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来主义》的逻辑缺陷
《拿来主义》是鲁迅先生的一篇重要杂文,写于一九三四年。
这篇杂文因鲁迅首创“拿来主义”一词,提出“拿来”这一光辉思想而被人们所熟知。
《拿来主义》一文长期被选入中学教材,影响一代又一代青年学生。
该文短小精悍,层次清晰,先由“闭关主义”写起,再到“送去主义”,最后“拿来主义”。
先破后立,顺理成章。
读罢全文,读者会被鲁迅先生的睿智的思想所吸引,慨叹于鲁迅先生的
嬉笑怒骂,赞赏他的是非分明,对“拿来主义”这一观点产生自认为比较清晰地认识。
但是,与之相伴的一个有趣现象是,自《拿来主义》问世以来,特别是被选入中学教材以来,关于它的主题问题的争论
就一直如影随形从未停止。
归纳起来,大概有这样几种意见:
1.“中国文化遗产”说。
其代表是人教社编高中语文教材(必修),课文预习提示:“这是鲁迅先生写的关于继承文化遗产的一篇杂文”。
既为“继承”,当指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而言。
2.“外国文化遗产”说。
可作代表的是人教社编《中学语文基本课文导读》(高中·中册),认为“拿来主义就是批判地借鉴外国文化遗产”。
3.“文化遗产”说。
代表为上海编《高级中学语文(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理解鲁迅提出的‘拿来主义’的含义,正确对待文化遗产。
”
4.“产品与文化”说。
《阅读与写作》1996年第3期载武振华、谢海英《重新审视的主题》一文,认为《拿来主义》是“关于如何
对待外国产品和中外文化遗产的文章”。
此外,认为其主旨为“对外交流”、“外交策略”等观点也时有出现。
从以上各种意见中,不难看出这样一个趋势,即《拿来主义》的主题被不断放大。
起初人们根据文中经典的“大宅子”比喻,顺理成章地把文章主旨理解为文化遗产继承问题。
但接下来发现,文章开头所说的“闭关”“送去”都是针对外国而言的,那么将主旨理解为“继承”似乎难以自圆其说,于是就有了第二种意见,即借鉴外国文化问题。
尽管如此,还是无法兼顾“送去主义”与“大宅子”,于是有人干脆回避中外古今,笼统地称之为“文化遗产”。
后来人们又发现无法解说“送去主义”的后果,于是开始有了“文化”与“产品”的争论。
最后有人干脆把其主旨进一步放大,认为鲁迅先生是倡导实行“拿来主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有头脑,有眼光,有辨别,有挑选,沉着而勇猛地把富强的西方国家的长处与优点统统‘拿来’”。
如此宽泛主旨概括总算可以无所不包,可以作为《拿来主义》的主题讨论的终结者而跨越时空成为永恒。
事实上,不断放大《拿来主义》的主旨内涵是迫于文本理解的无奈之举,仔细阅读文章,不能发现文章并非要泛泛地讨论对外交流
问题,而是谈文化继承问题。
文章第一段在谈到送去主义的种种表现的时候,这样写道“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这里省去其他不表,只突出“学艺”即学术文艺,显然鲁迅先生是为了突出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问题,
接着所列举的当然也都是文化(学艺)方面的东西,“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展览”“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送梅兰芳博士到前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
再从写作背景论。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把魔爪伸向华北,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越来越依附英美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
出卖民族利益,讨好帝国主义,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方面奉行一条彻头彻尾的卖国投降路线。
英美帝国主义除了肆意践踏我国领土主权,疯狂掠夺我国经济资源外,还用腐朽没落的西方文化腐蚀我
国人民,反动政府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一个“送去”,一个“送来”,中国面临着殖民地化的严重危机。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落后,各帝国主义不断输入鸦片、枪炮、香粉、电影及各种小东西进行军事、经济、文化侵略,因而使清醒的青年们对于外来的东西“发生了恐怖”,产生了一种盲目排外的思想,不能正确对待外国的东西。
当时上海《文学》月刊正在讨论如何对待“文学遗产”问题,在讨论中存在着“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两种错误倾向。
鲁迅感到,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政府的媚外,造成了民族文化的严重危机,同时革命内
部在对待中外文化遗产的问题上存在着相当混乱的观点,为正视听,给国人以清楚的认识,他以霍冲的笔名在当时的《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上发表此文。
从这一背景看,本文应该是针对“文学遗产”大讨论,针对民族文化危机,针对如何对待中外文化遗产问题而写的,因此,我们没有必
要为了使文章内容能够自圆其说滴水不漏,而不断扩大文章主旨内涵,直到把一切都涵盖为止。
其实,如果用“批判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政策”这一主旨重新考察这篇文章,不难发现在这一主旨下,这篇杂文无论在逻辑上还是选材上,都显得不伦不类。
既然是一篇讨论如何对待文化遗产问题的文章,区区一千余字,为何引起人们这么长时间的激烈讨论呢?我想,是因为鲁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犯了几个逻辑错误,我们把这些错误指出来,并非对鲁迅先生的不尊重,也不会影响“拿来主义”这一伟大思想的光辉。
错误之一,混淆了物质与文化的概念。
文章从闭关主义下笔,引出“送去主义”,送去的是什么?是古董,是古画和新画,是梅兰芳。
是白白地送出?当然不是,是展览,是交流。
鲁迅此处显然从一个文化人的角度,对国民党所谓的“大师”们这种文化交流行为的不满。
但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那就是送去的是“文化”,送去的行为属于文化交流。
接着文章以尼采与煤为例,指出,这种“送去主义”的危害是“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我们的子孙)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
第一段说“送去”的是文化,送去是为了炫耀,该段指出这种行为的后果是“拿不出东西来”,送去又是“物”,是产品,很显然前后不一致,因此造成理解上的困难。
这也直接导致对本文主旨究竟是指“产品”还是“文化”的争论。
错误之二,模糊了外来与传统概念。
文章由闭关主义讲起,所谓“闭关”是指与外界隔绝,“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这里的“自己”和“别人”当然指中国与外国。
“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变
成了“送去主义”,这里的“大门”即指国门,还是谈中国与外国的关系。
到文章第三段谈到“送去主义”危害时说到“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谁向谁讨,是“我们的子孙”向外国人讨。
再到后文,讲到“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时,所举之例全为外国“送来”之例,一脉相承,还是讲中国与外国横向关系。
到了讲“拿来主义”时,作者用了“大宅子”的比喻。
根据文章思路,“大宅子”当然应该是外国的东西。
那么“大宅子”真的可以涵盖中外吗?我们认为“大宅子”当然喻指“文化遗产”,理由有这样几点。
其一,从宅子的所有者及来源上看。
宅子的所有者是“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这样一个“穷青年”何以能拥有一所“大宅子”,鲁迅列举出了四种可能,我们固然不必拘泥于这四种情形,因为文
章也说“且不问”,但既然提到了“合法继承”,我们却要硬把“大宅子”理解为外来文化,岂不是难以理解吗?
其二,从喻体本身看,鲁迅用“大宅子”为喻,众所周知,“宅子”是不动产,它不可以搬来搬去,那么其所喻之本体怎么可能包括外
来文化呢?
第三,从宅子里的物件看,鱼翅,鸦片,烟枪和烟灯,姨太太,都是
极具中国特色的物件,文章写到“‘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形式和印度、波斯、阿拉伯的烟具都不同”“倘使背着周游世界”等内容,都指明“大宅子”的中国特征。
综上所述,《拿来主义》一文是鲁迅先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写的一篇重要杂文,其主旨是阐明如何正确对待“文化遗产”问题。
但
是由于文章中存在两个固有的逻辑错误,导致今天的人们争论不休。
如果我们能够采取客观清醒的态度,不回避文章本身存在的问题,反而有利于弄清文章真正内涵,搁置争议,把把精力集中到理解“拿来主义”这一光辉思想上来。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