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心得：恢复性司法理念在生态环境刑事司法中的应用环境保护、污染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生态文明建设注定是一场持久战、攻坚战。

我国正在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并且不断完善生态修复制度。

全国人大通过了“十三五规划纲要”，生态环境保护是其中重要的一篇。

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推进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和积极成效。

环境司法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之一，为生态系统的修复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正确认识生态环境司法的本质特征以及设计生态环境司法的具体程序，并且完善配套相关制度，有助于生态环境司法的开展和深人，有助于保护生态利益，有助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一、生态环境修复性司法的渊源生态环境修复性司法是以环境损害为前提，以环境修复为主要内容和主要目标，对环境损害进行法律救济的新发展，修复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损害环境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两手抓，实现环境修复一环境损害一环境修复的循环发展模式，既不因为环境受损而阻碍经济发展，也不因为经济发展而使生态环境遭受破坏。

环境修复性司法可以对污染的水体、土壤、空气和被破坏的植被、资源以及缺失的生物多样性进行有效修复，保证生态系统恢复到损害之前或者生态保持平衡之际。

也就是说，生态环境修复性司法是一种凡是环境损害发生之处，皆能以环境修复性司法进行救济的法律模式。

生态环境修复性司法程序把生态文明当作最髙价值追求，把和谐社会作为最终价值目标。

现今司法体系中，一旦环境遭到破坏，处罚或惩罚相应而至，人与社会的和谐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由于对人进行处罚和惩罚，从而消减了对环境修复的责任心，导致环境损害加剧，人与自然亦不再和谐—环境修复性司法则恰到好处地避免了此类情况发生。

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引，环境修复性司法更加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双重和谐。

关于“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justiceprogram）的定义，各国学者和法律实务工作者的认识并不一致。

通说认为，恢复性司法是通过一种非对抗的方式解决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的冲突，促使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在内的犯罪主体主动承担法律责任，并对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进行对价性赔偿；旨在将受害者和加害者放在一个更公平的位置上，最大程度地满足被害人基于犯罪侵害而逻辑地产生的经济上、情感上和社会方面的正当而合理的需求，是减少冲突规模，有效支持犯罪者回归、促使被害人相关形态恢复“原状”，从而最大可能的达致修整恢复受损的社会关系。

恢复性司法模式的具体实现形式因国别不同亦有所不同，但是各国适用恢复性司法的目标却是殊途同归。

可见，恢复性司法提供了一条避免法治运作成本不断增长，防止司法正义被无效率拖延的新的进路。

诚然，社会控制不止一种方式，更非严厉的刑罚一种方式。

美国法学家布莱克认为，“法律的社会控制一般有刑罚控制、赔偿控制、治疗控制与和解控制等形式。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若一种社会控制以不同方式同其他控制方式结合，往往会提高整体的控制成效”。

恢复性司法，作为一项刑事司法领域的革新运动，发端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美，源于上世纪60年代少年司法系统内，被害人和加害者之间的调解程序。

有学者考证，世界上第一个恢复性司法案例，发生在1974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基切纳市（Kitchener），建立了被害人与加害者的和解计划(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Program，简称VORP)，意在通过专门组织的工作，促使受害人和犯罪者之间建立对话关系，使加害者承担应有的责任，修复双方乃至各方业已受损的社会关系。

1978年，美国印第安那州的厄克哈特(Elkhart)也建立了被害者与加害者之间的和解计划。

时至70年代末，加拿大和美国共出现了十几个类似项目。

到20世纪90年代，恢复性司法已在西欧国家、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拉美的巴西、智利、阿根廷，亚洲的新加坡、大洋州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数十个国家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应用。

据估计，至20世纪90年代末，欧洲共出现了500多个恢复性司法计划，北美的恢复性司法计划也达300多个，世界范围内的恢复性司法项目或计划则达1000多个。

200X年7月，由英国内政部长、上议院大法官及总检察长在呈报给议会的司法改革报告《所有人的正义》中提出，应“扩大运用司法矫正计划，让罪犯能与被害人(如被害人愿意)、社会代表和其他人士会面，一起解决如何处理犯罪的后遗症，给罪犯重生的希望。

这样做有助于通过被害人使罪犯明白其罪行的后果，促使罪犯为其罪行做出补偿。

”1998年欧洲理事会通过的《刑法保护环境公约》第8条就规定，“缔约方可以在任何时候向欧洲理事会递交一份声明，宣称其根据本条之如下规定实施环境的恢复:a主管部门可以要求与本公约规定的相关的环境的恢复，此种要求可以附加某些条件;b环境恢复的要求没有得到遵从时，主管部门可以依照国内法，以违背要求的人承担费用的方式代为执行该要求，也可以处以其他刑罚来代替费用”。

1999年7月28日，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题为“制定和实施刑事司法调解和恢复性司法措施”的第1999/26号决议中，提议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考虑是否应制定联合国在调解和恢复性司法领域的标准。

200X年4月10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第十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期间，曾就恢复性司法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犯罪与司法:迎接21世纪的挑战的维也纳宣言》。

该宣言第27段规定:“我们决定为支助犯罪受害者而酌情实施国家、区域和国际行动计划，包括调解和恢复性司法机制，并确定以200X年作为目标年份，各国在此年份以前，须重新审查其与之有关的做法，进一步发展受害者支助服务……。

”200X年4月《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以下简称《基本原则》)在维也纳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11届会议上获通过，该决议草案将有待经社理事会进一步审议通过。

《基本原则》决议草案是迄今为止对于恢复性司法作出系统规定的第一个国际文件，系统阐述了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在恢复性司法问题上的立场。

恢复性司法重点关注对受损生态环境的修复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修复，其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具体应用，顺应国际生态环境保护和刑罚演变趋势。

在一些国家，恢复性司法已经进入刑事司法的主流渠道，甚至被有的学者奉为“现行刑事司法的全功能替代模式”。

1997年1月1日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6章有关环境犯罪及处罚的规定中普遍规定了一种不剥夺自由的劳动改造的刑罚手段。

关于环境犯罪普遍规定的这种所谓不剥夺自由的劳动改造，就是责令犯罪人用自己的劳动去恢复被损害的环境。

巴西于1998年12月12日通过了专门的环境犯罪法，其中第9条规定社区服务包括指令被判刑人在公共花园、公园和保护区域从事无偿劳动，以此补偿被破坏的环境。

我国XX地区的“环境刑法”规定了公开悔过、责令补救、限制活动、限期治理和勒令停产或解散等恢复性措施，XX“水污染防治法”第51条规定，违反第31条第1项规定者，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罚金，并通知限期改善，届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连续处罚;情节重大者，得命其停止贮存或停工、停业，必要时，并得勒令歇业。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水污染管制条例》及《废物处置条例》就规定有刑罚补救性措施，前者规定被定罪者有修补受损害的责任，后者则要相关的被定罪者承担非法禁止固体废物的处理责任。

这些都属于刑罚补救性措施，都是恢复性司法理念在环境犯罪与治理中的应用。

二、我国生态领域恢复性司法的实践近年来，针对盗伐、滥伐等涉林刑事犯罪案件，司法机关积极探索开展恢复性司法工作，在打击犯罪的同时，推行“补植复绿、恢复生态”新举措，服务生态文明建设。

我国对生态犯罪采用恢复性司法的模式进行处罚，正在进行尝试阶段。

有不少地区和法院进行相关的试点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从200X年起至201X 年3月全国各级法院设立了382个环境资源审判庭、合议庭、巡回法庭等。

在多样化的环保法庭审判模式中，环境保护审判庭是我国各地法院设立环保法庭的通行模式，这种审判方式采用起来比较容易，只要得到当地党委和政府的支持，在法院内部进行相应的业务调整后，便可以很快实现过渡，发挥作用。

例如:XX市生态保护“两庭”中的XX市环保审判庭从提出到机构、人员编制，法庭选址、装修，办公设备、车辆的买卖，最后到挂牌成立，只用了68天，且“两庭”在成立后的半年内，就受理各类环保案件45件，审结37件。

XX省XX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XX省法院系统设立的首个环保审判庭，积极探索推行环保案件民事、行政、刑事的“三审合一”体制，自成立以来截止201X年12月审理涉及非法跨界倾倒污染废物、土壤污染、破坏植被林木等环境资源类案件58件。

在司法上通过设置专门的环境审判组织实现环境问题的解决，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已经成为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

就我国目前的生态犯罪刑事司法状况来看，对生态犯罪判处主刑的多，附加刑则一般为罚金，其他非刑罚措施运用的较少。

蒋兰香所著《环境犯罪基本理论研究》中“以祝铭山主编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所收集的环境犯罪案件为基础进行了一个实证分析。

该书共甄选环境犯罪案件26个，从各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的情况看，24个自然人犯罪案件都对犯罪人判处了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刑罚，2个单位犯罪案件的判决结果为对单位直接判处了罚金，对自然人也判处了有期徒刑的刑罚。

26个环境犯罪案件中，有22个案件的被告人都被判处了罚金，有8个案件的被告人被判处了缓刑，有3个案件判处了赔偿经济损失，有1个案件判处了植树造林的辅助措施。

从以上数据可见，我国司法实践对环境犯罪的判决比较注重自由刑和罚金刑，缓刑也运用较多，但刑罚辅助性措施判决得并不多。

”以全国第一个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XX省为例，其生态恢复性裁判模式是在破坏林业资源刑事案件发生后，促成被告人与林权受害人达成刑事和解，签订补植复绿协议，并由法院确认，发出补植管护令，责令被告人对所破坏的林业资源进行补种和管护。

国内在生态环境领域开创恢复性司法模式先河的是林业大省XX。

1988年，尚志苇河林区法院在审理一起盗伐林木案件时，鉴于被告人张某犯罪情节较轻，且家中没有其他劳动力，决定对其判处缓刑，并判令其补植5亩“赔偿林”。

当年春节，张某补植了6亩，并经过3年的扶育、管护，林木成活率达95%。

目前，不单是黑龙江，包括XX、XX、XX、XX等地的司法机关都陆续把恢复性司法理念引入生态环境案件。

根据新闻报道，恢复性司法模式破解了以往服刑人员复归社会难、被毁山林仍是荒山、林权受害人得不到救济的“一判三输”难题，达到了“挽救一个人、教育一群人、恢复一片绿”的“一判三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