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构建世界新秩序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秩序构成切实挑战。

西方发达国家的对策一方面是“攘外”，即担心经济全球化“失控”，纷纷修订原有秩序或运行规则，指望“俘获”快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另一方面是“安内”，也就是整合西方内部，于是有了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民主协同体等构想。

这样，简单地对国际秩序作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安全秩序的区分，不再适应当今国际局势的演变；将现有国际秩序视为西方主导的不公正、不合理的秩序，更不合时宜。

中国的外交一向提倡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然而在别人已经开始构建新秩序时，这一原则是否应该有所改变？中国又应该怎么应对西方国家的新动作？这都是亟待回答的问题。

现实的发展要求我们重新认识国际秩序。

当前国际秩序遭受的冲击，西方发达国家认为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导致，其实还有它们自己遗弃原有秩序的过。

根本原因是全球化对传统以国家单元组成的国际体系的冲击，表现在国际秩序的主体更加多元，除了国家外，还有非国家行为体；客体更加复合，除了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外，还越来越多地表现在宗教、文化领域，而且各领域交错，没有纯粹的政治秩序或经济秩序；国家间、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交往规则更加复杂、互动频繁；国际体系不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任何排斥他者的封闭式秩序建构都是没有生命力的。

因此，笼统谈论国际秩序已经不合适。

从美国在全球化时代的“遭遇”可以看出，有三类国际秩序：第一类是在人类没有形成全球一体化的情况下非得由某一霸权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可以说是人类公共秩序，比如在全球统一货币没有形成前，美元就成为国际流通和结算的主要货币。

在全球海洋一体的情况下不应该也无法挑战美国的海上霸权。

全球气候变暖在建构超越主权国家为主体的统一国际秩序；第二类是全球化导致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国际竞争力的此消彼涨，其结果国际权力分配和格局变迁，形成国际政治、经济多极化秩序；第三类是宗教、文化领域的多元化国际秩序，其运行规则是反对西方化和线性进化，主张和而不同。

反观中国，国际秩序不只是权力分配的结果，指望中国崛起后自然就占有一席之地，是有害的、落伍的想法。

中国的外交战略越来越是未来导向的，即不仅着眼于维护既有的国家利益，而且要充分考虑到未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诉求，从如何最大限度争取未来权益、规避未来风险的角度思考中国如何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事实上，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中国崛起不可遏制，未来中国将在国际舞台挤占他们的利益，只不过这种挤占在西方内部分配比例不一，欧洲大国可能首先遭受冲击，然后是日本，最后是美国，它们设想要让中国提前承担起它们的责任，试图影响中国崛起的节奏。

因此，中国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制定，有几个原则：1．不只是盯着国家层面，即便国家层面，也要分别对待。

中国的战略选择，一方面拉着美国等发达国家，承担维持国际秩序的责任，不能溜号、不能推卸责任；另一方面要拉着其他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否则给人印象中国在联合国框架外行事，而且倒向富国阵营，这就是新形势下的韬光养晦。

2．协调经济秩序、安全秩序，避免一条腿走路。

美国通过战略经济对话，已经在试探与中国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中国要适时将这种合作拓展到安全领域，在非传统安全、朝核问题等国际安全领域培育共建安全新秩序的经验和互信。

3．争取规则制定权，同时不急欲承担旧规则的代价和新规则的风险。

有些领域中国可只是吆喝，有些领域则只做不说。

4．两条腿走路还表现在同时致力于全球化和全球化导向的地区一体化建设，同时参与全球秩序和地区秩序的制定，相互促进、互相推动。

当然，中国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制定，不能停留在原则阐释上，而是要落实到具体战略。

对于第一类国际秩序，中国要敦促美国继续扮演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角色，并支持美国继续这么做。

从外面参与国际规则制订，但保留自己发展中国家身份，因此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是“外化而内不化”；对于第二类国际秩序，中国应联合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权益和规则制定。

正如中国不加入G8却加入G8与主要发展中国家对话机制所展示的，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是“内化而外不化”；对于第三类国际秩序，中国可以更加积极、主动，继续倡导和实践和谐世界观、国际关系民主化等新型国际秩序理念，做到内化与外化兼顾：外化者，内化之；内化者，外化之。

前者如出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主动承担大国责任；后者如中国呼吁但不承担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的责任。

中国的作为，需在总体上的大国和人均上的发展中国家这两种身份和期待乃至压力下取得巧妙的平衡，关键是控制好节奏，自主参与，防止某些大国捧杀中国，急于将中国拉进重量级拳击赛让中国栽跟斗，乱了我们改革开放的阵脚。

总之，全球化使得国际秩序不再是西方的（他们的）或外在的，而是咱们的。

全球性问题，将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中国崛起得益于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制定，也就是理所当然的。

全球气候变暖，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能源安全问题，为重建国际秩序提供了切入口，中国应该把握好这一历史性机会。

中国崛起几近与国际秩序转型同步,并逐渐成为促进国际秩序转型与新秩序建设的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国际秩序转型也为中国崛起提供了国际条件。

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全球化时代各国的重要课题,也将是中国顺利崛起的重要国际条件。

从中国历史的角度看,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有机会在构建全球秩序中发挥积极而全面的作用,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是世界赋予中国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

在推动国际新秩序建立的过程中,我们应首先客观评估现有国际秩序的利弊,认识到在现有的联合国为主导的全球性机制体系中,中国在政治安全方面占据较明显的有利地位,经济方面也越来越利大于弊,现有国际秩序对中国而言也是双刃剑:随着中国全面参与国际社会,它促进了中国实力的增长和利益的维护;由于现有国际秩序是固有权力、利益格局的产物,它也对中国的实力增长和利益拓展构成了限制。

中国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既是为了促进自身实力的进一步增长和国家战略利益的进一步拓展,也是为了促进全人类的福祉。

鉴于中国正处于崛起过程之中,中国应积极而不失稳健,以建设性、合作、可预期的姿态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以引导国际秩序的变革方向为主导目标。

在具体部署上,强调在全球层面上倡导新安全观,强化共同安全规范与制度保障;在区域层面上,积极促进区域塑造能力,构建区域新秩序,为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创建区域基础、提供可借鉴的范式。

当然,建立新秩序是系统工程,需要综合考虑,从双边到多边、地区到全球等逐步推进,具体地说:第一,强调实力提高与利益拓展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秩序建设的基础。

一个国家在新旧秩序转换和新秩序的角色有赖于其自身的综合国力。

国际秩序首先是实力分配的产物。

中国只有崛起为更加强盛的大国,才能成为国际新秩序的积极推动力量。

国家实力的增强,不仅源于国内市场的发展和培育,还源于全球化条件下战略资源的获得。

中国不可能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完全依赖国内资源支撑巨大经济规模并实现持续高速增长,满足十多亿人口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这就决定我们必须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在更大范围内获取更多的国际资源、国际资本、国际市场和国际技术,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

①同样重要的是,国家实力的增强,不仅以硬实力的稳步上升为标示,也必须以软实力的增强为基础,我们必须将提高软实力特别是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作为增强国力的核心之一。

其次,国际秩序是利益分配的产物,只有进一步拓展中国的国家战略利益,才能有效地完善国际秩序,促进国际秩序向我们所期望的方向变革。

第二,强调观念因素对国际秩序建设的重要作用。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许多重要的思想观念如“协和万邦”、“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背”等,无不闪耀着哲理的光芒,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国际秩序是观念分配的结果,中国已经并应继续在国际秩序的主流观念方面做出贡献。

中国的观念贡献主要体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安全观、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文明多样性等诸多方面。

首先,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能够为不同制度的国家服务,为发达程度不同的国家服务,符合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民主精神,反映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

因此,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符合各国人民的迫切愿望。

其次,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思想的具体体现。

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本含义是,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个体利益与国际社会总体利益、国家自主与全球治理之间应该维持一种彼此兼顾和协调的关系;国家间竞争、对立和冲突应该通过协调和相互合作来解决。

③国际关系民主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解决。

再次,尊重文明多样性意味着,承认和尊重各国在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文明样式的差异性,允许各种制度和文明和平共存、和谐竞争。

同时,它也强调一种能够说服别人跟进、效仿的社会制度或文明,其优越性是不能单纯以某些静态指标来描述的,更重要的是面对各种外界冲击时所表现出来的长期稳定性,自我调整和自我改造能力,以及知识创新、制度创新的强度与频率。

④最后,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型安全观体现了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立体安全的思想,为国际秩序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认识基础。

第三,强调国际机制对国际秩序建设的作用。

转型时期,主要国际矛盾往往围绕对国际秩序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国际规范展开,通过国际机制、国际组织建立国际秩序应视为一种可行的途径。

中国应以完善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基本规则为着眼点,积极主动地倡议或主导国际机制的修改、完善和新机制的制定,提高议程创设能力,成为全球规则的参与者和主要制定者,以机制建设促进国际秩序的建设,并有效维护和促进中国国家战略利益。

第四,强调联合国的作用。

联合国体系仍然是全球性规范体系的基础,它在政治上强调主权平等,经济上追求基于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共同繁荣目标,安全上倡导大国集体主导的国际和谐与共同安全理念,组织上确立了联合国大会、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全球事务的核心地位。

《联合国宪章》的构想以其权威的支配性规范,是鼓励诸国精英接受世界共同体的法律标准的关键性因素。

虽然宪章的规定屡屡遭到违反,但可以肯定它也成功地阻遏了不少战争和武力威胁行为的发生。

换言之,如果没有《联合国宪章》,世界的情形肯定更糟。

①《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应该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

另一方面,虽然联合国体系不失其合理内核,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局限性和不合理因素也在不断显露,如在大国主导的同时怎样促进其他国家的参与、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如何实现社会和经济的进步、更加有效地应对全球性问题、协调联合国与区域组织的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