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杜甫诗歌的现实意义对比1【摘要】：李白、杜甫的诗歌名传千古，不仅是唐代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也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

从两人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李白关注更多的只是自身的遭遇，他的诗中充满了天马行空的令人无法揣度的想象力；但杜甫关注更多的是广大劳动人民的疾苦，他诗中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

因此，我认为，杜甫的诗歌与李白的相比，具有更现实的意义。

【关键词】：李白杜甫精神财富现实意义唐代诗歌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而李白和杜甫两人的作品则代表了唐代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

要研究唐代社会的现实情况，在历史之外，两人的诗歌也是研究时所必须参考的、无法忽略的重要依据。

没有研究过两人的诗歌，那么对唐代历史的研究可能就是不完整的，得出的结论也很有可能是片面的。

一李白、杜甫简介李白（七零一年——七六二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

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附近），先世于隋末流徙西域，李白即生于中亚碎叶。

（今巴尔喀什湖南面的楚河流域，唐时属安西都户府管辖）。

幼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青莲乡。

他的一生，绝大部分在漫游中度过。

天宝元年（七四二），因道士吴筠的推荐，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

文章风采，名动一时，颇为玄宗所赏识。

后因不能见容于权贵，在京仅三年，就弃官而去，仍然继续他那飘荡四方的流浪生活。

安史之乱发生的第二年，他感愤时艰，曾参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

不幸，永王与肃宗发生了争夺帝位的斗争，兵败之后，李白受牵累，流放夜郎（今贵州境内），途中遇赦。

晚年漂泊东南一带，依当涂县令李阳冰，不久即病卒。

李白的诗以抒情为主。

屈原之后，他第一个真正能够广泛地从当时的民间文艺和秦、汉、魏以来的乐府民歌吸取其丰富营养，集中提高而形成他的独特风貌。

他具有超异寻常的艺术天才和磅礴雄伟的艺术力量。

一切可惊可喜、令人兴奋、发人深思的现象，无不尽归笔底。

杜甫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1]，是屈原之后我国最为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称。

著有《李太白集》。

杜甫（公元七一二——七七零年），汉族，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杜少陵，杜工部等。

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人称“诗圣”。

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

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现巩义市）。

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乃父杜闲。

唐肃宗时，官左拾遗。

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

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

杜甫三十五岁以前读书与游历。

天宝年间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

安史之乱开始，他流亡颠沛，竟为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

乾元二年（七五九），他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

晚年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州二年，出2峡。

漂泊鄂、湘一带，贫病而卒。

杜甫和李白齐名，世称“大李杜”。

韩愈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2]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

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

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

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

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

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

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

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

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

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

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

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

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

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

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

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

有《杜工部集》。

二李白和杜甫诗歌对比李白的诗歌今存990多首。

有大量的政治抒情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非凡的抱负，奔放的激情，豪侠的气概，也集中代表了盛唐诗歌昂扬奋发的典型音调。

李白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多次以大鹏自比，如“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但李白在长安三年失意而归，使他激昂的政治热情，再受到现实的冲撞时，便转化为怀才不遇的悲愤狂歌，从胸中喷涌而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

”李白还以痛快淋漓的饮酒诗，来排遣怀才不遇的忧愁。

《将进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与这种豪放奔涌，无所掩抑的感情气势相适应，李白的诗歌在艺术手法方面的显著特点是：想象神奇，变化无端，结构纵横跳跃，句式长短错落，形成了雄奇飘逸的风格。

诗人终其一生，都在以天真的赤子之心讴歌理想的人生，无论何时何地，总以满腔热情去拥抱整个世界，追求充分地行事、立功和享受，对一切美的事物都有敏锐的感受，把握现实而又不满足于现实，投入生活的急流而又超越苦难的忧患，在高扬亢奋的精神状态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

如果说，理想色彩是盛唐一代诗风的主要特征，那么，李白是以更富于展望的理想歌唱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杜甫一生写下了一千多首诗，其中著名的有《三吏》、《三别》、《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丽人行》、《春望》等。

杜甫诗充分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千古不朽的诗句，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铭记。

“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这是杜甫对祖国无比热爱的充分展示，这一点使他的诗具有很高的人民性。

杜甫的这种爱国热枕，在《春望》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名篇中，也表现得非常充沛。

而在《三吏》、《三别》中，对广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爱国精神的歌颂，更把他那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展现在读者面前。

出自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统治阶级奢侈荒淫的面目和祸国殃民的罪行，必然怀有强烈的憎恨。

这一点在不朽的名篇《兵车行》、《丽人行》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一个伟大爱国者的忧国忧民之情，必然在其它方面也有所表现。

杜甫的一些咏物、写景的诗，甚至那些有关夫妻、兄弟、朋友的抒情诗中，也无不渗透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

总之，杜甫的诗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艺术记录。

杜甫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勇敢、忠实、深刻地反映了极为广泛的社会现实，无论在怎样一种险恶的形势下，他都没有失去信心，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史上，杜甫诗歌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都是难以企及的。

杜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诗人常将自己的主观感受隐藏在客观的描写中，让事物自身去打动读者。

例如《丽人行》中，诗人并没有直接去斥责杨氏兄妹的荒淫，然而从对他们服饰、饮食等方面的具体描述中，作者的爱憎态度已显露无遗。

三时代的不同是影响李、杜诗歌风格和个人思想的最重要因素李白诗歌的最大特点是重视个人价值和重骨气传统，诗歌中充满了对人生的依恋和对祖国大河山川的无限赞美与热爱。

因此，对现实社会的描写反而退而居其次。

李白生活在盛唐时代，当时社会安定，国富民强，人民生活富足，这对李白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李白没有意识到隐藏在巨大的繁荣背后的陷阱。

“盛极必衰，物极必反”乃千古颠扑不破的真理。

一个事物达到了最辉煌的时刻也就是走向衰落死亡的开始。

社会的发展也遵循这样的规律。

从公元710年到762年盛唐其实已经开始从繁华走向衰落，李白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是注意到了繁华的一面而忽略了她的趋势，没有把诗歌的重点放在关注国家、社会、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上，只是以自己为中心，写的也以自己对山川大河的感悟和对人生的热恋最为居多。

因此，研究李白的诗歌，我们得到的更多的是对个人的激励以及对祖国河山的感情，而对当时社会的现实情况，从诗歌中反而得不到太多的信息。

因此，我们说李白的诗歌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是比较巨大的，因为他能唤醒人们对生命的热爱和依恋，教会人们从日常平淡的生活中以及平凡的山川景色中看到不平凡，激发人们在遇到困难时永不服输的斗志，影响人们去改变生活中丑陋的东西，当人们遇到残酷的现实时，也能够进行最激烈的抗争。

也就是说，李白的诗歌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教会人们永远抱着希望，“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应该是李白的诗歌中透露的最能给人以启迪的东西。

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

其人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奉为“诗圣”。

三十五岁以前，从开元19（时20岁）年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

再漫游齐赵。

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

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

三十五至四十四岁期间，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

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

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四十五至四十八岁，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

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

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

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琯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

杜甫始为左拾遗，上疏言房琯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

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四十八至五十八岁之间，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

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

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投，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

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