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导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PE），是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
首先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美国和欧洲，其主要任务是探索国际关系中经济与政治的互动机制，就是研究国际关系中追求财富和权力之间相互的动态的互动关系。
一方面，权力的配置状况导致多种多样的产权模式，这些产权模式决定着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另一方面，生产效率的变化以及对资源的获取，从长远来说影响到权力之间的关系”。
“政治经济学”：指对国家经济事务的管理，一直主导着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它不仅是作为一种知识工具帮助理解人类社会生活具体领域中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是迫使人们思考使其状况变得更好的一种方式。
第二讲古典重商主义国家机器的强化市场经济的空前发展，急需实现全国市场的统一。
这就不仅要求统一商业往来的度量衡，还要求废除由于地方割据而导致的繁琐的、不合理的地方费税，并建立和改进相应的交通通讯设施。
军事技术和军事组织的更新使战争的成本急速增加，而大多数封建领主和国王的传统财源越来越难以企及，从而导致日益频繁和严重的财政危机。
为了应对随时爆发的战争，必须建立新的政治和军事组织形式。
（1）官僚化：现代国家的本质在于，它由一套法律、信仰以及创设和运用法律的机构组成。
通过出卖官职，既可以扩大统治基础和对社会的控制，又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还可以使这些官员依附于国王，从而削弱那些贵族或有权势家族对国王权力的制约。
（2）军队的垄断：频繁的战争和技术进步，客观上提出了军事职业化的要求。
以前那种军事采邑制下的平战结合的方式已不合时宜。
招募雇佣兵，既可以增强国家权力，特别是对贵族的控制力；又可以增加就业，缓解社会危机；还刺激了与此相关的各方积极性，如雇佣军的组织者及其装备给养的提供者。
（3）合法性的创造：国家合法性的创造，必然包括创建一种具有强大逻辑说服力和道德感召力的意识形态，使社会大众，特别是关键阶层或集团认同其权力的合法性。
（4）人口的同化：为了加强对境内不同民族群体的直接统治，各主要王国都加强了对民众的文化同化。
跨地域经济活动的急剧增加，促进了不同地域人民之间的接触和了解，为人口同化提供了必要前提。
宗教改革、文化传播、人口普查和行政体系的普及等促进了共有文化、意识和情感的传播。
（5）主权原则的逐步确立：早在16世纪中期，法国重商主义者、被誉为现代国家主权思想之父的让·博丹（Jean Bodin）就主张，国家应该拥有绝对的主权以确保其领土安全。
经过宗教改革和欧洲三十年战争之后，《威斯特伐利亚公约》（1648）确立了现代主权的基本原则，即对内至高无上，国家成为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者；对外，相互承认对方的独立自主地位，没有任何一个外来权威可以凌驾于一国之上。
古典重商主义的基本观点古典重商主义认为国家的权力和财富是确保国内秩序稳定和公共福利以及避免外来侵略的基础，国家的一切内外经济活动都应服从于促进国家富强及战胜外国劲敌这一目标。
为此，必须反对国内封建割据，加强中央集权，反对分散的封建经济，整合民族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和国家实力。
同时通过对外经济交往增进国家财富。
重商主义者，特别是早期重商主义者认为，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一国财富的多少取决于所拥有的金银的绝对数量。
除了开采金银外，对外贸易是获得财富的最有效手段。
古典重商主义的基本政策主张奖出限入”，保护国内工商业，确保贸易盈余。
（1）奖励输出主要针对国内大多数出口产品或为出口而进口的某些产品，为此采取减税或免税、发放奖励金（出口补贴）等办法。
（2）限制输入主要针对那些与国内存在竞争的产品，或国内能够生产的供国内消费的外国产品，一律征收重税，甚至直接禁止输入。
总的目的是确保国家贸易盈余。
奖入限出”，确保和维持本国的竞争优势。
（1）奖励输入主要针对的是那些国内需要而又供应不足或无法生产的原材料，通过关税优惠或奖励金鼓励进口。
（2）限制输出的主要是针对那些确保国内产业优势的原料供应、技术人才和生产工具，通过重税、罚金和判刑等手段严格限制甚至禁止出口的。
其目的是确保和维持本国的竞争优势。
（1）建立起一个排他性的、封闭的工商业帝国。
不仅要使宗主国的货物和商人享有某些特权，而且往往使他们取得独占权，以确保稳定的原料来源和商品市场。
（2）为了加强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各国大力发展海军和航运业，并采取相应措施排斥竞争对手。
他们认为发展航运事业，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不仅由于强大的舰队给国家带来荣誉，而且运输收入也给国家带来直接的利益。
国家通过允许某些资本家成立公司和拥有出口某些产品的特别权力。
为了降低海外贸易的壁垒，政府之间通过谈判签署通商条约，相互给予对方某类商品在进口时的优惠，以保证各自对该类商品的垄断权。
通过有利的通商条约，本国的货物或商人在某一外国获得了其他国家的货物和商人所不能享受的特权。
汉密尔顿的主要观点古典重商主义的辩护——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与《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汉密尔顿承认农业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意义，认为，一个拥有制造业和农业的国家，比那些只有农业的国家更富有。
制造业不仅将扩大社会既有生产和收入，还将获得比没有制造业时更多的产品和收入。
政治上，农业生活虽然提供了“最有利于人类自由和独立的状态。
民主制度的功能发挥需要有受过教育和有专业知识的精英，而不仅仅是农民和工匠。
汉密尔顿指出，新建一种制造业，不仅要应对自然的不利，还要应对其他国家的大量保护，以及先进国家强大的竞争压力。
与那些制造业发展成熟已久的国家在同等条件上进行竞争是不现实的和不公平的。
这种不公平如此之大，以至于如果没有本国政府的额外援助和保护，几乎不可能发展起本国的制造业，当然也不存在竞争。
要建立本国制造业，并使之尽快成熟起来能够承受社会竞争，本国政府就必须采取各种必要措施进行干预和援助。
这种干预和援助相当于给予某种产品生产者以垄断优势，必然引起价格上涨，损害消费者利益，但从长期看，这些弊端最终会消除。
a.对与国内竞争的外国产品征收保护性关税或禁止进口。
b.禁止制造业原料出口，并对制造业原料进口实行减税、免税和退税。
c.对国内生产者提供财政补贴。
d.鼓励新发明和发现，禁止生产工具出口。
e.监督制成品，防止欺诈，维护竞争。
f.为资金汇兑和商品运输提供便利。
李斯特保护贸易理论古典重商主义的辩护——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尽管重农主义（Physiocrasy）与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对于财富的认识不同，但是都主张自由贸易。
作为这一共同主张的前提是，他们认为，各国在利益上是一致或者说是可以协调的。
李斯特并不否认和平的必要性和未来的可能性，但是认为，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所认为的普遍和谐与和平的世界在当前是不存在的。
他们忽视了当今世界正被国家间激烈的竞争所分裂，简单地认为只要将国内自由贸易原则扩展到国际上，各国将能够像实行自由贸易的各省或州那样获得巨大收益。
李斯特认为，一般是先有政治联盟，然后才会有真正的经济联合。
保护主义的必要性:李斯特并不否认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重要性，但是基于当前国际关系内在的冲突，以及对各国实力和财富至关重要的工业在其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异，自由贸易只会促进发达国家（如英国）的利益最大化和永久化，而妨碍落后国家（德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
保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将落后国家置于与发达国家平等地位的唯一方式。
保护主义的成本收益a.通过将外国制成品逐步排挤出国内市场，既为本国制造业发展提供市场，又促进了外国工人、技术和资本的流入。
b.关税保护对原始生产，如农业可能有害，但对工业未必尽然。
对一个工业上落后的后起国家而言，如果没有关税保护，在自由竞争下根本不可能获得充分发展。
尽管保护工业给农业带来了暂时的损失，但工业一旦发展起来后，将会给农业带来大得多的收益。
c.保护造成的对国内工业的垄断可能导致懒惰，但是国内竞争对工商业者的竞胜心也有巨大的刺激作用，并将超过前者。
——有选择的关税保护。
（1）空间上的选择：“只有以促进和保护国内工业力量为目的时，才有理由采取保护措施；（2）阶段上的选择：第一个阶段是对比较先进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以此为手段，使自己摆脱未开化状态，在农业上求得发展；第二个阶段，利用商业限制，促进工业、渔业、海运事业和国外贸易的发展；最后，当财富和力量已经达到了最高阶段后，再逐步恢复到自由贸易，在国内外市场进行无限制的竞争，使从事农工商业的人们在精神上不至于松懈，并且可以鼓励他们不断努力保持既得的优势地位”。
古典重商主义的影响和意义虽然早期重商主义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各国君主对金银的本能需求，但从最终结果来看，这种需求充当了推动现代民族经和实现工业化的不自觉的历史力量。
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成熟和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不断强大，重商主义越来越具有现代意义。
古典重商主义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有不同表述。
在工业革命时期，工业重商主义强调制造业比农业更具有优先地位。
而二战后的新重商主义，则更加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
第三讲古典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产生于18世纪晚期。
随着工商业资本的兴起，古典重商主义无论在政策上，还是在理论观点上，都不断受到挑战。
古典自由主义主张通过赋予个体经济行为体以自由，古典自由主义开始取代传统的地主阶级与商人的重商主义理论与主张，要求建立有限政府和实现自由企业。
古典自由主义基本观点:（1）在政治哲学上信奉约翰·洛克的政治自由主义学说，政府的作用仅限于保障人们的生活、自由和财产权利。
（2）研究的主体是个人而不是国家。
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假设是“理性的、自利的个人”。
通过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对个人利益的自由追求将增进公共福利，最终实现国内和国际繁荣的最大化，市场具有“自动纠错和恢复”功能。
而“非理性”政治干预或经济共谋则破坏了自由市场的良好后果（3）基本政策主张是“自由放任”。
强调经济与政治具有不同的运行规则。
经济不应该受政治的过分干预。
市场是为了满足人类需要自发产生的，一旦形成就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
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具有“自动纠错”功能，能够实现个人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并在国内限制政府专制，在国外阻止相互之间的战争。
（4）世界主义世界观。
从绝对收益出发，强调国际关系不是一种“零和游戏”，而是一种“非零和游戏”，相互交往能够使各方受益。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重商主义是专制和帝国争霸的必然要求，而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自然结果是所有人共享的理想效益，从而去除了帝国赖以存在的借口。
亚当斯密的政策主张（1）（2）必要性：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增加产量和国民财富。
（2）可能性：劳动分工源自于交换，而交换则是人类所共有和特有的一种倾向，在其他动物中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