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人权观念发展较早的欧盟各国,死刑更是被全部废止。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作为与西欧各国在文化上同宗同源的美国,却一直保留并不断适用死刑,这使得美国与中国一起成为其他西方各国抨击的对象。

然而,与我国相比较而言,美国死刑执行人数却少得多,尤其是近年来更是基本呈逐年减少趋势。

可以说,这都源于美国对死刑所采取的审慎的态度与多种限制措施。

死刑是否存在1991年派尼诉田纳西(Payne V.Tennesee)一案检察官首次获准使用证明“被告人的死亡对社会而言是重大损失”证据，并因此使得向法庭提交“被害人影响声明(victim-impact statement)”成为可能。

---反映了报应与威慑的考虑死刑执行Furman v. Georgia 案中,被告以判处死刑的方法系武断和反复无常从而违反美国宪法为由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法院在审理之后, 于1972 年7 月29 日发表一段简短的法庭意见(percuriam) :“在几起案件中所适用之法律与判处死刑之方式构成残酷与不寻常之刑罚,违反了宪法修正案第八条和第14 条,原判死刑部分作废,发回重审”。

Furman 案围绕死刑是否属于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八条禁止“残酷与不寻常之刑罚”而展开。

案在几个方面改变了美国死刑制度的面貌:首先,作为Furman 案的直接后果,死刑案件的审理被分为两个独立的阶段———定罪阶段和量刑阶段,这就使得被告能够在定罪阶段无罪辩护的努力失败后再于量刑阶段寻求宽赦,而在此之前死刑案件之被告很难在寻求宽赦的同时还进行无罪辩护;其次,Furman 案使得死刑罪名仅限于包含有谋杀的犯罪,而之前对诸如抢劫、入室盗窃和强奸等犯罪判处死刑都是合宪的;最后, Furman 案使得美国死刑实际执行数量大为降低,如在19 世纪30 年代执行了1667 起死刑,而在90 年代仅执行了467 起死刑死刑审判摩根诉伊利诺伊州案（morgan v. illinois）中，如果陪审员不能或者不愿意考虑辩方在量刑阶段出示的减轻证据，那么他应该被适用有因回避。

格雷诉密西西比州（gray V. mississippi）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即使是错误地排除了一个陪审员，也要自动驳回，理由是，一旦审判法官不可原谅地排除了一个合格的陪审员从而缩小了合格陪审员的范围，既违反了宪法。

尤科特诉布朗案（utteckt v. brown）对那些陪审员适用有因回避，那些不适用，予以重申，主审法官肯尼迪称，评判陪审员行为和品格的初审法官必须要了解他们的各种表现。

四项原则：被告有权拥有一个公正的陪审团，不是通过一个经由有因回避选出的支持死刑的陪审团各州需要确保陪审团有能力根据该州的死刑法适用死刑一个陪审员会实质性妨碍死刑适用的可以被适用有因回避保证各州的利益同时不能侵犯被告人的权利巴特森诉肯塔基州案（Batson v kentucky）允许被告人通过证明在审判中无因回避是针对特定的种族族裔或性别适用。

1976 年, 美国最高法院在Woodson v. North Carolina 等案中判定:“尽管在宪法第八修正案通过时,所有的州都对某些罪名规定了强制性的死刑条款,但是陪审团和立法者都对此条款的严厉性持否定态度,并以自由裁量替代了强制性死刑规定;对每一种犯罪不考虑犯罪人的个人情况而统一进行量刑的观念已经过时了;对于死刑这样一种不可挽回的独特刑罚来讲,北卡罗来那州的强制性死刑规定背离了当代宪法的标准。

”据此,强制性死刑规定被废止,陪审团有权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在死刑和终身监禁之间进行选择。

死刑适用种类的限制1977 年Coker v. Georgia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判定:“强奸罪毫无疑问应当受到严惩;但是从对被害人和大众造成的羞辱和伤害来看,强奸罪并不能与谋杀罪相提并论,因为不涉及人命⋯⋯鉴于死刑的严酷性和不可恢复性,我们有理由确信其对于强奸犯来说构成“过度的刑罚”。

这样,Coker 案就形成了一条原则,即死刑_不适用于强奸妇女的犯罪,而绝大多数州也不约而同地认为Coker 案之判决禁止了对所有不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犯罪适用死刑。

如今,除了有少数州规定对叛国罪适用死刑外,所有死刑罪名都要求包含有杀人行为。

蒂森诉伊利桑那州（tison v arizona）死刑对非杀人共犯的适用问题如果要判处重罪谋杀罪共犯死刑，法院必须证明被告人有杀人意图或者在犯罪中是主犯并证明被告人具备无视法人生命的轻率，若证明不了，就不能判处共犯死刑。

罗伯诉希曼斯案（roper v simmons）对未成年人适用死刑违宪加重证据朱利克诉德克萨斯州（jurek v texas）谋杀罪处死刑的加重情节谋杀警察或消防员在绑架侵入住宅抢劫暴力强奸纵火过程中谋杀为获取报酬而实施谋杀行为当从或企图从刑罚执行机关逃跑时实施谋杀行为监狱的犯人对监狱雇员实施谋杀行为林诉亚利桑那州案（ring v arizona）死刑法中家中清洁的作用相当于犯罪要件，须由陪审团裁定布斯诉马里兰州案（booth v maryland）对被害人有重要影响的证据凶手的个人品行被害人家属因杀人行为所带来的感情伤害被害人家属对被告人以及合理判决的看法减轻证据罗基特诉俄亥俄州（lockett v ohio）减轻情节被害人教唆或帮助实施罪行若非受到要挟强烈刺激不可能实施罪行由于行为人呢的心里或精神缺陷所致但还不足以构成精神病抗辩斯基博诉南卡罗来纳州（skipper v south carolina）被告人在监狱中的良好表现应得到考察加利福尼亚州诉布朗案（california v brown）向陪审团做出“不得有任何怜悯之心”的知道没有错约翰逊诉德克萨斯州案（johnson v texas）潜在危险问题允许量刑者充分采用被告人年少这一减轻情节2005 年,美国最高法院又在Roper v. Simmons 案中宣布,根据演进中的正当行为标准,对18 岁以下未成年人适用死刑违背美国宪法。

Kennedy 大法官执笔撰写多数意见,他认为:当未成年人触犯重罪之后,国家可以剥夺他一些基本自由,但不能剥夺其生命,应当使其继续成长以充分了解自身的人性,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能力要低于成年罪犯。

美国最高法院对Roper v. Simmons 案的裁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美国彻底摆脱了“唯一一个对未成年适用死刑的西方国家”的恶名。

At kins v. Virginia 案。

被告At kins 于1996 年犯有谋杀罪,被弗吉尼亚州判处死刑,但根据审理时的测量,其智商只有59 ,属于“智力迟钝型”。

联邦最高法院审理后指出:“自Penry 案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量的州开始禁止对弱智者执行死刑,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连续不变的趋势,情况充分说明社会已经认为弱智者比一般罪犯的责任能力低⋯⋯考虑到弱智者的这种缺陷,死刑所具有的报复功能和预防功能都不能很好地在他们身上得到体现”。

该案最终确立了对弱智者不适用死刑的原则。

律师的无效辩护鲍威尔诉阿拉巴马州（powell v alabama）律师要对与定罪和量刑有关的问题进行庭前准备阐述被告人的律师帮助权吉迪恩诉文莱特案（gideon v wainwright）受到犯罪指控的获得的律师辩护的权利是国家的基本权利斯特里克兰诉华盛顿案（strickland v washington ）制定律师无效帮助的检验标准被告人必须证明辩护律师的表现"不足" 在运用这一标准时法院要假定律师的表现非常充分，高度符合律师的判断。

被告人必须证明“损害”即使律师的表现不足被告人还必须证明律师的失误如此严重以至于死刑判决不可信死囚问题华盛顿州诉哈勃案（washington v harper）根据正当程序条款，被告人有免于强制精神病治疗的自由同时如果囚犯患有“严重的精神病”且“对自己和他人构成威胁，而且为了他的医疗利益而治疗”那么强制治疗不构成对囚犯自由权益的侵犯。

总结美国死刑的发展轨迹:随着文明的进步与人权观念的更新,联邦最高法院根据发展变化的时代精神,通过对联邦宪法修正案第八条“禁止残酷与不寻常之刑罚”与第十四条正当程序条款进行解释与再解释,不断赋予“残酷与不寻常”和“正当程序”符合时代特质的新意,使得死刑从罪名到适用对象一步步缩小,适用条件愈发苛刻,而执行方式却变得文明与人道。

看法：很多国家借美国个别州依旧适用死刑为由，对美国“人权”大加鞭挞，以本国废除死刑而自喜。

对此，我有两个疑问：适用死刑就是对人权的不尊重么？废除死刑就是对人权的尊重么？美国的一些州一直保留死刑，但我们可以通过上述判例发现，美国死刑适用范围在不断缩小，执行方式呈人道趋势。

美国一般直面死刑问题。

比如说，对“毒气致死”方式是否违宪，这一在国人眼中不甚重要的问题，可以展开全国性的大讨论，最终判定违宪；即将被执行死刑的犯人仍然可以在临行前接受新闻媒体采访；监狱外被层层反对死刑的示威者包围。

可见，保留死刑还是废除死刑不应该是争论的焦点，而是被判处死刑的罪犯还是否拥有人权，对死刑抱有各种看法的社会人士能否受到重视及公正对待，才是人权的真正体现。

废除死刑也并非是完全尊重人权的表现。

废除死刑后，这些罪大恶极的社会败类往往被判终身监禁，但这种结果，对那些受害者的人权的尊重程度是否大打折扣？有时，看着媒体报道的那些令人发指、骇人听闻、惨不忍睹的连环杀人案、强奸案，都觉得毛骨悚然、后背发凉，发出“这种人就应该被判数个死刑”的感叹。

作为普通公众，愤怒如此，更何况是直接受害者。

那些罪已至死的罪犯在监狱里接收着人道待遇的情况常见于主流媒体，其目的显然是在于以此显示人权保障之进步，同时也必然弱化了那些罪行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影响：有时是一生的生理缺陷；是一生的精神重压；有时是一条鲜活生命的逝去；有时是整个家庭的伤心欲绝……保留死刑还是废除死刑是价值判断的问题，对社会而言，各有利弊。

重要的是如果保留死刑，能否在各个方面保障罪犯在被执行死刑前的人权和公众对于死刑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的权利。

反观中国，死刑问题一直讳莫如深。

每年中国有多少罪犯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又有多少人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公众无处知晓，在无形中，公众就已经被剥夺了知情权。

这个问题自然也就成了社会不透明的死角。

即便中美两国都保留死刑，但也可一窥两国人权保障的程度和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