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安全体制创立的目的研究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家安全体制的建立打破了美国“孤立主义”、“军国主义”的传统，使美国建立起一个影响至今的庞大的安全组织网络。
在体制建立过程中充满了各方的争吵和博弈，其中大致可归为三种主要的目的。
标签：美国国家安全体制；目的；协调；军方地位；总统决策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制定和实施我国国家安全战略。
该委员会参考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模式。
对于很多了解美国决策体系的学者来说，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不陌生，它依据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法建立，是美国庞大的国家安全体制族群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筑。
除了安委会外，该体制还包括国防部、中情局等为世人熟知的组织机构。
二战前，美国向来秉持“孤立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的传统，然而，国家安全体制的建立却几乎完全打破了传统，使美国发生了革命性的、深远的巨变，这场巨变后，“美国政府变成了世界操盘手，和平时期我们也在德国驻军，中东有我们的舰队，美国的军事基地包围了全球……美国机制的转变如此之大，就好像一场暴力革命的结果”。
〔1〕任何一场制度大变革当然都是各方激烈博弈的结果，梳理美国安全体制创立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各派目的，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考虑：一、实现政策在高层上的协调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时，部门松散，自主性過大是美国国家安全系统和军事部门的主要特点。
以小政府为特征的美国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不过是内阁部长之间的书信来往。
实际上，高层政策制定者平时很少会面，关键政策的制定是他们齐聚在一间小屋里完成的。
虽然当时的美国也出现了诸如负责协调海军和陆军之间的行动的陆海军联合委员会，负责提供有关外交和国际法的专业建议的国务院海军联合中立委员会等团队合作的雏形，但这些机构一开始都只是专业团队，只负责某一领域的协调行动，活动范围也比较窄。
罗斯福上任初期，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就试图建立一个常设联络委员会，以实现各机构间的交流。
该委员会将由国务院指派一名副国务卿做代表，海军和陆军则分别派遣作战部长和参谋长为代表。
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组建这样的协调团队来提高外交政策的制定能力。
到二战时，战争表现出的不同于以往的总体战特征，使罗斯福意识到美国必须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协调高层间的决策，以更好的应对战争。
1938年罗斯福总统建立了特别联络委员会，1940年创建了国家防卫顾问委员会。
1945年，罗斯福正式设立了国务院-陆军-海2军协调委员会，其责任是帮助他们的高层领导“在军事政策事务上，以及在关涉国务院、陆海军三部门共同利益问题，尤其是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问题上协调他们的观点。
”〔2〕接替罗斯福成为总统的杜鲁门拥有军事作战经验，对美国军事部门的各自为政、效率低下等弊端了若指掌。
成为美国总统前，杜鲁门就积极投身国防体制改革，提出把陆军部和海军部合二为一，这种想法出自杜鲁门对现行军事机构中存在的浪费、扯皮、各行其是等现象的深恶痛绝，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坐进总统办公室后，最坚定的信念就是改革美国的国防体制，这样才能确保国家未来的安全，实现持久和平。
”〔3〕而作为国家安全法的重要蓝本，《埃伯斯塔特报告》则全文展现出一种以“协调”（coordination）为核心的组织哲学。
弗莱斯特尔告诉战争部长史汀生《埃伯斯塔特报告》意在：“建立一个能够综合军事和政治诉求，在战时和和平时期从总体上起协调和建议作用的政府机构”。
〔4〕这一主张正体现了国家安全政策在高级层面的协调。
战时的协调经验加上战后实际需求，最终使美国国会通过了《1947年国家安全法》。
以此为中心建立的一系列国家安全新机制也为文职部门和军事部门的代表们在“决策高层”实现无缝合作提供种种便利。
正如一项研究报告所言，“（1947年国家安全法）旨在纠正二战期间非正规的国家安全政策制定程序，实现政策间的协调，创立能够应对冷战并能防范另一个珍珠港式突然袭击的国家安全体系。
”〔5〕二、加强军方在外交事务中的影响力在美国的大部分历史中，文官和军队相分离并有明确的区别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守则。
在这一守则之下，文官领导军队。
而且，军人和商人都不能参政。
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美国国力的增长和参与全球事务日益增多，同时现代科技应用到工业化大国迅猛扩大的武装部队中的状况使军队在美国国家事务中或主动或被动的承担起重要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海、空三军领导者们在国家对外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史无前例地担当了关键角色。
当时，军方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举足轻重，恐怕唯有总统方能对最后决策弹压一二。
直到战争结束临近结束，纯军事议题越来越被与军队复员和海外驻军等相关的外交政治议题所取代，军事部门依然并没有做好“撤回营房”的准备。
作为建立战后安全体制的主要倡议人陆军部长马歇尔及海军部长弗莱斯特尔等军方人士，虽然也有意在美国建立一个或统一或协调的国防机制，但不得不说他们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提高军方在外交决策中的地位的考虑。
正如一位陆军军官观察到的：“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战争部都是时候面对这个事实了—我们在许多政治问题上怀有浓厚的兴趣”。
〔6〕在战后关于国家安全体制大建设的问题上，不管是陆军部提出的军事一体化建议，还是海军部提出的以《埃伯斯塔特报告》为中心的各机构协调、合作的设想，其共同点都是要提高军方在国家事务尤其是对外事务中的影响力。
这一想法在NSC中得到了最为明显的体现。
根据1947年国家安全法所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其目的是成为总统主要的外交顾问，但该委员会却有将近一半的人来自军队，这使得军事领导人能够享有直接和内阁官员一起负责国家政治、外交、经济和财政事务的权力。
相比战前为数不多且只在战争中登台的军方来说，这样大的权力怕是以前想也未曾敢想的。
不仅军方如此，作为参加过一战的陆军士兵，带着对历史的着迷，杜鲁门很崇拜军队中的英雄式人物，奥马尔·布莱德利和马歇尔将军都曾被他看作最伟大的美国人，总统有心要提高军队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
1945年12月19日，杜鲁门向国会提交咨文，提议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防部，同时着手设计国家安全体制。
他认为“国防计划不光是改组武装力量的问题，而且需要就安全和防御问题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的各个方面取得密切协调”。
〔7〕这也就以政府口吻确定了战后军事部门在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规范高层决策程序宪法赋予总统统率武装部队和处理外交事务的权力。
20世纪前，美国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中，政策协调的责任是在总统身上的，他也是当时唯一的协调政策的机构。
要使美国各行政机构合作，哪怕在很低程度上的合作，都需要总统权力发挥作用。
这种协调权力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使用中得到了极大的扩张。
其中尤以罗斯福的权力扩张为甚。
罗斯福总统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他看不上行政部门在管理国家上例行公事、照章办事的官僚作风，而是喜欢各种临时性的管理方式，追求办事效率。
当选为美国第32任总统后，罗斯福着手实施“新政”，这个过程使得政府权力开始扩大，总统的职能也不断强化。
1939年罗斯福提议设立了“总统行政办公室”，该机构的成員直接为总统的需求服务。
到了二战，罗斯福偏好个人主义的工作方式，经常忽视各种正式委员会，在个别顾问的协助下自己处理外交和军事政策。
通过与丘吉尔通信或私下交谈的方式确定政策后，原本提供政策建议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只能去执行他的政策。
虽然轴心国集团最终被打败，战争取得了胜利，然而，很多战时被排除出决策圈的机构，表现出对罗斯福的决策方式的极为不满。
他们称战时总统在军事指挥和外交事务上表现出的拖沓、随意甚至疯狂的行为为“竞争性混乱”，这种管理模式对罗斯福来说当然可以最大化自己的自主权，但却可能会导致政策灾难。
战争临近结束时，已有不少人意识到正式的制度化过程对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制定是不可缺少的。
罗斯福逝世后，尤其是当苏联开始强化对东欧的占领时，更多的人对罗斯福的战争政策表示不满。
有些人认为他对苏联太“软弱”，也有人认为他一心求胜却忽视长远军事战略的政治利益。
时代周刊的军事分析员Hanson Baldwin认为，罗斯福战时最大的失误就是拒绝丘吉尔的巴尔干战略，执意坚持跨越海峡作战，只是因为这样能更快取得胜利，然而这种做法却使盟军部队未能赶在苏联之前进入中欧，导致苏联在中东欧力量的扩张。
因此，许多民间人士在对战时罗斯福的表现进行考察反思后也认为，美国应该建立一个稳定、正式的国家安全政策制度。
而弗莱斯特尔等人之所以属意于建立NSC，将之作为战后最重要的总统咨询机构，背后也隐含着一个不可忽视的动机，就是以正式的、制度化的组织程序规范总统的决策行为，以某种集体决策机制限制总统独断专行。
设立NSC，可以使总统的权责被纳入一个正式的决策程序，并与主要外交防务官员分享决策权力。
正因为如此，在当时的华盛顿圈子里，NSC曾被戏称为“弗莱斯特尔的报复”——强调随时代发展起来的程序化、制度化的官僚机构对传统的专制的总统权的报复。
基于以上三种主流观点，美国在唇枪舌战中建立了庞大的国家安全体制工程，该工程中的很多机构设置直到今天仍然在美国政治、军事、科技等领域发挥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1〕〔4〕Brian Waddell.Towar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civil-military relationship after world warⅡ〔M〕.Westport Connecticut：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2008：30.〔2〕Richard A.BestJr.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An Organizational Assessment 〔J〕.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December28，2011：6.〔3〕Harry S.Truman，Memoirs by Harry S.Truman，V ol.2〔J〕.Garden City，NY：Doubleday. 1956：46.〔5〕申华.美国国家情报管理制度研究〔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45.〔6〕Douglas T.Stuart.Creat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A History of the Law That Transformed America〔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70.〔7〕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下）〔M〕.李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