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产权条约中的国民待遇原则摘要：随着国际贸易的增加，全球一体化趋势的进行，局限于各国国民保护的知识产权立法，不再适应现实的需求。
于是，各国开始订立国际间知识产权条约，同时通过在条约中引入“国民待遇”条款，来打破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扩大各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也更好地保护了权利人的知识产权不受侵害。
关键字：知识产权条约；《巴黎公约》；国民待遇一、知识产权保护的全球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各国存在仅仅几百年历史，远短于其他部门法律存在的时间，但其却引导了法律全球化的的潮流，其原因在于知识产权法的客体（暂称为知识产品）具有内在的全球化特征。
知识产权的权利客体具有无形性和可复制性，使其不能像有体物一样在空间上进行占有，从而排斥他人未经允许的利用。
正是如此，各国才逐渐颁布知识产权法，以禁止非法使用他人的技术、作品、商标等知识产权客体。
然而也真是由于其无形性和可复制性，使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而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地域性，使得权利人对国外未经许可使用其知识产权的行为无法加以制止。
如此势必使各国的国外市场遭受损害。
为克服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与知识产品的全球传播性之间的矛盾，国际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双边安排到多边条约的过程，使公约成员基于一定的条约规则，相互保护对方的知识产权。
因此，国际社会正是通过各种国际知识产权条约的订立，来实现知识产权保护的全球化。
二、“国民待遇”原则的确定各国签订各种知识产权的条约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扩大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打破保护的地域局限性，使得各国在为本国人提供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也能够为外国公民提供知识产权保护。
于是，各国于1883年签订《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时，根据公约第2条和第3条的规定，正式引入了“国民待遇”原则的概念，从而使得传统的地域性知识产权保护发生了彻底变化。
1根据此项原则，凡已经加入《巴黎公约》的国家，不论其本国知识产权立法中的具体规定如何，均依公约承担了一项国际义务，即必须在工业产权保护方面给予其他公约成员国国民，以及在本国或其他成员国有住所或真实而有效的工商营业所的非公约成员国国民与本国国民相同的法律地位，使其得以与本国国民一样，依据本国法律规定的条件，在履行本国法律规定的必要手续后，获得与本国国民相同的工业产权权利。
【1】简而言之，就是指一国以对待本国国民的同样方式对待外国国民,即外国人与本国人对于工业产权享有同等的待遇。
如此，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各公约成员国国民，甚至部分非公约成员国(1)参见唐广良，董炳和，《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 年版。
国民，便在他国获得了工业产权的保护，使得其工业产权在他国能够实现与所属国相同的利益，从而让权利人更加愿意公开自己的工业产权，和保障各成员国工业产权交易的顺利进行，十分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
因此，自从《巴黎公约》第一次引入“国民待遇”原则后，其便成为国际知识产权条约的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几乎其后订立的，包括《伯尔尼公约》、《马德里协定》、《罗马公约》、《华盛顿条约》以及TRIPS协议等知识产权条约中都引入或涉及此项原则，尽管各条约对原则的适用范围和条件的规定有所出入，但无不体现了打破知识产权保护地域性的根本目的。
三、“国民待遇”原则的适用对于“国民待遇”原则的适用，各知识产权条约都做了具体的规定。
这里主要我们主要来谈谈“国民待遇”原则的对象，即能够享受该原则的国民范围。
因为对于“国民待遇”原则的权利客体和适用范围，根据订立的知识产权条约的种类的不同，各不相同，也较容易理解。
而对于适用公民范围，各知识产权条约的规定则有所出入。
首先，我们来看看最早确定“国民待遇”原则的巴黎公约。
根据《巴黎公约》第2条和第3条的规定，“国民待遇”的国民包括：1、公约成员国公民。
这也是最容易理解的一类，因为知识产权条约订立的原则之一便是“互惠原则”，即Ａ国希望自己的国民在Ｂ国受到保护。
因此就给Ｂ国国民提供保护。
【2】因此，公约各成员国国民必然在各成员国中享受“国民待遇”。
2、非公约成员国国民，但在公约成员国之一有住所，或者有真实而有效的工商营业所的人。
笔者认为，这样规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各国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同时也能起到吸引他国人才的作用。
另外，对于公约成员国国民，公约还特别规定，其享受“国民待遇”时，不要求其在主张保护之国家有住所或营业所。
从而给了公约成员国国民最为稳妥，全面的权利保护。
其后订立的知识产权条约关于“国民范围”的设定，大多以《巴黎公约》为例，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对其进行了补充和改变。
主要表现在：1、《伯尔尼公约》将第二类受公约保护者在成员国之一有住所的条件，改变为拥有居所。
在法律上，住所具有比居所更高的要求。
只要拥有房产，便可说其在该处拥有居所。
住所则不同，其性质类似于中国关于户籍的说法，是具有长期稳定的性质的。
如此，实际上是对“国民”要求的降低，是对国民范围的一种实际上的扩大。
另外，《伯尔尼公约》还规定了以公约规定作为各国提供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要求，这便防止权利人在某些成员国的保护水平低于公约规定的情况的出现，是相比于《巴黎公约》的又一进步。
2、1989年《关于集成电路知识产权的条约》规定，每一缔约方应有义务为在其全部领土范围内确保布图设计的知识产权保护。
这种规定成员国均应2在其领土范围内保护一起有关的知识产权的做法，为多数20世纪订立的条约所采纳，是3对知识产权保护范围的极度扩大，但缺点是没规定提供何种程度4的（2）参见梁鹰，《正确理解和运用国民待遇原则》，载于《前线》，2002年第9期。
（3）参见唐广良，董炳和，《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 年保护。
3、1994年缔结的TRIPS协议，更是将国民待遇原则的适用对象指向了《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罗马公约》及《华盛顿公约》规定的全部“国民”，是对国民范围的一种新的规定方式，也是对《巴黎公约》的“国民范围”的一种扩大。
总得来说，早期“国民待遇”原则适用对象主要要求其与条约的至少一个缔约国存在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是国籍、居住所或营业所。
【3】后期，随着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增加，将保护对象极度扩大到了在各国境内的所有相关知识产权，但也要求是存在于各国境内。
可见，知识产权条约中对于“国民待遇”的范围，都是以与成员国存在一定联系为基础的。
四、“国民待遇”原则的意义在国际经济法领域内，“国民待遇”原则是建立在非歧视性原则的基础上，其目标是为了减少或消除贸易障碍，实现国际贸易自由化。
【4】而知识产权具有其经济属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情况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各国经济情况，也是各国间贸易往来的重要内容。
在知识产权条约中引入“国民待遇”原则，对各国的贸易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在理论上说，可适用于知识产权条约的国际私法原则大体上有两个：起源地法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
【5】所谓起源地法原则，就是根据知识产权所属的国籍，一般是按照权利人的国籍做出判断，来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
适用这个原则的的优点是同一件知识产权作品将在所有缔约国收到同样的待遇，但缺点是律师和法院需要适用大量外国法，有时在一个案件中甚至需要同时适用几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律。
而适用国民待遇原则能够很好地克服这个缺点，但该原则也有其自己的缺点，便是同一知识产权作品根据被要求保护国家之国内法在各缔约国所获得的保护是不同的。
但是最终世界各国还是选择了“国民待遇”原则，就是因为其优点超过了缺点。
主要表现在：（1）各国适用自己国内法对知识产权案件进行裁决，往往能够更加熟练，提高判决的质量，提高法院效率；（2）低保护水平国家的权利人将认识到他们在高保护水平的国家所获得的待遇高于他们在国内获得的保护，从而对政府产生压力，要求政府提高国内保护水平。
【6】如此便带动了各国保护水平的提高。
这两个重要优点的存在，使得各国在订立知识产权条约时，始终选择“国民待遇”原则，从而保证了缔约国国民在各缔约国内都获得充分而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
版；（4）参见黄东黎，《国际贸易法－经济理论.法律.案例》，法律出版社2003版；（5）参见王万军，《WTO体制下的国民待遇原则》，载于《网易商业报道》，2004年2月16日；（6）参见曹新明，《试析国际著作权公约中的国民待遇原则》，载于《北京社会科学》2001. 1。
五、国民待遇的例外由于各国国内立法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分歧，尤其是对于司法程序的规定，通常会对涉外案件作出特别规定，这些规定都是各国从各自国内情况出发，为保证案件审理顺利开展，同时更符合本国利益而设定的，对各国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知识产权条约也对国民待遇原则规定了一些例外条款。
如《巴黎公约》第2条第（3）款的规定，关系到司法程序、行政程序、管辖权以及联系地点的确定或代理人的指定时，凡其本国工业产权法律中有强制性规定的，每一联盟成员国均得以公开声名保留。
【7】又TRIPS协议第3条第2款也规定，关系到司法程序、行政程序，包括必须在各成员国管辖权范围内确定联系地点或指定代理人方面的要求时，各成员得依第1款之规定而主张（国民待遇）例外，条件是此种例外是为保证不违反本协议规定之法律或规章之知行所必需的，而且此种做法不致构成对贸易的不正当限制。
【8】六、结语“国民待遇”原则从其第一次出现在知识产权条约中起，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在这一百多年里，国际局势发生了许多变化，各国间的经济交流日益繁多，联系日渐紧密。
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也真正上升到了国际化的高度，从而使得各国不断地协议缔结各种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
在这些知识产权条约中，“国民待遇”原则始终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因为其代表了条约的根本目的，打破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从而更加有利于知识产权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和发展。
———————————————————5（7）、（8）参见唐广良，董炳和，《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