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精神病司法鉴定的问题与建议——以依法治国背景为视角》当前精神病司法鉴定的问题与建议——以依法治国背景为视角《法律与精神医学》（2016年第1期）潘广俊法医精神病鉴定作为司法鉴定执业类别之一，对诉讼活动中精神疾病的专业问题进行鉴别判断并提出鉴定意见，是司法制度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司法鉴定作为依法治国的一项内容，其功能和价值前所未有地被关注，司法鉴定行业迎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历史机遇。

近年来新《刑事诉讼法》、《精神卫生法》的实施，都强化了法医精神病鉴定功能。

笔者结合司法鉴定管理实践，剖析当前法医精神病鉴定工作存在问题，探讨推进法医精神病鉴定工作，旨在抛砖引玉。

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凸显司法鉴定的功能和任务在“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背景下，《决定》提出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完善证人、司法鉴定人出庭制度等任务。

司法鉴定作为诉讼制度的组成部分，其功能和价值前所未有地被关注，司法鉴定行业将迎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历史机遇。

（一）强调庭审中心主义理念，显现推进鉴定人出庭制度的必要性“推进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是现代社会司法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决定》提出“完善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强调庭审中心主义理念，就是将一切证据在法庭上呈现，通过举证、质证，由法官作出裁决；也推动司法鉴定走上民众视野。

推进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实现司法鉴定等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有助于发挥法官庭审作用，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

就司法鉴定人而言，出庭作证将逐渐成为常态。

因此，鉴定人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增强“法律人”身份意识，认清鉴定人出庭与鉴定活动、鉴定文书出具共同构成一个鉴定意见的整体。

（二）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要求司法行政部门依法履行司法鉴定主体管理职责司法鉴定作为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相关部门共同努力与合作。

《决定》提出“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进一步推进司法鉴定改革与发展，使鉴定在诉讼活动中，与实体公正、程序公正的统一适配和内在协调，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为解决司法鉴定领域存在的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等问题，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三定”方案赋予司法部负责指导“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

2014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删除原《刑事诉讼法》第120条“对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或者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

”的内容,明确由司法行政部门统一管理，排除省级人民政府指定医院的特殊性。

在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进程中，司法行政部门要严格按照《决定》等法律法规履行司法鉴定管理职责,重点加强包括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在内的鉴定队伍建设、机构建设、制度建设、质量建设、科技建设和诚信建设，全面加强执业保障和执业监管，不断提高司法鉴定科学性、权威性和社会公信力。

（三）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推进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规范化、法制化建设形成科学合理的司法管理体制和规范高效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有利于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充分发挥司法的权利救济、定分止争、制约公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基本功能，《决定》提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司法鉴定作为一项具有科学性、可靠性的科学证据制度，在诉讼活动中，对罪与非罪、罪重与罪轻和伤残程度认定、有无因果关系等问题的鉴别和判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被喻为“证据之王”。

目前社会上对肇事肇祸精神障碍者的法律处置与待遇的认识存在着非常明显差异。

例如，陕西邱兴华杀人案、上海杨佳袭警案、福建南平郑民生恶性杀人案、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留学生刺母案，此外很多民事案件中涉及精神病鉴定的案件也急剧增加，引起社会对鉴定意见是否客观、科学的高度关注和讨论。

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至少有两方面：一是当事人利益的博弈和分配，二是不同专业人士基于各自学术角度的认识和看法不同，其中争议焦点往往都与司法鉴定有直接关系。

司法鉴定是依据科学上的规则，作出“具体事实推论”，在众多证据中，鉴定作为一种可量化、可检测的科学技术手段，被视为最有力的证明方式。

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具有扩张裁判者的认识对象，补充裁判者在专门性问题上认识能力的不足，印证和补强其他证据的证明力的功能，适用范围广泛，主要为社会治安管理和执法活动提供科学证据，为审判机关依法审理和判决提供科学证据，为监狱部门以及其他判决执行部门正确有效执行司法判决提供依据。

面对新任务新要求，要推进法医精神病鉴定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不断提高鉴定意见可靠性、科学性，更好地服务于诉讼活动。

二、《决定》背景下，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工作存在的问题1．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机构规模小，兼职人员偏多多数法医精神病鉴定机构是依托精神病医院,办公条件差，没有形成规模化。

据司法部统计，2015年全国有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机构240家，业务量60593件，机构平均只有252件/年。

多数鉴定机构无专职负责人和行政管理者，兼任机构负责人的医院院长对鉴定工作投入少。

绝大多数法医精神病鉴定人为精神科执业医生兼任。

“无论是从经济回报还是工作的重要性而言，他们的医疗任务都远远超过鉴定任务。

从医院里的精神科而言，鉴定已经成为边缘化的附属产业，且近年来更是呈现逐步衰落趋势。

”2．标准、程序不够规范“我国目前对精神病人诉讼行为能力的评定仍系经验式判断，缺乏系统、准确、客观、一致性较高的评判工具。

”鉴定主观性较强，客观检测方法有限，缺乏科技高精仪器设备的支撑。

3．鉴定职能存在越权情况医学概念与法学概念之间边界不清晰，刑事责任能力是法学概念，应属于法官的职能权限，但多年来一直由法医精神病学鉴定人做出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

4．鉴定文书书写质量不高个别鉴定文书表述不完整、不准确，分析说明说理不充分。

书证材料摘录内容详略不当、缺乏关键信息，鉴定标准和方法使用不当。

一些鉴定调查不够客观、全面，检查所见针对性不强，不专业、不完整。

5.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率低2013年浙江省司法厅《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实施现状及完善》课题组，通过对600名律师、法官、司法鉴定人的问卷调查，分析研究认定，鉴定人出庭作证实践效果不理想，鉴定人出庭率低。

2013年浙江省办理涉及诉讼的司法鉴定36832件，鉴定人出庭作证只有167次，出庭率仅为0.45%。

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人出庭率也存在类似问题。

三、注重四个理念，推进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工作健康发展为适应依法治国进程的需要，要以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集思广义，讨论研究当前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工作存在的问题，统一对四个理念的认识，更好地促进我国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行业健康发展。

(一)注重出庭作证的理念，提高司法鉴定人综合能力以审判为中心是现代社会司法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强调以庭审为中心，就是将一切证据在法庭上呈现，通过举证、质证、辩论，由法官作出裁决。

《民事诉讼法》第68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

”司法鉴定意见作为法定证据之一，其证据能力和证明效力如何，最终应当由法庭在对鉴定意见和其他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判断的基础上做出认定。

新《刑事诉讼法》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体现了鉴定人出具的鉴定意见不具有预断性，需要经过法庭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并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新《民事诉讼法》第78条规定更严格：“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支付鉴定费用的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鉴定费用。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推进，鉴定人的出庭义务得到进一步强化，“完善对证人、鉴定人的法庭质证规则。

落实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提高出庭作证率。

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如何准确接受法官和当事人对司法鉴定意见质询，是司法鉴定人的新任务，也是新要求。

司法鉴定人要增强“依法、科学、客观、公正”的执业理念，树立“法律人”的身份意识，增强司法鉴定人出庭与鉴定活动、鉴定文书共同构成鉴定意见的整体意识；加强学习，提升法律知识素养、出庭作证能力及技巧，通过庭审质证程序，帮助法官有效认定和使用鉴定意见。

司法行政部门应加强与法院合作，推进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落实，保障鉴定人出庭作证时的人身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

人民法院要加强对鉴定意见审查，通过强化法庭质证解决鉴定意见争议，完善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审查、启动和告知程序，在开庭前合理期限以书面形式告知鉴定人出庭作证的相关事项，人民法院要为鉴定人出庭提供席位、通道等。

（二）注重司法保障理念，提高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公信力司法鉴定承担司法保障职能，其社会性、中立性和服务性决定了它的社会公共属性，在诉讼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新《刑事诉讼法》涉及鉴定条款有11条，其中涉及精神病鉴定的1条，增加对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的鉴定程序；第284条规定：“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

该条款对防范公民“被精神病”的侵害，从鉴定程序方面进行限制。

由于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工作神秘而特殊，从而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特别是对一些模糊的专业性鉴定问题产生质疑。

如2015年6月20日，南京“6·20”宝马肇事案犯罪嫌疑人王季进被鉴定“作案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在社会产生重大反响，新华社六问南京“6·20”宝马犯罪案鉴定过程，其中关注焦点问题之一是法医精神病鉴定人是否有权对刑事责任能力进行鉴定。

就上述问题的理解，近年来法学界与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实务部门一直分歧较大。

一方认为：国务院五部委1989年颁布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司法部发布的《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试行）》等相关法规，已确定精神障碍者各种法定能力的责任和权力交给鉴定人而不是法官。

另一方认为：鉴定法定能力显然超越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执业范围，这主要是历史原因以及执法人员与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人对相关法律条款错误理解等诸多原因造成。

根据《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是否具有“辩认能力或者控制能力”，应该经过“法定程序鉴定确认”，此未指明“鉴定确认”主体是鉴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