有“全亚洲最大贫民窟群”的孟买的贫民窟人数从430万增加到585万，加尔各答从362万增加到431万，新德里从224万增加到326万，另外3个大城市金奈、班加罗尔和海德拉巴贫民窟的人数也都达到了100万左右。

记者日前专门走访了新德里南区的一个贫民窟。

此前了解情况的印度朋友曾提醒记者，要想采访到真实情况，必须要在早上9点以前去，因为9点以后，贫民窟的青壮年几乎都出去了，要么到外面找工作，要么已经上班。

当记者8点50分来到这个不大的贫民窟时，正好碰见一位正准备出去找工作的中年人。

说是中年人，其实一问，这名来自拉贾斯坦邦、名叫拉米什的贱民，实际上只有32岁，但长期艰苦的生活环境已让他过早地衰老，脸上满是皱纹。

拉米什告诉记者，听说首都赚钱多，他从22岁就离开家乡，到新德里打工，与许多老乡一起住在这个贫民窟有近10年了，现在妻子和4个孩子也都在身边。

在他引导下，记者踏过满是垃圾和尘土的小巷，拨开围上来的一群群天真烂漫但衣不蔽体的孩子，进入他们的临时家园。

到处都是一些根本难以遮风挡雨的小土坯房，以及一些用废旧铁皮、油毛毡、塑料布搭成的简陋窝棚，最为醒目的莫过于一座插着彩旗的印度教小神龛了。

在拉米什的房子里，除了一些简单的锅碗瓢盆，就是漫天飞舞的苍蝇和不时蹿来跳去的老鼠。

房外有野狗，也少不了闲散的“神牛”，露天随便搭着衣服、毯子和被单，到处撒满垃圾和渣土，下水道里充满各种秽物……一切的一切难以用笔墨形容。

记者去过巴基斯坦白沙瓦边境的阿富汗难民营，曾为难民营里极其恶劣的生活条件唏嘘不已，如今到此，同样的感慨又涌上心头。

拉米什抱怨，他们这个贫民窟已经15天没有电了，水也经常不够。

在如今动辄40多摄氏度的天气里，不知他们该怎么熬过这漫长的夏天?不过陪同的印度朋友私下说，新德里市政府对这些贫民区原本是供电的，可他们总是不交电费，而且还拼命用电，电力部门不得不狠心拉闸。

究竟谁之过，无从而知。

尽管生活条件很差，拉米什还是对目前的状况较为满意。

他的工作是在别人婚庆期间敲鼓奏乐，手艺是到城里后学的，好时一天总有100多卢比的进账，总比在村里种田强。

而且现在他又有了德里地区的选民证，到大选时，总会有拉选票、承诺要改善他们生活的党派政客前来。

其实，和拉米什这样的贱民居住在一起的还有不少高种姓“打工者”。

他们尽管在当地农村地位较高，但毕竟囊中羞涩。

对他们而言，挣钱是头等问题，是否“沦落”到与贱民同居一隅已不重要。

不可否认，在政府的不断推动下，50多年来，印度在种姓问题上已经有了一定的改善。

印度政府不断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如在政府中为贱民保留23%的公职岗位(有的邦甚至将名额扩大到50%)，在升学录取时对贱民出身的学生给予优惠等。

一些贱民出身的政治人物还频频活跃在国家政坛上，为保护低种姓群体的利益奔走呐喊。

现任总统纳拉亚南、已故人民院(议会下院)议长巴拉约吉就是其中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