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先秦法家文本《》《韩非子》的治安学春秋战国时期(前8-3世纪)，是我国古代治安的草创期，治安领域充满着活力。

其突出表现一是各项治安管理业务如户籍登录管理、公共场所管理、危险违禁品管理、交通安全管理、特种行业(旅店、医巫、兵器等)管理、消防管理、王室禁卫、间谍特务活动等都已纷纷展开，并初具规模，积累了丰富多样的社会管理和国家治理的实践经验；二是诸子百家尤其是政治革新家、法家理论家们对古代治安作了深入而系统的论理性思考与探索。

他们关于国家治安职能、治安法理的论述，关于国家治安模式、治安体制的构想，关于国家治安对策、治安手段的叙述，无不显示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奠定了我国古代社会管理思想的基本框架。

特别是商鞅、韩非等人，提出了法术势并用、以法治国的政治主张，提出了创建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制政权、组建覆盖全社会的治安网络的可行性方案，阐发了“法与时移，禁与能变”的治安方略，商鞅还直接领导了秦国的治安改革。

他们的治安思想，指导并制约了我国两千余年的封建治安，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了我国古代的社会形态，其正面和负面的作用都不可低估。

可以说，先秦法家的治安思想与实践，对于我国治安学的理论构建，具有独特的学理价值，应该得到警界学人的高度重视.（一）“治安”概念的提出及其学理界定治安，作为一个专用的政治术语，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是由先秦法家理论集大成者韩非率先提出来的。

他曾明确指出：“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修刑重罚以为禁邪”；“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而备军旅”；“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战斗以擒虏”：“此四者所以治安也！”（引自《韩非子•显学》篇，下引本书简称"韩"）很明显，他在这里所说的“治安”，涵盖了国家机器的多种重要职能： 1.发展生产首先是农业生产，从而增殖民众财富，这是国家安定的基本保障。

2.推行法制特别是严刑重罚，禁止奸邪罪恶，这是国家治安的基本任务。

3.征收赋税充实国家府库，备战备荒，这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4.举国上下并力对敌，消解、防遏民间私仇私斗，维持良性社会生活秩序，这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

----看来，韩非子所论述的治安，是从国家政治生活的全局加以考察的，这是一种“大治安”的理念。

这就使他的思想不仅有宏阔的实践视野，又能获得深广的理论支撑。

在我国几千年文化史上，它一直得到人们的认同。

如西汉文帝初年，讨论设立太子的问题，就有“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余岁”的说法。

( 参见《史记• 文帝本纪》)思想家贾谊上书汉文帝,“因陈治安之策”，纵论国家政治、经济、文教、外交、军事等各方面的当务之急，他论的便是大治安。

明代名臣海瑞上《治安疏》，清人陆寿铭作《治安文献序》，都直接承续了韩非的“大治安”理念。

其实，在西方，古希腊、古罗马人所说的“警察”概念，其本义既涵盖了城邦国家的一切世俗政治又包括了宗教管理，直到中世纪政教分离之后，才把宗教管理分离出去，这与中国古代对“治安”的理解大体等值。

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治安（或曰古代警察），在注重传统理解的基础上，当然应该予以学理性的界定。

我们认为：治安，是国家政权在社会管理和国家治理过程中，运用警治禁卫力量，对社会依法实施的权威管理。

它要维护社会安全有序的生活秩序和生产秩序，保证国家的良性政治秩序，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安宁有序。

这样的界定有五层要义：一、它是国家意志，国家职能；二、它是通过警治禁卫力量来实施的；三、要依法进行；四、其目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安居乐业。

要实现国家的治安，首先，统治阶级、统治集团必需提出国家治安理论，制定国家治安方略、治安决策、治安法规；其次，历代政府必需采用相应的治安体制、治安模式，配置一定的治安机构、治安力量及治安设施；从而有效地开展各项治安管理业务，如户口管理、交通管理、危险违禁品管理、皇室等要害部门的安全禁卫、消防管理、监狱管理、边防管理、间谍特务活动，救灾拯恤工作。

我们研究先秦法家治安思想也就在这个框架内进行了。

我国先秦国家建设史、社会管理史的文献资料汗牛充栋，相关学科的研究资料浩如烟海，还有极其丰富的地下与地上历史文物、历史遗迹可供考察、可供印证。

这为研究先秦治安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二）治安是社会的需要、国家的职能治安，从语义学的角度去看，是由治而安，为安而治。

治即治理、整治，安即安全、安宁。

合起来说，是“通过治理而实现安全”。

它既是一个动态过程又涵盖其运作结果。

韩非说：“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避危穷。

”（《韩•五蠹》）就安趋利、避危去穷，这是人的本能需要。

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也认为：人，有五大基本需要，居于前三位的便是饮食、男女和安全。

（参见《人的潜能》一书）而安全则是其他各项追求的保障和前提。

中国人自古就把“福寿康宁”视为终身生活目标，安宁同样是追求的重要目标。

但是，安全并不是人类天然具备、与生俱来的东西，它要通过人们的管理、护卫和治理来实现。

为着抵御以至消除来自大自然或人类自身的危害性因素，保证社会能安宁有序地生存和发展，甚至在原始社会也需要自上而下的权威管理。

这便是先秦治安思想的逻辑起点。

商鞅说：上古之时，“民丛生而群处，乱，故求有上也。

然则天下之乐有上也，将以为治也。

”（见《•开塞》）韩非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

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

” 他又说：上古人民吃的是腥臊恶臭损害身体的东西，于是“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云云。

这就说明，人类从原始社会起，在和大自然的斗争中，已经学会了有组织有领导地捍卫自己的安全和福利了。

韩非认为这个时期“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

”（《韩•五蠹》）原始社会没有国家机器，群体安全通过“自治”来实现。

正是这种“自治”，开启了后世国家安全管理的先声。

“自治”的具体措施，在考古发掘中有十分真切的显示：比如陕西西安半坡村遗址、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湖南澧阳城头山遗址……那里的寨栅、民居、城墙、壕堑、通道、城门……无不标示出远古社会安全管理、安全设施的实际存在，是当时“全民自治”的物化表现。

待到国家产生之后，这种群体“自治”式的安全管理也就转化为国家职能了。

韩非子说：“上古兢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他认为，当代社会已经发展到以“力”相“争”，即到了作生死存亡的较量之时，“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同上)这时，国家机器的权威管理就是绝对必要的了。

正如恩格斯所说：“为了使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机器来“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内。

”(参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当社会矛盾激化到“以力相争”的地步时，国家就必须缓和冲突、维持秩序，一旦失控，不堪设想。

我国古代的哲人们对此有明晰的认识。

先秦典籍《周礼》中就有记载：政府设司民一职，主管人口的登录汇总；司救一职，负责救治有过失之人，或受伤害之人；司暴一职，负责惩治杀伤斗殴、滋事扰民之徒；司市一职，负责市场政教禁令的执行，比如划分摊位、查验衡器、禁止哄抬物价、禁止强买强卖之类；司门一职，负责宫门府门都门城门的守卫禁卫；调人一职，负责调解民间争斗纠纷；至若司寤氏、司煊氏、野庐氏等职，则负责宵禁、火禁、疏理舟车交通等。

这类职务的设置，就明确地标志着先秦时期国家对社会安全管理职能的认定。

相比之下，在西方，英国到十三世纪以后，曼彻斯特市政府才率先开始将民间“守夜人”的活动纳入国家管理事务的范围。

他们对政府管理职能的自觉比中国人晚了十几个世纪。

正是这种认识上的自觉，促成了中国古代治安体制、治安模式的早期成型。

（三）统一行政机构布建治安网络我们国家幅员广袤，而又被高山巨川分隔着，沟通困难；加上居住在这里的人民又族类繁多，难以融和；再处于春秋战国那种纷争战乱的历史时期，要想求得社会的安全稳定，民族的统一融和，谈何容易！而先秦政治改革家、法家思想家们则勇于面对挑战，作出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历史性回答。

他们提出了创建中央集权制一统王朝的建国蓝图，提出了稳定社会基层、强化基层管理的治安方案，使普天之下都处在行政网络的有效管理之中。

这样，社会的沟通一致、融和统一便有了基础，其安全存在和发展也就有了保障。

早在春秋初年，管仲就提出：“士、农、工、商，国之石民也。

”（《管子•大匡》）国家以士农工商为基石，国家稳定，首先就在于他们的稳定。

因此，管仲首先致力于“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他把齐国都城临淄划分为三部分：辟出三个工乡，集中居住手工业工人，办手工工场，并且“世守其业”；三个商乡,集中居住商贾，也让他们“世守其业”，“不见异物而迁”；十五个士乡，又分为三个片，供“士”与“国人”居住，他们是城市居民的主体部分，被严格地编制在闾里之中，进行多层次的有序管理。

临淄以外的广大国土，则分为五大政区，让“野人”(农民、农奴)居住，不得私自迁徙，命令他们“各保治尔所，毋或淫怠而不听治者”。

(同上) 同时，管仲又“作内政而寄军令”，把行政组织和军事编制统一起来，每户抽一丁为甲士，一乡共有甲士二千人，组成一旅，五旅成一军。

临淄有三军，上军、中军、下军，中军由齐桓公直接统帅。

在管仲这一“三其国而五其鄙”“寓兵于农”的规划下，齐国全境每一个人户都处于一个统一有效的行政网络之中，得到了权威而有序的管理。

这个体制，可视为后世郡县制的前身。

他还进一步在基层推行闾伍制：每25户为一闾，闾设闾墙、闾门，按时启闭，由闾有司主管。

凡出入不时，行不由径，衣服不正，所携非物，或圈属群徒，歌呼呜叹于道，哄抢强卖于市者，都要受到闾有司的严格惩处。

管仲认为，凡扰乱治安的攘夺、盗窃、攻击、残贼、奸非等情，都滋生于“州里不隔，闾门不设，出入无时，早暗不禁”的管理不力上。

因此，他每到一地，必询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国子弟之无上事、衣食不节、率子弟不田、弋猎者几何人？男女不整齐，乱乡子弟者有乎？”等等，调查题目有七八十个之多。

(见《管子• 问篇》及《八观》等) 他还亲自布署筑城郭、修墙垣、绝通道、扼门关、深沟防、捕盗贼、除人害，强化基层治安设施与治安活动。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国家行政管理能直达每一人户，至少可从齐国实行闾伍制的春秋初年( 公元前8世纪中叶 )算起。

到了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推行郡县制，“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上设郡，县下设乡、里、什、伍。

郡守县令由朝廷任命，乡里什伍的头目由地方聘选。

这就是“郡县制”。

在乡里基层，每5户为一伍，10户为一什，实行“什伍制”，“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

（《史记•商君列传》）居民之间，推行“联保联防连坐制”：一户失窃、失火，四邻都有责任救助；一家违禁犯法，四邻与地方均负连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