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1期(总第99期)[作者简介]于宏(1977 ),女,助教,学士。
比较教育研究中的翻译后殖民理论的视角于 宏(闽江学院外语系,福建福州350005)[摘要]教育研究中东西方关系问题日益引起比较教育研究者的关注,但翻译蕴涵其中的政治、权力问题还未进入比较教育学界的视野。
后殖民理论及翻译研究的相关成果提醒我们,比较教育学界应超越将翻译简单化地理解为语言转换的工具的阶段,清醒地认识翻译作为权力斗争的工具性质,认真研究比较教育研究中的翻译与权力问题。
[关键词]比较教育研究;后殖民;翻译;权力T ranslation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 T heoryYu H ongAbstract:In t he education research,translation and the pro blems about politics and pow er it contains still have not entered the co mpar ative education field though the researchers in this field hav e show n increas ing concern for the r elations between t he East and the W est.Post co lonial t heo ry and the achievements in the translat ion research r emind us that the stag e in which translation is simply reg arded as a language conver sion too l must be surpassed.And the comparativ e r esear chers should clearly recognize the nature of t ranslatio n as a pow er strugg le too l and ser iously study the pr oblems about translation and po wer in comparative educatio n r esear ch.Key words:Comparative education r esear ch;Post co lony ;T r anslatio n;Pow er一、后殖民理论视野中的翻译传统意义上, 忠实性!是翻译的最基本指导原则。
传统翻译论认为翻译只是一个静态的寻求对等的活动,例如 翻译等值论!的代表人物、英国语言学家卡特福德对翻译的定义即: 翻译乃是把一种语言(原语)的文字材料替换成另一种语言(译语)的对等的文字材料!,[1]而苏联翻译理论家巴尔胡达罗夫认为: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方面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2]奈达与塔伯在其合著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也指出: 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风格)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
![3]我国著名传统译论代表人物严复所提出的 信、达、99雅!理论中的信!所指代的忠实于原文,再现原文的真实意义!更是长期以来为我国翻译界奉为圭臬。
百多年来,忠实!和对等!成了传统译论探索翻译实质命题的关键词。
毫无疑问,上述对翻译的理解和定义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翻译的本质,尤其是在对一些很少或几乎不涉及人文、心理、深层无意识价值观等深层文化内涵的文本进行翻译时,上述理解和定义中所强调的忠实!、对等!、再现!、意义不变!等仍是翻译实践中必须遵循的最根本的原则。
例如,生产活动中的许多交流,如商务函电、生产说明书、科技资料等的翻译,还有近几年许多域外产品介绍进来加以本地化!,如WINDOWS系列的中文版等等,都属于仅在符号层面进行转换的翻译(如何选字,组织句子等)。
然而,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尤其是后殖民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被引进翻译研究以后,人们发现,翻译绝不仅仅是语言转换的工具那么简单,在语言转换背后,隐藏着侵略!与反侵略!、殖民!与解殖民!等一系列斗争和权力问题。
后殖民理论(Post-co lonial T heory)是在西方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革命的各种后!思潮的声浪鼎沸中粉墨登场的。
以1978年赛义德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一书的出版作为后殖民理论的先声,三位兼具东方!和西方!两种文化身份的后殖民理论家 爱德华∃赛义德、加亚特里∃斯皮瓦克和霍米∃芭芭各自从自己的知识谱系出发,对殖民时期以来西方(殖民时期的欧洲和当代的美国)对东方的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主义作出抨击。
赛义德主要以福柯的知识/权力思想作为诊察器械,从各种文本中诊察出西方对东方的文化霸权;斯皮瓦克主要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解剖刀,力图解构西方文化的中心地位;而芭芭则以拉康的精神分析方法为治疗器具,对西方文化做游戏式的精神反抗。
三位后殖民理论家通过对殖民时期以来西方形成的关于东方知识的文本(包括学术著作、文学作品、游记、传奇文集、新闻报道等)进行重新解读和批判性反思,描绘出一幅世界文化图景中隐蔽的权力关系结构,揭露出西方知识和权力、文化和政治间的多种隐蔽关系,剖析出西方对东方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机制、话语权力运作和规训机制。
与早先的帝国主义理论!和依附理论!着重研究宗主国与殖民地国家、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不同,后殖民理论集中关注上述国家和地区间在文化上的关系,开辟了一个关注西方与东方文化关系的新的思维视角和新的思考领域。
20世纪80年代末,后殖民理论被引进翻译研究,在翻译界形成了一股后殖民翻译研究的热潮。
自此,后殖民理论像一架显微镜那样,在将翻译中各种原先在传统译论的框架下所看不到的斗争和权力关系逐渐放大的同时,也将翻译从传统的语言学范畴推向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的、历史的、宗教的尤其是政治的范畴。
正如王东风指出的,后殖民翻译理论所关注的问题是译本生成的外部制约条件以及译本生成后对目标文化的颠覆作用!,它视翻译为帝国主义进行扩张的工具!,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被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运动摧毁后,以武装侵略为特征的殖民活动被后殖民的文化侵略所取代,因此在文化帝国主义时代,翻译便直接成了霸权主义对第三世界进行文化侵略的精神制导导弹。
![4]事实上,不仅仅在当代,早在古罗马时期,翻译就被看作是帝国占领和统治的工具。
罗马统治者发现,与希腊臣民交流的最有效途径就是翻译,而为了维护其统治,在对待希腊原文的态度上,也以胜利者自居,采取任意宰割原文的策略(即西方翻译理论鼻祖西塞罗所主张的意译,超越原文的翻译等)。
15世纪末期,有人明确把翻译与帝国或语言与帝国相联系,提出语言是帝国的工具,与帝国共兴衰的观点。
[5]今天,后殖民翻译研究从后殖民视角反观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翻译行为,关注隐藏在译文变形和置换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争斗和权力运作,认为不同文化间存在着权力差异(po w er differentials),不同文化间从未有过平等对话,进而否定传统翻译理论中关于语言平等、文化平等这类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理论预设,最终否认追求意义对等或语义等值的翻译理想。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视角是把翻译活动回置于它所产生的真实的文化历史背景之中。
后殖民研究视角给予翻译研究的最初启示在于它视翻译为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强权100比较教育研究中的翻译政治及文化帝国主义思想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
将后殖民理论引入翻译研究能给予翻译本质以深刻和现实的揭示,有助于人们从更深的层次揭示潜藏在翻译背后的话语霸权。
当然揭示只是一种开端,一个过程,并非最终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揭示的基础上改善西方话语霸权所导致的不平等、不对称关系。
这不仅仅是翻译研究面临的问题,也是任何一个学科在利用翻译进行比较研究时必须面对的问题。
比较教育研究也不例外。
二、比较教育研究中的翻译与权力在比较教育研究领域内,翻译被理所当然地当作是一种信息传递的方式,一种语言转换的工具,翻译的过程就是要把唧唧喳喳的鸟叫声!变成让人理解的人语!,就是要让讲不同语言的民族能够互享教育的研究成果。
因此,比较教育研究中的翻译,体现出强烈的(语言转换)工具性特征。
基于此,人们在翻译和介绍国外教育研究成果时,注重的是准确传达原文的意义。
这与传统译论强调将忠实性作为翻译的最基本指导原则是一脉相承的。
然而,在后殖民理论及其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取得巨大进展的今天,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审视比较教育研究中的翻译,对那些仍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翻译的忠实!、对等!,而对翻译背后的斗争和权力关系毫无所察的比较教育研究者来说,无疑深具启发意义。
在教育研究领域,后殖民理论对我国教育研究的启发与影响甚微,甚至有相当一部分教育研究者不知萨义德为何人,不知后殖民主义或文化殖民主义为何物!。
[6]因此,当后殖民理论在哲学、历史、文学、心理学、人类学、艺术史和文化研究一直到我们前文论及的翻译研究中制造出一片多元共生、学科互涉的热闹景观时,教育研究领域却对该理论的价值与局限认识不够。
![7]事实上,后殖民理论是一面帮助人们揭示和认识东西方文化关系的镜子,只要我们能够自觉警醒地洞察东西方在教育研究的国际传播中的关系,并采取一切旨在平等地促进东西方教育研究交流的应对措施,那么,我们借助的是后殖民理论这面镜子还是其他作为诊察、治疗器械!的理论就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认清东西方在教育研究交流过程中的权力关系。
也正因为此,研究在东西方教育研究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翻译及其潜藏在其后的权力关系,是一个比研究如何将后殖民理论引入教育研究更为迫切且具有实际意义的课题。
众所周知,教育活动从来都不是一项仅仅停留在文化表层的活动,建基于其上的比较教育研究也绝不仅仅是一项在实验室的真空环境下进行的科学实验,二者的背后蕴藏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因此,作为比较教育研究重要工具的翻译,其作用也绝不仅仅只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文化政治实践!。
[8]这一文化政治实践!是指翻译在两种不同文化碰撞与交融过程中显现或隐现的权力关系,主观因素涉及作者的身份、立场、态度,译者的能力、身份、操纵策略与组织方式,客观因素则是含媒体、出版者、期刊等在内的赞助人制度、作为成果的译作以及暴力与挪用等层面。
以教育著作的翻译为例,其赞助人制度中就隐含着强烈的政治性和权力。
从延安时期开始直到解放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我国官方组织译介了相当数量的前苏联教育专家和学者的著作,如苏霍姆林斯基、巴班斯基、赞科夫,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