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学者介绍乐黛云乐黛云，1931年1月生于贵州，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现任北京大学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顾问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大学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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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老子说的“反者道之动”，道的萌动，总是从回归开始，正如西方文化的发展也往往要回顾和重新参照古希腊和希伯莱一样。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重视差别。

很早就认为“不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

西周末年（约公元前七世纪），伯阳父（史伯）同郑桓公谈论西周末年政局时，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

指出西周将灭，就是因为周王“去和而取同”，去直言进谏的正人，而信与自己苟同的小人。

他第一次区别了“和”与“同”的概念，他说：“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

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 “以他平他”，是以相异和相关为前提的，相异的事物相互协调并进，就能发展；“以同裨同”则是以相同的事物叠加，其结果只能是窒息生机。

齐国的大臣晏婴（卒于公元前500年）进一步解释了伯阳父的思想。

有一次他拜见齐侯时，齐侯对他说：“唯据与我和”。

“据”指的是齐侯侍臣，姓梁，名丘据。

晏婴说：“梁丘据不过是求‘同’而已，哪里谈得上‘和’呢”？齐侯问：“‘和’与‘同’难道还有什么不一样吗”？这引出晏婴的一大篇议论。

他认为“不同”是事物组成和发展的最根本的条件。

例如做菜，油盐酱醋必须“不同”，才能成其为菜肴；音乐，必须有“短长疾徐”、“哀乐刚柔”等等“不同”，才能“相济相成”。

晏婴说，像梁丘据那样的人，你说对，他也说对，你说不对，他也说不对，有什么用呢？此后，“和而不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

因此，孔子（BC.551——BC.479）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不同”是作为做人的根本原则而提出的。

但这里提出的“不同”，并不是互不相关，各种“不同”因素之间，必须有“和”，“和”就是事物之间和谐有益的相互关系。

“和”在中国是一个古字，见于金文和简文。

“和”在古汉语中，作为动词，表示协调不同的人和事并使之均衡（并非融合为一）。

如《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帮”（这里强调的是“万帮”，而不是融为“一帮”）。

古“和”字还有“顺其道而行之”，不过分，得其中道的意思。

如《广韵》：“和，顺也，谐也，不坚不柔也”《新书·道术》：“刚柔得适谓之和，反和为乖”，都是和谐适度的意思。

“和而不同” 原则认为事物虽各有不同，但决不可能脱离相互的关系而孤立存在，“和”的本义就是要探讨诸多不同因素在不同的关系网络中如何共处。

在中国，儒家立论的基础是人和人的关系，道家立论的基础是人和自然的关系，都是在不同的领域内探讨如何和谐共处的问题。

“和”的主要精神就是要协调“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使各个不同事物都能得到新的发展，形成不同的新事物。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

庄子的最高理想是“太和万物”，使世界达到最完满的和谐。

作为儒家核心的道德伦常观念，强调“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义臣忠”等双方面的行为规范，力图找到两者之间关系的和谐和适度。

所以说：“礼之用，和为贵”“礼”是共同遵守的原则和规范，它必须在和谐、适度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

这种在“适度”的基础上，不断开放，不断追求新的和谐和发展的精神，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不尽的思想源泉。

（二）目前，尊重差别，已成为相当多人的共识。

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和作家恩贝托·埃柯(Umberto Eco) 在1999年纪念波洛尼亚大学成立900周年大会的主题讲演中提出，欧洲大陆第三个千年的目标就是“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

他认为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越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互相理解的氛围之中。

特别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思维方式有了很大变化：传统的逻辑学范式表现为主客二分、承认规律、本质和必然性；新起的现象学范式以不确定性为核心、强调主客合一，认为一切事物都会因主体的激情、欲望、意志和观察角度的变动而变动；最近盛行的互动认知(reciprocal cognition)方式，则着重从“他者”的视角来重新认识和发现自我。

例如法国的Francois Jullien 教授认为西方人需要穿越中国才能更好地阅读希腊，“因为我们对希腊思想已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为了了解它，也为了发现它，我们不得不暂时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而中国正是构成这种“外在观点”的最好参照系，因为“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

一些美国汉学家的著作也体现了这种认识论的改变，如安乐哲(Roger Ames)和大卫·霍尔(David Hall)合作的《通过孔子而思》（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等。

由此可见，无论是为了维护一个多元文化的和谐社会，还是为了认知方式本身发展的需要，重视“差异”，坚持“和而不同”原则都是当前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但要真正作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主要障碍来自当前盛行的两种思潮：第一种思潮是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包括普遍主义、新雅各宾主义、新保守主义等；第二种思潮属于后现代主义，包括文化孤立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