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作者：徐琴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6期摘要：本文力图阐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特点和成绩之一，是在生态主题上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

它主要从资本的逻辑本身、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这三个方面，来揭示生态危机的本质根源，并就此根源对当代世界的各种“反生态”现象进行批判性的分析。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力图突破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局限，主张危机的真正克服在于变革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及生产方式，从而对仍滞留于资本逻辑中的技术决定论和环境经济学的经济简约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本文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缺陷在于：它将解决危机的根本设计主要地置放在观念领域，无法批判地发现一条从观念领域抵达现实世界的道路，因而仍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倾向。

关键词：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20世纪60、70年代，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也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生态运动的蓬勃兴起，生态学话语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纳入视野并加以吸收，从而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

它力图把生态学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的思潮。

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绿色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交互影响和发展的产物，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要求将自己表述为一种社会主义思想，又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来剖析当今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寻求克服环境退化、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产生至今，经历了其形成、体系化及发展等多个不同的阶段。

在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虽然有着不同的理论取向和思考重点，但还是表现出一些重要的和持续的共同特点——其根本特点之一就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造成当今环境退化、导致生态危机的总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制度。

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为基本框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资本的逻辑和资本主义的本性就在于不断地获取利润，而这种逻辑本身乃是当代“反生态”社会的本质来源。

“在这一社会中，技术、劳动、日常生活结构、消费模式和发展模式等，都具有最大可能地获取利润这一标记。

”[1]而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资本主义企业在实施劳动分工以便更有效地进行生产的同时，必然要不断地扩大生产，使其生产总量不断增长。

既然资本的逻辑就是不断地追求增长，那么，这种生产必然是“越多越好”。

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为自身缘故而追求积累和增长的制度，而对积累的无限欲望正是资本主义与所有其他社会制度的主要区别。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势必毫不留情地摧毁一切阻挡其扩张道路的东西：无论是来自人类还是自然，只要干预了资本的积累，都将被视为必须克服的障碍。

[2]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这一本质特性，所以它最终必然是敌视自然的：既敌视人的外部自然，又敌视人自己的自然。

这种本质特性突出地表现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

如果说劳动分工“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使工人变成局部工人” [3]，那么生产的不断扩大与增长同样也造成对自然的持续攻击和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

就资本主义造成人的异化而言，如高兹所说，由于任何一个企业都对获取利润感兴趣，所以“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首要关注的并不是如何通过实现生产与自然相平衡、生产与人的生活相协调，如何确保所生产的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为其自身所选择的目标，来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

它所关注的主要是花最少量的成本而生产出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4]。

就资本主义造成自然的异化而言，如奥康纳所说，由于资本主义的自我扩张“在经济的维度上没有严格的限制性”，其目的是无限增长，而自然界的生产能力是“自我限定性的”，自然界自身发展的节奏和周期与资本运行的节奏和周期是根本不同的，所以，有限的自然生态系统终将无力支撑无限的资本增长。

[5]而这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生产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为此，福斯特感叹道：“资本主义呈几何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原材料迅速消耗使环境问题日趋恶化。

这便是世界观察研究所在《1999年世界状况》中称之为‘历史加速度’背后的真正现实，其含义正是日益加速的地球环境恶化和生态系统的破坏。

”[6]对于当代社会来说，资本主义根本上的反生态性质不仅表现在其生产的性质中，而且尤其反映在其消费的定向上。

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统治当代世界的乃是“进步强制”，而这一进步强制不仅是生产强制，同时是需求强制。

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刺激人们对商品没完没了的消费期望之上的，所以它便尽其所能地创造出各种各样的需求，甚至竭力歪曲满足需要的本质，诱使人们把追求消费作为真正的满足而导致过度消费。

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所说，“无度和无节制”成为货币的真正尺度；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总是要机敏地屈从于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

于是工业的宦官们便不断厚颜无耻地制造出虚假的和非人的需要，以便从其邻人的口袋里诱出黄金鸟。

[7]按照福斯特的看法，虽然资本主义是一种直接追求财富而间接追求人类需求的制度，但实际上其第一个目的已完全超越和改造了第二个目的。

资本主义并没有将其活动局限于人类基本需要的商品生产和人类与社会发展必需的服务设施上。

相反，创造越来越多的利润已成为目的本身，至于产品的样式和它们最终的实用性已无关紧要。

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来越从属于它们的交换价值，在现代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使用价值主要是为了满足虚浮的、甚至在满足人类需求的意义上是毫无用途并对人类和地球具有破坏性的欲望。

[8]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就必须不断地制造需求。

今天的生产已不仅仅是产品的生产，同时也是消费欲望的生产。

因为只有“生产”出大批有消费欲望和消费激情的消费者，资本增殖的目的才能实现。

因此，资本主义必然使未满足的需要的增长超过它能满足的需要的增长。

这恰恰意味着，消费需求可以是无度的，而且它往往会被制造成无度的，但自然资源总是有限的。

当需求超出自然界所能承受的限度，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就成了必然。

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中来寻找挥霍性的工业生产的原因的”。

[9]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从资本的逻辑本身、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这三个方面，来批判地揭示生态危机的本质根源，并在此基础上对导致当今生态危机的诸多现象和趋势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

其分析的基本立场，就是使生态问题的思考与当代资本主义联系起来。

举例来说，由于资本主义的本性在于获取利润，所以，在因工人工资的上涨而导致平均利润呈下降趋势的今天，资本主义企业更需强化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以便通过对自然不断加深和扩大的掠夺来确保其利润。

另一方面，在一些地区，由于人群的拥挤、空气和水源的污染已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为使生产能够继续并不断增长，资本主义企业不得不对环境进行一定的治理。

而治理环境必定增加固定资产的投资，这又与资本主义赢利的目的相矛盾。

在这样的情形下，把追求利润作为首要目的的资本主义企业不可能牺牲利益去保护环境，因此它必然要将治理环境的成本“外在化”，即转嫁给社会。

事实上，资本主义企业不仅会将治理环境的费用转嫁给社会，而且往往力图在治理环境与转嫁成本的过程中攫取更多的利润——这甚至将成为一个基本趋势。

所以，针对目前社会中许多人幻想的“绿色资本主义”的美妙前景，佩珀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使可持续的或‘绿色的’资本主义成为一个不可能的梦想，因而是一个骗局。

” [10]二由于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所以，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由这一制度带来的贫困和不公正，才能最终解决生态问题。

这一基本立足点导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问题采取一种更加深入的理解立场和应答方案。

对于怎样解决当前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这一难题，目前较为通行同时也为主流机构所认为的是“环境经济学”观点，即把解决环境问题仅仅看作是一个经济代价核算问题，把环境质量看作一种在价格合适时可以购得的商品。

根据这种环境经济学的观点，如果每家大公司都迅速分立出一个子公司，保证生产出能够清洁有害环境的产品，而且只要人们能够经受一个涨价的过程，环境问题就不难解决。

这一观点之所以流行，在莱斯看来主要是由于“这其中有两个强有力的社会机制在起作用：市场取向标准的普遍性和对工业技术革新能力的崇高信仰”[11]。

但问题在于，“环境质量”的最充分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一种可欲求的商品，就其本质来说，它不是在价格合适的时候就可以购得的东西；然而在环境经济学的观点中，亦即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环境质量只不过是“诱人的商品大厦的最后装饰”，并且变成了“增加对产品享受的手段”。

[12]福斯特在此问题上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他专门讨论了“生态盈亏底线的专制：经济简化论的环境与社会后果”，并严厉批评了新古典环境经济学的基本观点——赋予自然以经济价值并将环境纳入市场体系，如此便能解决环境恶化问题。

在福斯特看来，“给地球估算成本”、赋予自然以经济价值的“经济简化论”，不仅企图按照市场—商品原则来构建整个社会，而且企图按照这一原则来构建整个人类生态系统。

这样一种对待自然的荒诞做法，实际上是通过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蜕变成一套基于市场和迎合个体私利的公用产品，来彻底否弃自然本身所蕴涵的内在价值。

福斯特引用康德对“市场价格”与“内在价值”相区别的理论，指出事物不仅具有相对价值（价格），而且还有本质性的价值（尊严）。

而本质性的价值既不能简化成市场价值，也不能用于成本效益分析。

因此，“自以为一切事物都有价格”从而“试图量度不可量度的东西”是荒谬绝伦的。

也许，为自然中所有事物设定商品价格并建立市场以解决污染和资源耗竭等问题的方法在短时期内可能部分地有效，但从长远来看，不仅不利于生态问题的彻底解决，而且最终还会加剧所有矛盾。

所以，尽管“自然资本”的修辞极为动听，但其主要功效却是掩盖了为实现商品交换而对自然极尽掠夺的现实，其结果也只是使自然进一步从属于商品交换的需要，即根据华尔街的行情变化，不断将自然转化成金钱或抽象的交换。

因此，福斯特认为环境经济学这种将资本拓展到所有自然范围以作为保护自然手段的观点是荒谬的、自相矛盾的和新霸权主义的；而这里的“自然”，他借用奥康纳的话说，“就是资本意象中所孕育的自然”。

[13]如果说环境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因而不可能通过纯粹的经济方式来解决，那么是否有可能通过科学技术来解决呢？对于这个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环境问题不是由科学技术本身所引起的，因而生态危机既不可能通过废除科学技术来消除，也不可能仅仅依靠科学技术来解决。

针对马克斯·舍勒等把环境问题的根源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的观点，莱斯认为，“科学技术仅仅是控制自然这一逐渐广为人知的更宏大谋划的有利工具”，科学技术履行控制自然的功能只是一个现象，而舍勒等人“把征兆当作根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