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报告：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出路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支柱，是一个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一个经济体的兴衰，最终取决于其实体经济的效率、规模和总体实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并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领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出现了发展动力不足、资本脱实向虚、创新能力不强等一系列复杂矛盾和问题，严重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着力发展实体经济”作为2017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大重点任务之一。

这是党中央深入分析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为解决中国经济“重大失衡问题”而作出的重大战略性部署。

一、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矛盾如何认识破解实体经济面临的问题，找准实体经济发展的出路，是在经济新常态大背景下我们亟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企业生存负担较重，整体盈利能力不强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传统要素成本优势正在消失，新矛盾新问题不断涌现。

一方面实体经济运营成本不断攀升。

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传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衰减态势明显，资源能源环境约束正在加强，进而导致能源价格、劳动力成本、土地价格、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不断抬高实体经济的运行成本。

尤其是目前我国企业税负较高，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投资实力和创新激情。

另一方面，实体经济整体盈利能力不高。

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整体产出效率不高，盈利能力下滑，主要是源于实体经济产业转型升级缓慢，产品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较低，产能严重过剩与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的矛盾突出，多数行业处于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中的低端位置。

同时，融资成本和非税负担居高不下，直接导致企业利润率持续走低。

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工业企业总利润总额比上年下降2.3%，为多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2016年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8443.5亿元，同比增长2.3%，增速比11月份回落12.2个百分点。

（二）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实体经济受到挤压近些年来，资本的“脱实向虚”态势比较明显，金融领域和房地产领域资本急剧膨胀，聚集了过多的发展资源。

这样不但扭曲了金融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的关系，而且严重削弱了实体经济发展新动力赖以形成的基础。

一方面资金更多地向房地产集中。

近年来，由于部分地方政府长期过度看重房地产对GDP、财政收入的贡献，甚至一度作为支柱产业加以政策扶持。

超高的行业利润引导资金过度向房地产流动，不仅提高了房地产泡沫化程度，加剧未来的金融风险，而且导致实体经济发展资金的严重不足。

超高房价严重脱离国情、超出居民购买能力、违背房屋是用来居住的根本属性。

供需错配浪费大量金融资源的同时，也诱导实体经济的资本大量涌向房地产，挤压了实体经济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扭曲。

当前部分金融行业的资金仅在内部自循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意愿不强。

同时，金融资源错配、资产价格泡沫风险加剧、高杠杆率的债务违约风险等乱象丛生，严重恶化了实体经济的营商环境。

数据显示，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也在快速上升，2012年我国非金融类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为106%，到2015年已超过140%，过高的杠杆率不但容易引发金融资产泡沫，导致金融利润率虚高，也变相吞噬了实体经济的资本。

（三）创新发展能力不足，“工匠精神”缺失长期以来，实体经济作为传统的优势产业，产业转型升级缓慢。

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不高和“工匠精神”缺失已经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短板。

一方面企业创新能力不足。

多年以来，我国企业长期的模仿跟进策略形成较强的“路径依赖”，导致创新意愿不强、创新能力不足、高附加值产品供给缺口较大等已经形成实体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

同时，尽管中国实体经济研发投入在持续增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

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约占销售收入的0.9%，而发达国家企业平均为2%。

在科技成果转化率和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方面，中国约为30%和50%，而发达国家在60%~70%之间。

另一方面“工匠精神”缺失。

在中国现代制造业领域，从粗制滥造的产品到随处可见“心不在焉”的工作情景，从日常服务业中敷衍了事的心态到社会山寨品的泛滥都折射出中国“工匠精神”的缺失。

“工匠精神”是凭着对产品的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价值诉求，提升企业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有效延长企业寿命。

结合自身企业发展实践，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曾指出，与全球领先的装备制造企业相比，中国企业不缺技术，而是缺少一种时代的“工匠精神”，这是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重要原因。

（四）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双向挤压，国内民间投资低迷不振从当前经济发展环境看，中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竞争形势复杂且严峻。

一方面实体经济面临着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引致的高端制造业“回流”和欠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分流”压力。

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积极推进了“再工业化”战略，德国一再加码“工业4.0”计划，英国也正积极进行“重新工业化”战略。

从企业层面看，苹果电脑、松下电器、阿迪达斯等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布局重新调整，高端制造领域出现向发达国家“回流”的态势。

随着中国实体经济中低端制造业成本优势的衰减，一些东南亚和非洲国家充分利用自身的劳动力成本、资源禀赋等比较优势，进军中低端制造业分流中国现有的市场。

另一方面民间资本投资增速持续萎缩。

毋庸讳言，民间投资增速直接反映实体经济的发展活力，振兴实体经济必须先振兴民间投资。

但是2016年以来，民间投资持续低迷，1—11月份民间投资仅增长3.1%，对工业投资增长造成严重影响。

民间投资增速萎缩的主要原因是投资回报率不高、市场营商环境不佳等因素导致企业家投资信心不足。

加上传统企业受融资难融资贵和生存负担重“两座大山”的深度影响，企业的投资实力严重下降。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传统产业投资回报率不足3%，比次贷危机前8年平均水平低5～7个百分点。

二、实体经济发展的对策与出路（弘利遴选）针对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领域存在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党中央用质量、创新、品牌和“工匠精神”这四个关键词明确了振兴实体经济的主攻方向，给出了实体经济振兴的着力点。

应以此为纲，多措并举，振兴实体经济。

（一）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促进提质量创品牌当前，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关键是有效化解企业生存负担，激发内在发展动力，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质量和效益。

一方面切实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减轻企业生存负担。

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通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如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和降低物流成本等；全方位优化税制改革，要有“放水养鱼”的思想，为企业减税让利，拓展企业的发展空间；抓紧相关配套制度政策体系建设，控制企业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土地、房租、融资等一系列成本快速上涨的势头。

另一方面，加快产业和产品转型升级，全面推动提质量创品牌活动。

要善于抓住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契机，推动以提高质量和产品核心竞争力为导向的产品和产业结构升级。

利用现代大数据技术、物联网和互联网技术等，加强全面质量管理，重视质量标准与国际接轨，完善核心领域和关键环节质量追溯体系建设，坚守质量是实体经济发展的生命底线。

也要高度重视地域、企业和产品的品牌协同建设，注重品牌活动和平台打造，突出内涵提升品牌，深挖品牌的溢价能力，提升品牌的国际竞争实力。

（二）完善制度建设与监管，推动“虚、实”平衡发展针对当前“资本脱实”和“虚实失衡”的严重问题，要重视虚拟经济监管体系和制度建设，厘清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防止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造成实体经济发展的“空心化”。

一方面创新和完善房地产市场运行机制。

大力推进住房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

通过制度体系建设，既要遏制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挤占信贷资源的态势，又要遏制超高房价对资本逐利性的误导，防止侵占实体经济的信贷资源。

同时，要加快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任务改善实体经济的运行状况，通过行业利润的“虹吸效应”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

另一方面，加快推进银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金融资源供给质量和效率。

从我国实体经济运行实际情况看，要有效引导资金“脱虚向实”，既要优化资金供给，也要改善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整体运行状况，提升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

应以银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优化金融业服务质量，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创新服务供给模式，鼓励银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由银行牵头推进企业债务重组、资产并购，以及债转股改造。

并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其中，努力实现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共生共荣。

（三）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重塑新时代“工匠精神”创新是助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实体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而新时代“工匠精神”是提升产品核心竞争能力和培育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关键。

一方面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把创新元素渗透到实体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

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信息化与实体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以技术的群体性突破支撑引领新兴实体产业集群发展。

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实体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推动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协同发展，开辟实体经济发展的新契机、新空间。

培育企业发展新模式、新业态，培育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加大对企业研发投入力度，推动互联网、大数据和智能化技术与实体经济的研发、生产、管理、服务等各个环节的深度融合。

另一方面，重塑时代“工匠精神”。

注重优化制度供给，培养孕育“工匠精神”的政策土壤。

在培育制造业高端人才和“工匠精神”过程中，建立健全各种配套制度体系的同时，也应注重正式制度如法律、制度、契约的保障激励作用与日常行为规范、行事准则、企业文化和价值取向等非正式制度的引导有机结合。

围绕“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围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高端装备、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业强基等五大工程需求导向，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健全人才培养选拔机制，优化人才供给结构。

加快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四）全面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优化民资营商环境针对目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受到高端制造“回流”和低端制造“分流”双向挤压的严峻挑战，以及国内民间投资持续萎靡的现状。

一方面加快推进“中国制造2025”，冲销国际双重压力。

必须加强制造业发展战略和规划引导，完善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制造业创新体系，全面推进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

加快形成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和技术体系，持续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全面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产品核心竞争力，抢占全球制造业新一轮的竞争制高点。

另一方面，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减轻企业生存负担。

应加强法治政府和诚信政府建设，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策执行效率，构建担当、包容、高效、亲清的政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