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南京的都市规划
发布时间:2009-7-16 10:44:28
张泉
从元朝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带兵攻入集庆，改集庆路为应天府起，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太宗迁都北京止，以此计算，明代帝王在南京苦心经营了六十五年，使南京城的规模，人口和繁华程度超过了以往各代，并与其它都市具有不同特色。
当时南京市区约略可以划分为；手工业区、商业区，官吏富民居住区、风景游乐区等。
手工业区
明初南京城中所居，手工业者占绝大多数。
元末的农民战争把大量工奴变成了较为自由的匠人，明初蓬勃兴盛的农业生产又成为手工业发展的坚实基础。
手工业生产领域中不断产生新行业，产品制作的各个阶段也日益独立，发展成行业。
元代初年还只是“一百二十行，门门都好着衣吃饭”，①而到了明初，已是“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不相通用，仓猝聆之，竟不知为何等语。
”②当时南京单是官办手工业轮班匠人就有六十二行之多，可见盛况之一斑。
手工业区在南京西南，一般为官府指定地点，使“百工各有区肆”。
匠人们按行业分类而居，常以职业称其聚居地为某作坊，如木作坊、织锦坊、鞍辔坊等等。
作坊地点还考虑到客观环境的特点。
染坊多布置在柳叶街、船板巷附近，因为“漂丝必于青溪、东水关、北铜管三水合流之间，其色乌亮”。
⑧染坊排出的污水直接流入长江，江湖上涨时则暂停排水，避免污染城内水源，也比较科学合理。
机织业“多聚于城之西南隅，以地多冈阜，无潮湿之气，丝经不致霉烂也”。
而一些从事需要较大工场和集中管理的官手工业住坐匠户，则居住区多与工场分开，以便管理。
位于江边的龙江船厂，规模宏大，工匠众多，洪武、永乐时，就迁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南直隶滨江府县四百余户工匠来京造船，编为四厢，一厢出船木梭橹索匠，二厢出船木铁缆匠，三厢出髓匠，四厢出棕篷匠。
工场在定淮门外，匠户则集中居住在城内。
商业区
兴旺发达的商业是明初南京繁华的又一重要标志。
明初从商者几乎包括社会各界人士。
因为商业有利可图，所以尽管朝廷批评官员们“窥小利而忘大防”，并且多次命令“官员之家，不得于所部内买卖”，⑤但实际上，开店设肆的官员大有人在，后来甚至连武宗皇帝也开店放债了。
当时南京城从商人员基本上有三类：一是外地商人，他们专职经商，规模都比较大，一般称为“铺行”，当时“京城铺户多非土著”。
⑥铺行多沿官街两侧设置，按类分段。
以后由于各地商贾争赴，甚至把宽广的街道都侵作店铺，以致于政府制定罚规：“凡侵占街巷道路而起盖房屋……者，杖六十，各令复旧”。
⑦
二是本地军、民，匠户，所营规模不大，一般设店或摊，多在居住区内，“铜铁器则在铁作坊，皮市则在笪桥南（皮作坊）……盖国初建立街巷，百工货物买卖各有区肆。
”⑧
三是郊乡农户，以日用食物、燃料等贸易为主，营业地点多集中并有时间性。
这种集中贸易处仍沿古制称为“市”，除聚宝、三山、石城等门外，城内主要集中于镇淮桥西秦淮河两岸，以及大中桥、北门桥、三牌楼等处。
经商人员的居住，本地人当然都自有住房，外地商人则靠租借。
为了解决这些人的居住问题，洪武、永乐年间，政府在城内外先后建了许多官房，称为“廊房”，以供经商、居住，官府收取房租。
仅上新河—带一次就建了数百间廊房。
此外，为了促进流通，同时增加政府收入，明太祖还命工部在三山等门外濒水处建屋，叫做“榻坊”，以供商人中转存货，官府收税。
官吏、富民居住区
有别于工商居住区，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功臣贵戚、文武百官，包括一部分外地迁来的富户。
有两个集中区域，一是沿内秦淮西段，从镇淮桥附近到下浮桥。
两岸多有皇子、皇女、公侯将帅。
另一是北新街南北地带。
洪武年间，官员住宅和部分民宅都由政府按等级统一配给，并规定，功臣住宅周围宽敞者可留宅后空地十丈，左右各五丈，但不许邻宅造园。
其余官宅不许多留空地，超过的退出，不够住的，由政府另外安排子孙住房，因此当时这类居住区密度并不太大。
风景游乐区
明初天下始定，政府着重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对风景游乐项目的建设是比较控制的，但也绝非毫无考虑。
保留了一些老的风景区，园林主几乎都是公侯显宦之属。
明太祖朱元璋就曾详明地说：“至于台榭花囿之作，劳民费财以事游观之乐，朕决不为之。
”⑨他的宫中当然也有苑，但规模不大。
他晚年时也曾想效仿秦汉作上林苑，并划定了地盘，终因财力有限而未能动工。
皇帝尚且如此，其它园林，风景当可想见。
当时城内及周围风景游乐设施主要有三类：
（1）以自然风景为主的公共风景区。
基本上或则依山，或则傍水。
历史上作为传统游览胜地的钟山、玄武湖，建了皇陵、黄册库，成为禁地，致使“游趾不得一错其间，但有延颈送目而已”，只有城西城南诸山，树木参天，百草丛生，寺观错落其间。
从北而南，有狮子山和卢龙观、天妃宫、静海寺，四望山，马鞍山和金陵寺、古林庵、吉祥寺，清凉山和清凉寺，鸡鸣山和鸡鸣寺以及十一座祠庙，城南的聚宝山周围更是集中了数十座庙宇，著名的如报恩寺、天界寺、能仁寺等。
这些地方都能眺望大江风貌，俯瞰全城景色，是当时的主要公共游览区。
（2）私家园林。
多为功臣官僚所有，而功臣之家最多，仅中山王徐达及其子辈就有十处左右，如莫愁湖，与府东院为邻的东园、府第对门的南园、骁骑仓南的西园等等。
明太祖规定功臣之家不许在住宅周围造园，所以当时私家园林多集中在凤凰台、杏花村一带，即今中华门内西南隅。
因为这儿在宋代是教场，元时，集庆路城发展不大，此地仍然稀疏空荡，除了几座寺院，别无它物。
而且这一带低山委水，与闹市区又有内秦淮相隔，为明代的园林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地条件。
（3）具有特殊性质的酒楼。
此种酒楼，分布南京城，是当时南京繁华的一个象征，也是封建制度罪恶的一个标志。
《实录》卷234载，明太祖“以四海内太平，思欲与民偕乐，乃命工部作十楼于江东诸门之外，令民设酒肆其间，接四方宾旅，……既而又增作五楼”，共十五楼。
《洪武京城图志》又载有十六楼之名：江东、鹤鸣、醉仙、集贤、乐民、南市、北市、轻烟、翠柳、梅妍、澹粉、讴歌、鼓腹、来宾、重译、叫佛，其中北市楼建成后即遭焚，未重建，
所以同时存在的仍然只有十五楼。
《秣陵集》记载永乐年间，晏振之“金陵春夕诗”中有“花月春风十四楼”之句，认为不包括南市、北市二楼。
其实南市楼清初犹存，但醉仙楼在洪武末年亦毁于火，十四楼应包括南市而无北市，醉仙两座。
永乐八年（1410年）末，醉仙楼重新建起，⑩因此，如以永乐年间来算，酒楼也应以十五座为准。
酒楼格局大致相同，“每座皆六楹，高基重檐，栋宇宏敞。
”⑾
此外，还有几处富乐院，最大的一处在武定桥东南，即后代所称之旧院，“逶迤颇广，西至院门口，北至钞库街，东与中山东花园一河为界。
”⑿当年明太祖“以（京城）各处将士妓饮生事，尽起妓女赴京入院。
”⒀永乐年间又将“靖难”之战中拥护建文帝的一帮政敌以及他们亲戚的妻女注入籍中，其规模可想而知。
该院对岸即是儒学，隔河相望，实在是对封建伦理道德的绝妙讽刺。
明代南京城市规划建设，是由政府乃至皇帝本人直接掌握的。
追溯渊源，这种规划思想源自春秋时代。
管仲就认为，“四民（士、农、工、商）者，勿使杂处，杂处则言咙，其事易，”⒁即认为如果四种人混居会产生议论杂乱而不安于本业的情况。
因此，“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
”这样，士人们在一起讲求忠、孝、义、顺；工匠们研究材料的生产、产品的适用，质量的好坏；商人们相互了解市场的价格和需求，推敲贱买贵卖的方法；农民们研究四季气候所宜和各种农作技术，便可使“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于是就能“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
”
户籍永远不变，职业世代相传，这正是明初分户类、编黄册的主要目的之一，而南京市区的布局也就是上述管仲思想的再版。
它明显地分为手工业、商业、官吏富民居住、风景游乐等几种不同性质的区域，致使“城之内，民生其间，风尚顿异。
……（商业区内）百货聚焉，其物力客多而主少，市魁咀侩千百嘈哜其中，故其小人多搜攘而浮竟”，而‘世胄宦族之所都居”的区域则是“其人文之在主者多，其物力之在外者侈，游士豪客竞千金裘马之风。
”⒃
这就是明代初期对南京都市规划的情况和规划思想。
注：①《金线池》；②转引自《宋元明经济史稿》第139页；③④《明清间金陵之都市生活》；⑤《明经世文编》；⑥《宛暑杂记》卷+三；⑦《明会典》卷一七二；⑧⒃《客座赘语》；⑨《实录》卷一○一；⑩《明太祖实录》；⑾《正德江宁县志》；⑿《金陵古迹图考》；⒀《国初事迹》；⒁⒂《国语·管仲论世业》。
（摘自《南京史志》198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