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探究[摘要]：一直以来，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超期羁押、高羁押率等问题常为学界所诟病。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了羁押必要性审查，旨在对现代司法理念内在价值进行设计，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

检察机关如何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建立健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制度和机制，改进检察工作，是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文章简要阐述我国现存羁押问题及其深层次原因，分析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意义和可能遇到的困难，并就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制度和工作机制进行初浅的设计，希望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羁押必要性审查刑事拘留逮捕我国没有独立的羁押制度，我们通常所说的刑事羁押，只是拘留和逮捕这两种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所附带的，持续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状态和后果。

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制止和预防犯罪，有时候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采取强制措施是必要的。

但因为执法观念的错位、法律规定不明确、缺少程序制约、救济保障缺陷等原因，我国存在着高羁押率、长期羁押、超期羁押等问题，与国际“审前羁押是例外”的做法相悖，为学界所诟病。

一、我国目前存在的羁押问题及其原因（一）我国现存羁押问题域外审前羁押率一般控制在20%以内，羁押期限也有最高限制。

而《中国法律年鉴》有数据显示，现行刑事诉讼法自修改后实施的十年里，我国刑事犯罪羁押候审率超过90%，羁押期限有的可以以年计算。

审前羁押是常态、“构罪即捕”、“一押到底”形象地反映了我国目前的羁押现状。

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刑事拘留和逮捕被过度适用，二是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不足。

（1）刑事拘留、逮捕措施被过度适用。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了公安机关适用刑事拘留的对象和六种情形，一方面在于保护证据和防止犯罪嫌疑人逃避法律制裁，从而保证诉讼得以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在于保护受害人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免遭进一步侵害。

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作为一般刑事犯罪的侦查机关，肩负查明犯罪事实和收集证据的重责。

公安机关要在短暂的办案期限内完成查证工作，必然普遍适用拘留措施和延长拘留时间，甚而出现连续传唤等变相羁押现象。

换言之，服务于查证、服务于办案，已经成为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功能异化的表现。

考虑到办案成本和办案风险，检察机关倾向于适用逮捕措施。

以浙江某基层检察院x院为例，自2010年5月26日至2012年6月25日，该院共受理审查逮捕1168件1979人，批准逮捕1043件1758人，无逮捕必要仅53件79人，批捕率约为88.83%。

浙江作为一个人口输入大省，外来人口犯罪较多，约占案件总数的三分之二。

由于外来犯罪人员在浙江往往没有固定的住所和稳定的收入，公安机关通常以“外来人口”为由报捕，检察机关对其羁押必要性不做进一步审查，对其“构罪即捕”。

以x院为例，该院自2010年5月26日至2012年6月25日，外来人口犯罪共受理审查逮捕750件1348人，批准逮捕678件1237人，无逮捕必要32件37人，外来人口犯罪批捕率高达91.77%。

这37名无逮捕必要的外来人员不捕理由主要有：患有严重疾病、怀孕、犯罪情节轻微且具备担保条件、与受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并交纳了保证金。

（2）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不足。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第七十五条也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

”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些规定往往缺乏可操作性。

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律师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具体该如何申请，向哪个部门申请？有关机关如何认定，不予变更又如何救济？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现有规定无法解答。

而且，办案机关案多人少矛盾突出，不愿“无谓地增加工作量”，“额外”调查获取羁押必要性的相关信息，检察机关也很少出具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

这就形成了“一捕了事”、“一押到底”的状况，并衍生出两个不良后果：一个是轻刑人员审前羁押可能导致交叉感染；另一个则是审判时出现“刑期倒挂现象”。

如此，我国的未决羁押便异化为一种预期的刑罚，“号称‘先支出，再报销’，成为‘未决羁押先行，刑罚再给予弥补’这样一个制度。

”（二）问题的深层次原因（1）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与执法观念的错位。

受法文化的影响，我国仍然偏重于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打击犯罪和社会控制是诉讼的主要目的，拘留和逮捕分别成为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履行职能的有力手段，报捕率和批捕率被当成法治进步的一个衡量标准。

在这种法治环境下，执法人员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障、重实体公正轻程序正义，办案有罪推定，执法观念必然出现扭曲和错位。

（2）法律规定不明确和缺少程序设计。

有关拘留、逮捕的适用条件，羁押时间的延长、重新起算，法律看似作了明确规定，但实际上不能详细、具体地将诸如“特殊情况”、“有……可能”、“有……重大嫌疑”之类的表述表达清楚，办案人员对法律的适用享有较大的裁量权。

此外，为了保证侦查权的行使，确保诉讼顺利进行，侦查机关在收集证据时，侧重于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及其罪行轻重的证据，对能够反映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和主观恶性的案外因素，则忽视了调查，不能全面、完整地对羁押性措施适用的必要性进行审查。

加之我国没有外国的人身保护令状制度和司法审查程序，办案机关通过简单的内部审批程序，就能适用羁押性措施和延长羁押期限，致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失去保障。

（3）律师有效参与不足和缺少救济保障。

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虽然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但侦查机关可以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阻止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

受委托的律师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通常会派员在场。

律师的意见，侦查机关没有听取的义务，律师的作用难以发挥，有效参与不足。

嫌疑人在羁押期间的表现与认罪态度挂钩，如果提出申诉、控告，可能会被认为拒不认罪或悔罪态度不好而遭受量刑风险。

批捕阶段，检察机关也没有听取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意见的程序，为了节约成本和避免办案风险，对非羁押性措施的适用比较谨慎。

捕后对羁押必要性审查不足，往往“一捕了事”。

因此，犯罪嫌疑人的权益受到侵害时，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

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意义（一）防止羁押权失控和滥用刑事拘留和逮捕是比较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严重限制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其适用应当谨慎，这也刑法谦抑性的要求。

但我国目前暴露出的羁押问题表明，国家公权力正在不断扩张，公民私权利渐渐被压缩，公权力需要得到制衡。

建立健全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防止羁押权失控和滥用，具有现实紧迫性。

（二）保护人权，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由于人民群众人权理念的增强和法治意识的提高，人们对我国人权状况日益关注，对人权保护的呼声和期待也更加强烈。

羁押事关人权，如果处理不当，矛盾有可能会迅速被扩散、激化，甚而演变为敏感事件、群体性事件。

西方国家一直打着“人权”的旗帜对我国加以指责和批评，有的还利用我国人权问题、民生问题插手和干预国内事务，借机煽动、串联和破坏。

因此，羁押问题应当放在人权的高度来重视，切实地改进工作，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尊重人权，保护人权。

（三）维护司法公正羁押必要性审查，其目的应该不仅仅局限于降低羁押率，减少羁押期限。

它应该遵循一个标准，尽可能地使同样的事情得到同样的处理，维护公平正义。

在审查过程中，对羁押问题予以纠正，注重羁押的合法性、合理性，本身就是在守护司法公正。

审前羁押是常态、“一捕了事”、“一押到底”的状况改变后，杜绝“刑期倒挂”，有利于法官中立裁判，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

三、检察机关在羁押必要性审查中的难点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更加强调人权保障，提高了律师的地位，规定检察机关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和继续审查。

在为法治进步感到高兴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给检察工作带来的挑战：1、少数干警执法观念比较陈旧，存在着闭门办案、就案办案、机械办案的情况，未能将履行职能与服务大局、保障民生结合起来。

当前，树立“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执法理念是根本。

2、检察机关案多人少矛盾突出，如何为羁押必要性审查提供时间保证尚待解决。

3、羁押必要性审查虽然已经确立，但如何运行操作并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如何完善审查制度、健全工作机制，为羁押必要性审查提供制度保障亟待研究。

4、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全面、完整地审查，需要大量能够反映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社会危险性的材料，检察机关如何获取这些材料保证审查质量值得思考。

这些问题不得不正视，检察机关必须积极应对挑战、抓住机遇，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和办案能力，保证执法规范化，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四、完善制度、健全机制，强化工作成效（一）领导重视，形成共识羁押必要性审查不仅仅是检察机关一家能完成的事，还需要公安机关、法院和其他组织的支持、帮助和配合。

建议以学习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为契机，加强同公安、法院和其他组织的沟通与联系，通过召开领导联席会议，就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相关内容达成共识，从而协调好各部门间的关系，减少工作中的矛盾与对抗，增强监督效果。

领导重视的另一个效果在于能够引起办案人员的重视，有利于执法观念的转变，树立强烈的和谐意识和维稳意识，贯彻落实新修改刑事诉讼法的精神。

羁押必要性审查不只是捕后的工作，应当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

针对拘留、逮捕所暴露出的问题，办案机关采取羁押措施以前就应严格把关，改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应注意收集全面、完整的证据和材料，并对羁押必要性初步预审，慎用拘留措施。

批捕阶段，检察机关要加强逮捕必要性审查，对未成年人犯罪、轻微刑事犯罪坚持教育挽救为主，对外来人员犯罪依法平等办理，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做到慎捕、少捕；同时，进一步加强刑事拘留监督工作，避免公安侦查权处于“真空”而失控。

采取逮捕措施的，检察机关相关职能部门除对报送的案卷和材料进行认真审查外，还要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其亲属和其他知情人员、走访有关单位、部门或组织等方式进行调查，就羁押必要性的条件继续审查，羁押条件已经不具备或羁押期限届满的，要及时变更强制措施或释放狎罪嫌疑人，切实地保障人权。

如此，联席会议中应当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内涵予以明确，包括明确各部门的职责，部门间的关系，审查的内容、方法和范围，细化羁押性措施的适用条件和情形，比例原则的指导与适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