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这样一门课——"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技能规范"。
我是政法大学法学院的老师,叫许身健,法学院是我们国内唯一一个研究这门学科的一个机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技能规范这门课在法学界,属于相对来说比较边缘的这样一门课程。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相对而言,这样的一门课,国内的法学界了解的不是非常的多,甚至说在法学界有一定地位的一些教授,对这样一门课程还有一些偏见。
比如说在几年前的时候,清华大学的法学院的院长王晨光、北大法学院的院长朱苏力,还有其他几个在法学界很有地位的几个教授,在法制办上的一场座谈,谈到法学教育的一些基本问题,当时,王晨光提出来,这门课是必须要开的,朱苏力老师对开这样的一门课是持否定的态度,他说道"有些课我是不主张开的,比如说律师职业道德,因为这门课,凭我在美国的经验来看,开这样的一门课,对法科生不但没什么好处,而且有一些坏处,它可以让法科生学会打擦边球(大意)"。
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为什么这样说呢?在美国的法学院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民法、刑法、刑诉法、民诉法这些课程,都是给你的当事人学的,但是只有一门课,就是律师职业道德这门课是给你自己学的。
我们国内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律师职业道德这门课,道德,都是一些非常虚的规范,要诚实、公正,实际上律师职业道德这门课,是一些具体的规则。
这门课的核心,是让律师知道在面临一些道德选择的时候,应该如何选择,它不是虚的,不是非常空泛的,是一些比较实的规则。
这门课在我们国家不受重视可以理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国家律师制度恢复到现在刚刚30年左右,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说过这样一句话:国家兴,法治兴则律师兴。
这有一定的道理。
如果把法律人分成在野的和在朝的,那么在野的法律人指的是律师,在朝的指的是法官、检察官,律师作为在野的法袍和国家公权力是相对的一支力量,可想而知,在国家权力非常集中的时候,律师的作用空间就不大,成为一种摆设。
比如前苏联三次莫斯科审判,那个时候斯大林把列宁的一些战友定成内奸、叛徒,还给所谓的叛徒、内奸装模作样提供了一些辩护,在莫斯科审判时,辩护律师这样说:从我们的内心来讲,根本就不愿意给这些叛徒做辩护,我们是服从伟大领袖斯大林,才愿意给他们做辩护。
从法律角度来讲,当时那个时代辩护律师完全是一种摆设。
中国反右以后,国家权力非常集中,律师失去了生存空间,律师这种职业完全就不存在了,那么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有这样一门课程、规范和研究,这非常正常,在国家权力非常集中时,律师的作用空间不大,实际上,律师和民主政治是相关的,岳成律师事务所的前主任岳成说过很有道理的一句话:律师是民主的象征,律师是法治的象征。
江平说,国家兴、法治兴,则律师兴。
都是有道理的。
我们国家律师制度恢复是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最高人民法院设了一个特别法庭,这个特别法庭在整个庭审过程进行直播,因为向全世界直播,肯定要显示中国民主和法治的恢复,在这个时候,要给世界人来看中国法治发展状况,当时第一次给四人帮这些所谓的主犯提供了辩护律师,当时做辩护律师有现在国内一流的法学家,像张思之。
张思之的出名是给四人帮一个主犯李作鹏做辩护律师,他现在写了很多回忆录,有一个细节大家可能已经忘,在当时做辩护律师,党中央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主犯的想法不清楚,这个时候,张思之带着这样一个任务,会见李作鹏时就摸一摸他的想法,这样的做法跟现在的执业规范背道而驰,也是有问题的,但律师执业的发展从打倒四人帮到现在不过30多年的发展过程,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基本规范同样也是一个发展过程,现在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这样一门课最发达的、研究最透彻的是美国。
现在世界经济上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次贷危机是从美国开始的,美国的经济有问题,但有一点不要忘记,美国的法学教育,美国的法律服务是世界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判断没有任何的问题。
清华大学前些年请了一个香港大学的教授,这个教授写了一本《中国的普通法教育》,在这其中,提出了一个基本结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西方化的过程乃至于一个美国化的过程,在法律服务这方面,美国是一流的。
在座的各位都是律师,大家会很清楚,现在美国所可以动用它很大的力量,在中国很多律师事务所挖人,现在不但中国所面临很大的挑战,连香港、欧洲、日本、韩国等律师事务所都面临美国所强大压力,也就是说,在法律服务市场方面,美国做得最好,在法律教育方面也是。
为什么这样说?中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多多少少都有在美国读书的经历,在国内做法律服务、非诉业务比较好的律师有在美国读书的经历,看整个世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主任都有在美国读过书的经历,美国的法律服务是最好的,也有一流的法学教育。
首先,美国律师协会ABA,对整个的美国法院是有一个评估的,当然美国由于协会作为一种民间组织,它不但对美国的法学教育有很大的影响力,甚至对美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组成都有一些影响。
美国律师协会是针对于培养律师,很多的想法会影响到整个法学教育,美国律师协会有一个机构叫麦卡特,麦卡特小组每年输出一个报告,叫麦卡特报告,这个报告中提出:美国的法学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一个鸿沟。
认为美国的法学院做得还不够,应该提高法律技能的培养和法学价值的培养。
ABA对整个法学教育的影响一方面是强调职业技能,另一方面强调职业价值。
为什么职业价值非常重要呢?总体来说,美国强调职业道德也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不能说没有发展。
大家可以看看,现在美国的ABA推出一个律师执业行为示范规则,美国律师职业道德的范本,虽对美国各个的州在法律上没有什么影响力,但美国的各个州,按照美国律师协会这样一个范本,制定了一些职业道德和规则。
这个范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有一个发展过程。
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是在1970年初,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水门事件”,这个“水门事件”对美国是一个很大冲击,为什么是一个冲击呢?大家都知道,美国在60年代面临一个民选运动,强调平等,约翰逊提出要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要求平等,人们开始怀疑权威,就出现了价值观混乱、嬉皮士,加上越战,对美国整个国家来说是很大的挫折,这个时候,又出现了“水门事件”,“水门事件”对美国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关于“水门事件”话就比较长了,尼克松当时连选连任只是一步之遥,但因早年和肯尼迪竞选时,阴差阳错,并且尼克松对权力过分热衷,以致于他竞选时搞得特别紧张,美国又第一次通过电视直播的方式进行竞选,肯尼迪长得比他又帅,有人缘,又是一种新鲜的面孔,尼克松本身又是一个反共分子,不太符合社会的主流,长相也一般,整个竞选过程中,表现得非常紧张,再加上肯尼迪家族很有钱,差一点点尼克松落败了。
尼克松不是一个好律师,因为他的志向不在于此,他要从政,所以律师做得比较失败,早年的竞选失败给他带来不好的影响,所以,第二年竞选时就出了以损招。
总而言之,尼克松的“水门事件”被钉在耻辱柱上。
这个事对美国的法律界、法律执业刺激非常大,为什么?总统的班底几乎是律师出身。
如果说整个社会、整个公众对这个职业不信任,就会带来很大的问题,说到底会影响你的商业。
我们清除了一些害群之马,就是吊销营业执照,还有其他的一些惩戒,其实这些惩戒本身对律师行业是有利的,但是商业上讲也是有利的。
因为你给整个律师行业,给整个社会是一种非常廉洁、公正的形象。
这对提高它的商业性都是有帮助的。
是有好处的。
所以,法学院学生在三年级时要开一门必修课《司法伦理律师职业道德》。
其他的课程都是给当事人开的,但这门课是给自己开的。
其实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当然他的法治人数量是最多的,美国的法律有多少人?当然它这个律师是广义的,包括执业律师、也包括法官、也包括检察官,当然它的检察官就是我们讲的政府律师,法官出身都是从律师开始的,也包括大学教法律的老师,这有多少人?100万。
美国广义的律师,法律人有100万人,它的执业律师有80万。
像希拉里当选过美国的百佳律师之一,就是100个最好的律师之一。
现在中国的律师有多少人?有13、14万人,其中在北京就占了十分之一。
整体的竞争在北京非常激烈,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这个法律服务开发得不够。
所以100万人,大家不要看数量,中国13、14万律师,大家觉得已经挺多的了,这就相当于牙医一样,你没有这样的一种需求,你没有创造这个需求,80万人。
在美国的纽约一个地方的律师,就超过了中国全国的律师。
为什么特别强调职业道德的问题呢?在美国第一流年轻人读什么样的专业呢?读的是法律,读的是商业。
人家不会读数学、读物理、读化学,西方精英的小孩肯定读的是这样的专业,人家只听说过法治国,没有听说过数学、物理国和化学国,出奖学金,让第三世界的穷国家穷人读这样的课程,但精英专业、精英阶层一定是本国人去读。
精英阶层在他们看来,是一种责任,要对社会承担责任。
美国的法学院有这样一个规则,如果你毕业之后做老师,或者做法律援助,就把你那高昂的学费给免掉,就是为什么说美国的法科生毕业以后,第一件事是想着去律所,找好的律所去赚钱啊,他要还债。
在总体上来讲,它的法学教育要强调一种精英意识。
另外,它背后还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大家看一看,就是说美国实现民主要靠法治,法治要运作,需要人民对它抱有信心,人民要对法治有信心,必须首先对法律人有信心,要让人民信赖法律人,法律人必须在实际和表面上都没有违反伦理之事。
这就是法律伦理的重要性。
有这样的一个逻辑。
如果说,律师不遵守职业规范,坑蒙拐骗,整个法律人的形象就会倒塌,倒塌以后,法律的基础就不存在了,整个国家就岌岌可危。
中心一句话,就是法律职业行为规范,法律职业道德,研究最发达的,理论最发达的是美国,这是一个现实。
这是整个,美国对整个全球的影响非常大,法学教育存在这样一个影响。
这个很正常。
在法学教育上,所有的国家,都受美国的影响,包括欧洲。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的法学教育都有问题,包括美国也有问题,但是其他国家的问题更大,中国的问题最大。
像韩国和日本,他们现在引进了美国法学院的模式,它是通过缩小法科生,它想培养一个有特权的阶层,人数少了以后,大家都有饭吃,像中国在校有40万法科生,这恐怕是举世罕见的。
另外,我们的法学教育有很大问题。
第一,不强调职业技能,第二,也不强调职业价值。
关键的问题是他们没有搞清法学教育培养目标在哪里。
80万的律师,整体上的法律服务市场已经非常细致了,细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在纽约,在美国很多地方,有专门给宠物案件做诉讼的律师。
甚至说做离婚案件,像我们中国没有,我们律师可能都知道,什么都可以接。
我们的专业性不强,什么都可以做。
法学教育目标有两个,又红又专。
专是什么?是职业技能,这个技能是基础的技能。
红是职业道德、价值。
中国这两方面都不讲,在技能方面太差,我们的课程成为显示老师知识渊博的舞台,和学生之间缺少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