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不取人情‛的正直精神 ‚直书‛还是史家刚直不阿的正直精 神的反映。唐代史家中是不乏其人的， 吴兢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武则天 晚年，张易之、张昌宗欲作乱，遂赂 使张说诬陷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 ‚谋反‛。张说始而应允，继而反悔， 终以贬请岭表。唐玄宗时，吴兢参与 修《则天实录》，直书其事。时值张
不纯‛而著《史通》；以及吴兢之刚 直不阿，不取人情，魏谟之讲求信史， 取信后人，等等，都是这种优良传统 的继承和发扬。 其次，这是某些封建统治者出于 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
曲笔就是曲从权贵或其个人情感而修 史。或阿时，或媚主，或为自己掩饰， 或为报复私仇。 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把直书视 为‚君子之德‛，把曲笔视为‚小人 之德‛。
在我国封建社会，官修史书在某 种程度上存在着直曲相杂，冰炭共器 的现象。这种情况，在唐代史学中， 尤为突出。唐刘知几著《史通》内外 四十九篇中的《直书》与《曲笔》两 篇，所发的精辟议论，固然是对史学 上直书与曲笔的总结，但也是有感而 发，针对着唐代史学中的实际情况。
可见，许敬宗原来是要靠着曲笔 作史来成立‚门户‛的。 而这种人， 正是刘知几所痛斥的‚记言之奸贼， 载笔之凶人‛。 然而，像许敬宗这样放肆地曲笔 作史，即使在封建统治者面前也难以 通过。后来唐高宗‚诏刘仁轨等改修 国史，以许敬宗等所记多不实故也‛，
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李吉甫在唐宪宗时执政，颇有些 ‚不善之事‛。宪宗死后，路隋、韦 处厚等于文宗大和四年(830)修成《宪 宗实录》，受到文宗嘉奖。至武宗时， 李吉甫之子李德裕执掌朝政，他‚恐
古风，纪事则非史迁之实录。‛ 李翱从行状的内容到形式，从作 者的身分和目的等方面，对于唐人行 状虚妄的一面，揭露得是十分深刻的。 所谓‚务于华而忘其实，溺于文而弃 其理‛，既无‚古风‛，又非‚实 录‛，正是离开了真实的历史事实去 杜撰人物的传记。这无疑是一种典型 的曲笔。
李肇《唐国史补》记载说:“刘太真为 《陈少游行状》，比之齐桓、晋文， 物议嚣腾。‛如果说李肇所记，是属 于一种罕见的例子，那末，李翱所论， 则是带有某种普遍性的情形了。
可见对于一个正直的封建史家来 说，还有比名位更重要的东西：历史 学家的气节。 从刘知几的史学活动及其在宦途 上的经历，我们不难窥知在唐代史学 领域中，‚直书‛与‚曲笔‛的斗争 是何等尖锐！
了解唐代史学中‚直书‛与‚曲 笔‛对立、斗争的某些具体情况，将 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总结中国史学史 上这一规律性的现象。
的高度。 3、‚无污青史‛的严肃态度 ‚直书‛又是史家对待历史的严肃态 度的表现。刘知几说过，一个正派的 人，应当‚无污青史，为子孙累‛。 这完全代表了他的为人行事。武则天、 唐中宗时，刘知几担任史职，‚凡所 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 士
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龋 难入‛。他自认是‚任当其职，而吾 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 怏孤愤，无以寄怀。‛为此，他感到 愤慨，认为不屑与这些人合作，玷污 青史，‚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 其志。‛从而为封建史家树立了一个 洁身自好、‚无污青史‛的榜样。
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十讲
第二讲 直书与曲笔的矛盾和共生：传 统史学中核心问题
直书与曲笔——以唐代史学为例
（一）何谓直书，何谓曲笔？
（二）唐代史学中的曲笔现象
（三）唐代史学中的直书现象 （四）传统史学中坚持秉笔直书的原因 （五）直书与曲笔背后的规律性认识
（一）何谓直书， 一是写史的独立性，史学家不受制于 权贵，但受制于所处社会的统治思想， 即‚直道‛或‚气节‛，以独立的人 格作保证去修史。二是写史的客观性， 摆脱个人主观情感的干扰，根据历史 真况进行书写，‚不虚美，不掩恶‛。 善恶必书，故称实录。
说为相，屡次请求吴兢‚删削数字‛。 吴兢始终明确地回答张说:“若取人情， 何名为直笔!”由于吴兢乘笔直书，不 取人情，即使在权贵面前也无所阿容， 因而当时人们称赞他说:“昔者董狐之 良史，即今是焉。‛这种敢作敢当、 刚直不阿的精神，是一个史家坚持直 书的重要条件。
5、叙事‚切直‛的质朴文风
‚直书‛还反映了史家在文风上的特 点：质朴与切直。唐代著名史家刘知 几、吴兢等都具有此种风格。其他如 柳宗元作《非<国语>》、《段太尉逸 事状》，韩愈撰《顺宗实录》，‚说 禁中事颇切直‛，也都具有直书的精 神和质朴的文风。
唐代史官作史，往往‚又取行状 溢议，以为依据‛。有的行状，由于 作者态度端正，方法严谨，基本符合 事实，足以反映有关人物的生平事迹。 如柳宗元作《段太尉逸事状》，就是 经过周密细致的调查后写成的，因而 深得史家称赞。但是，也有许多行状 并非都以事实做为根据，一旦采入正
史，亦成曲笔。唐宪宗时，史官李翱 指出：‚今之作行状者，多是其门生 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 惠和。此不惟其处心不实，苟欲虚美 于受恩之地耳。故为文者，又非游、 夏、迁、雄之列，务于华而忘其实， 溺于文而弃其理。故为文则失《六经》 之
其三，‚敬宗为子娶尉迟宝琳孙女为 妻，多得赔遗，及作宝琳父《敬德 传》，悉为隐诸过咎‛，并把唐太宗 赐给长孙无忌《威凤赋》一事，移至 尉迟敬德名下。
其四，庞孝泰本是个平庸无能的将领， 曾随太宗出征，为敌所败；但‚敬宗 又纳其宝货，称孝泰频破贼徒，斩获 数万‛，冠以‚名将‛头衔。 《新唐书》指出：许敬宗于‚贞观 中，除著作郎，兼修国史，喜谓所亲 曰:„仕宦不为著作，无以成门户。’‛
这种‚善恶必书‛的思想，在唐代后 期又有所发展。唐文宗时，谏议大夫、兼 起居舍人魏谟提出了‚善恶不直，非史也。 遗后代，何以取信‛的见解。这显然是一 个治史的标准，也是衡量史书价值的标准。 它已经不是停留在忠心‚守官‛、竭尽 ‚愚直‛的水平上了，而是为了要‚取信 后代‛，对历史负责任，从而把‚直书‛ 的思想提到了新
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在浏览史官 所撰高祖、今上实录时，见史官所记 ‚玄武门之变‛一事，‚语多微文‛， 似有所隐，因而又对房玄龄说:“朕之 所为，……盖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 史官执笔，何须有隐？宜即改削浮词， 直书其事。‛
由于唐初最高统治者倡导‚书法无 隐‛、‚直书其事‛的‚直书‛原则， 从而为其后历朝一些史官坚持直书提 供了某种理论上的依据和政治上的保 证。
《旧唐书》指出：‚初，高祖、太 宗实录，其敬播所修者，颇多详直， 敬宗又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 那么《旧唐书》何出此言呢？ 《旧唐书》所论，是有根据的。 其一，由于封德彝曾揭露许敬宗在其 父遇害时表现得贪生怕死，因而‚敬 宗深衔之，及为德彝立传，盛加其罪 恶‛。
其二，左监们大将军钱九陇本系皇家 奴隶，‚敬宗贪财与婚‛，嫁女予钱， ‚乃为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 使钱九陇在‚国史‛中居显要地位。
“假人之美，借为私惠‛，‚诬人之 恶，持报己仇‛；‚假回邪以窃位‛， ‚持谄媚以偷荣‛。足见曲笔作史的 人，在个人品格上是十分低劣的，在 政治目的上是极为肮脏的。
在唐代史学中，以‚记事阿曲‛ 而臭名昭著者，莫过于许敬宗。 许敬宗在太宗、高宗二朝历任史 官，朝廷的许多著述工作，都由他主 管。然而，许敬宗‚自掌知国史，记 事阿曲‛；‚身为国史，窜改不平， 专出己私‛。
（四）传统史学中坚持秉笔直书 的原因
首先，这是史学传统影响的结果。 在中国史学史上，‚直书‛是有长久 的历史渊源的。刘勰《文心雕龙》说 得好:“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 编
，善恶偕总。腾褒裁贬，万古魂动。 辞宗丘明，直归南董。‛春秋时期齐 国南史氏、晋国董狐，是‚直书‛的 开山；其后，历代史家追随、模仿， 蔚为风气，成了一种优良的史学传统。 褚遂良决心‚守官‛，杜正伦要尽 ‚愚直‛；刘允济视财物如浮云，以 直书为天职；刘知几‚伤当时载笔之 士，其义
刘知几认为：一个史家，若能 ‚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 笔，无所阿容‛，定会受到人们的钦 佩和纪念，其‚遗芳余烈，人到于今 称之‛。相反，那些‚舞词弄札，饰 非文过‛，‚事每凭虚，词多乌有‛， ‚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于笔端‛， 采取种种方法‚曲笔‛作史的人，根 本不配史家的称
号，而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 人‛。他称颂‚直书‛，鄙夷‚曲 笔‛，好恶褒贬的态度，跃然纸上。
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 的，唐代史学也是如此。尽管‚曲笔‛ 在唐代史学上投下了重重阴影，但终 究掩盖不住‚直书‛的光辉。对于唐 代许多正直的史家来说，‚直书‛恰 是他们的天职和本分，因而对他们有 更大的魅力。因此，在唐代史学中， 史家
直书，不绝若线。而这种直书的传统 和精神，因人因事而异，显示出种种 特点。 1、‚书法无隐‛、‚直书其事‛的政 治原 则。
（二）唐代史学中的曲笔现象
唐代，是我国史学领域果实累累、 大放异彩的时期，其成就是极为可观 的。但是，曲笔作史者亦往往不乏其 人，从而在唐代史学上投下重重的阴 影。
曲笔作史的原因:或受人私惠，欲报己 仇；或阿时取容，谀言媚主；或掩饰 自身丑行，夸张故旧美德；等等。质 言之，一为谋财，二为谋位，三为谋 名。即刘知几所谓:
或书其父不善之事，故复请改撰实 录‛。尽管遭到‚朝野非之‛，‚缙 绅谤议‛，武宗还是诏令‚史官重 修‛。唐武宗会昌三年(843)，撰成新 本《宪宗实录》，‚李德裕奏改修 《宪宗实录》所载吉甫不善之迹‛的 目的居然达到了。
不过，这桩公案，到唐宣宗大中二年 (848)李德裕事败之后，重新翻了过来： 宣宗下诏，恢复 ‚路隋等所修《宪宗 实录》旧本‛。 唐文宗时，围绕着韩愈所撰《顺 宗实录》的一场激烈的争论，以及文 宗在宦官的压力下诏令路隋等改修 《顺宗实录》，也属于类似的情形。
上述种种曲笔，虽然采用的手法 和表现的形式不尽相同，但结果都是 一样的：使历史失去真实性和可靠性。 一旦曲笔猖獗，势必信史难求。难怪 刘知几要发出这样的感叹：‚史臣得 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 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 乎！‛曲笔给史学造成的灾难是极为 严
重的。
（三）唐代史学中的直书现象
“董狐、南史，岂止生于往代(世)，而 独无于此时？在乎求与不求，好与不 好耳。‛表达了一种渴求良史、提倡 ‚直书‛的愿望。另一史官刘允济认 为:“史官善恶必书，言成轨范，使骄 主贼臣有所知惧，此亦权重，理合贫 而乐道也。昔班生受金，陈寿求米， 仆视之如浮云耳。但百僚善恶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