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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没落贵族的傲娇与无奈

中国文化地图:天津——没落贵族的傲娇与无奈天津人爱家乡,一提家乡就拍着胸脯说:“咱们天津卫呀,可是一方宝地。

”天津风水好,位于“九河下梢”,发韧于漕运、盐业,在陆路不发达的过去,它早已是八方民众汇聚的地方了。

鸦片战争后天津开埠,“洋务运动”时天津是近代工商业的实验基地。

在世纪之处,天津比香港、北京好,那时香港不过是个小渔村。

北京满地土路,在天津租借地,已修成了沥青马路。

作为全国最早开放的城市,它曾是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劝业场的出现,大批带有舶来痕迹的超级市场在天津出现,如惠中饭店、交通饭店等,这些商场商品琳琅满目,集购物、饮食、住宿、娱乐于一体,这种形式在当时西方也是刚刚流行,国内大多数城市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风起云涌的效仿。

从此可见天津历史上天津最“牛”的时候,国内绝大多数城市的现代文明还处于“穿开裆裤”的幼稚阶段呢。

清末开埠之后,天津出现了九国租界,各租界国在天津大兴土木,现在解放路当时是“天津的华尔街”。

众多银行、洋行(如英国的汇丰、麦加利;美国的花旗、大通、运通等;日本的横滨正金;俄国的华俄道胜、远东;法国的东方汇里;德国的华比等)在此办公,在19世纪末出现了华资银行,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已初步形成了以天津和各地的银行、银号和钱庄组成的近代金融流通系统,由于天津面对世界市场,对外贸易繁荣,工商业发达,金融市场比较完备,又有迅捷的近代化交通和通讯,因此在这个金融流通系统中占据主导作用,在天津与腹地的金融流通中当之无愧为华北和西北地区的金融中心。

近代史看天津,在现今的五大道(成都道、重庆道、常德道、大理道、睦南道及马场道)。

我们徜徉其间仍可以看到风格各异的小洋楼,令人目不暇接,仿佛到了“万国博览会”。

这些小洋楼有的为洋人建造,有的是下野的军阀建起来的,张勋、徐世昌、孙传芳就是在英租界建立永久性公馆,再就是一些满清遗老遗少在此购置房产避祸,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皇宫后就躲到天津,先后“张园”、静园”,而且也是在这被接到东北,从此过起了“傀儡”生活。

现在的这些小洋楼被政府修葺一心,有的被征为公用,有的被改为“餐厅”、“西餐厅”、“茶艺馆”,其中张学良故居曾被改为“少帅酒楼”,现停业整顿;著名戏曲家马连良的故居成了“能吃的博物馆”(粤唯鲜酒家);在我看来最得偿所用的是梁启超故居(饮冰室)被建成“梁启超”纪念馆。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海河边的一幢德式别墅,据说曾有德国后人想要索要回去,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另一方面他不能将这别墅运回德国,可它也不能永远地做一个派出所呀。

天津报业的荣光天津最早的画报叫《醒俗画报》是份石印画报。

旧日的天津,是中国的新闻舆论中心。

“以唤醒国民、校正陋俗为宗旨。

录事概用图说,以期人人易知易解。

”曾几何时,民国的四大报纸《大公报》、《益世报》、《申报》、《民国日报》就有半壁江山落户津门。

尤其二、三十年代到达顶峰。

当时与《大公报》比肩齐名的《益世报》,作为津门报业的双子星座,都在近代新闻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大公报》是一间民间报纸,大公报是迄今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民国时期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

《益世报》,因其立论公正、秉笔直书、颇能反映民间疾苦的办报旨趣,成为民国乱世的激越清流。

《北洋画报》天津有史以来最好的画报,北方画报的代表,南方则有名声斐然的上海《良友》。

它的内容涉时事、美术、科学、戏剧、电影等方面,画报印刷精美,蓝黑色调。

画报印刷精美,内容异彩纷呈。

甫一问世后,成为天津乃至华北地区热销画报,之后的《天津商报画刊》《中华画报》等,在编辑版式设计上无不竞相模仿。

另外还有像《天津画报》内容和形式基本模仿《醒俗画报》,以图画为主,反映当时社会生活及市井民情。

不少内容调侃中透着犀利,抨击时弊,针砭官场。

电影、戏剧专刊《银幕舞台画报》、纯艺术类刊物《玲珑画报》、诞生于南开中学的民国第一校园画刊《青春画报》、报道天津的警务治安工作的行业期刊《公安画报》、反映娼妓、舞女、女招待的生活内容的《风月画报》、如今可作为明清史料研究的《三三画报》、辑录梨园曲目、堪为民国曲艺重要史料的《游艺画刊》,凡此种种,构成天津报业当时璀璨的光景。

话剧摇篮在天津在中国话剧史上,天津地位不可磨灭,说它是中国话剧的摇篮,当之无愧。

李叔同是早期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1905年他赴日留学与曾孝谷等人创办春柳社并参加票戏实践,春柳社源自西方戏剧实践,促成了中国话剧的诞生。

也是将西洋话剧介绍到国内的第一个团体。

其中的骨干李叔同成功扮演了《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和《黑奴吁天录》的爱米柳夫人等女性角色。

1908年5月话剧先驱王钟声率领上海春阳社北上天津,演出按照晚清实事剧《张汶祥刺马》和根据英国小说改编的《迦茵小传》等一批新剧。

让看惯传统戏曲的观众觉得“它不像演戏,更像真的生活故事”,从而引起人们对新剧的兴趣。

后来王钟声及其演员再次来津演出演新剧。

北马路大观茶园吁请王钟声与其合作,创建天津新舞台有限公司,把大观茶园建成演剧场所。

王钟声等话剧先驱的演出,大力推动了早期话剧在天津的发展。

在此前此后严修、张伯苓、张彭春等一批教育家和新文化运动先驱者,都对话剧在天津做了不少贡献,严修很早就编写过话剧本《箴膏起废》,与其子侄严智崇、严智怡一起在自己的家里表演。

张伯苓建立南开中学,在他倡导下南开社团如雨后春笋,南开的剧团尤其有名。

他提倡新剧的动因,主要是1908年去美国、欧洲考察所得的感悟。

他回国后着手编写具有针砭现实特征的新剧《用非所学》,还在其间饰演主要角色。

周恩来是南开新剧团的第一批会员,曾参加演出《一元钱》、《恩怨缘》等剧。

新剧团在1916年到了新阶段,张伯苓胞弟张彭春从美国留学回津,张彭春是最早到国外学习欧美现代戏剧理论的学者,他负责新剧团期间,直接、系统地把西方戏剧理论和编导艺术介绍过来,使南开新剧团独具特色。

他还指导排演了其在美国创作的写实剧《醒》比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谓“第一部话剧剧本”《终生大事》(胡适1919年发表),早了3年,比1924年上海戏剧协社排演的《少奶奶的扇子》(洪深根据王尔德剧作编译)还要早八年。

南开新剧社还排演了《娜拉》(易卜生)、《悭吝人》(莫里哀)、《求婚》(契诃夫)等世界著名话剧。

当时有个学生万家宝、在京剧《南天门》反串、排演《国民公敌》让他扮女主角,后来排《娜拉》,万家宝将女主角演活了,以假乱真。

张彭春将一套珍贵的英文版《易卜生全集》送他,此人就是后来的剧作家曹禺。

曹禺的《雷雨》虽然常被误解为诞生于上海,实则诞生于天津。

在南开二三十年代文风甚炽、学生们写小说、写戏、搞翻译、当编辑、演话剧,无拘无束地释放其价值追求,像章方叙(靳以)、查良铮(穆旦)、金德麟(金焰)、周汝昌、端木蕻良、韦君宜、黄宗江等人都是在南开起步走上文艺之路。

此外话剧导演黄佐临也曾就学南开,赴英国明翰大学留学,在校期间创作处女作短剧《东西》和《中国茶》,受到戏剧大师萧伯纳的赞赏,回国后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

还有北京人艺建国后的两大导演焦菊隐、林兆华都是道地的天津人。

京津画派与天津曾有一种主张,天津“刘奎龄画派”与上海画派、岭南画派构成近代美术的新潮流,可是在画史上并没有“天津画派”之说,只是作为“京津画派”的分支存在。

刘奎龄可说是津派绘画的代言人,作为“八大家”之一“土城刘家”后裔。

他自幼学习郎世宁画法,研究五代、宋、元诸家,尤其明代吕纪、清代沈铨的画技,并将西洋画之色彩、透视比例融合于工笔国画之中,他还注重借鉴日本画的特点,形成独有艺术风格。

刘奎龄善于从田园琐碎生活汲取艺术素材,借鉴地理学生物学读物中的自然景象,尤其走兽花鸟山岭丛林,他的画纤细逼真神态自然,以《孔雀图》最为著名。

据说徐悲鸿在建国后评选赴苏参展作品时,见到《上林春色图》慨叹:“我怎么连这位画家都不知道",不久徐悲鸿致信,乞刘一幅孔雀,可惜孔雀尚未落墨,徐已离开人世。

天津历来出奇人异士和世外高人,清嘉庆时期天津画家张学广名声不著,但此人备受吴昌硕推崇,在画迹提识和书信中提及此人,在天津画界极少有人知道。

宁河人李昆璞(1909—1974)少年时便喜绘事,学习工笔花鸟画,中年移居津门。

他师法宋元,曾师从刘子久,早年作品不为人赏,前途黯淡。

然而他勤奋,悉心钻研陈白阳、陈老莲,至40年代末画风骤变,前后判若两人。

文革时闲居家中八.九年,日必作画数幅,孜孜不倦立意求新,在非常时期再创高峰。

文革时他被迫解职,生活没有来源,相当困窘,他将愤恨倾注在绘画上.最终才不得展,在贫病中逝去.他的画用笔挺坚,秀硬,构图险俏,设色淡雅,虽有明艳处,不见雅俗,个人面貌强烈.曾有人拜访李苦禅,他言及李昆璞时说:“你们天津有个叫李昆璞的,为你们东站画大画,有好几丈长,很有本事。

”还有名指画家叫李石君,民国年间一直在天津卖画为生,名字见于《蜀画史》。

他的指画很偶然得到海外的欣赏和追捧。

民国时期画家刘子久在北京任湖社评议,回天津任市立美术馆秘书、馆长、致力绘画教学,培养不少优秀人才。

湖社在天津办画展获得成功,津籍文化人呼吁创办分社,国画传习社由陈少梅主受人物、山水和花鸟,陈少梅在天津也迎来了他艺术上的黄金时期,其成就卓著的弟子有王淑晖(擅古装人物、仕女、精工笔。

她的连环画主要作品有《西厢记》《梁山伯与祝英台》、《孔雀东南飞》、《桑园会》等。

)、邵芳(作为本市名闺,天津《北洋画报》上可找到四幅她的照片,她是第一位到敦煌临摹壁画的女画家,曾与名师陈少梅合作《百婴图》,其《说佛图》曾获国际美术大奖)等。

百年天津画坛不可谓不出人才,就是没得到保护和应有重视。

像刘奎龄和刘继卣父子,后人无法寻其纪念馆,津门画界翘楚像刘子久、陈少梅没有完整展览和呈现,陈师曾的学生苏吉亨发起的绿渠画会、由陆文郁开设的遽芦画社未有详实的记载。

像寓居天津的李明智、张诚更没有多少人知晓了。

天津文化发展极为特别,同时地方色彩很浓,这与其地理因素、民情风俗、码头历史相关,明显其文化艺术发展与其城市规模地位差距甚大。

天津难以出现全国知名影响力的大家,距离北京近、人才缺失并非主要原因,没有形成有效繁荣的艺术市场,没有保护既有的文化资源,艺术价值的研究和认定常处于真空状态。

像陆文郁、苏吉亨这样的津籍画家在辞典中难寻其名,就连刘奎龄如此突出的画家都付之阙如,寓居过天津的福建籍画家赵松声,在津售画课徒,画名甚隆,却在《福建画人传》记载,天津并无资料。

天津画派在全国从未独立出现过,只是京津画派的分支出现。

有成就者多是墙外开花或海外开花,才会受到重视。

天津的文化基因与未来历史天津凭着曲艺、戏曲、民间闻名,上世纪八十年代因经济发展缓慢而显沉寂,它是中国大城市中产业衰退最为严重的城市。

上世纪二十年代天津虽然鼎盛一时,它的繁荣与中国近代动荡的政局和屈辱的外交相连的,开埠通商、洋务运动、建立租界、日本入侵后时局动荡外来人相继离开人去楼空后,天津渐次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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