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对于我们时代的意义2004-04-15 来源：光明日报我有话说康德是一个蓄水池，前两千年的水都流进了这个池中，后来的水又都是从这个池中流出去的。

――安倍能成（日）访谈嘉宾：赵敦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靳希平（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江怡（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韩水法（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谢地坤（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李秋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从近代启蒙运动到整个20世纪，在哲学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到康德思想的足音――康德对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历史影响赵敦华：首先对《康德著作全集》第一卷的出版表示祝贺。

康德全集的出版已经是哲学界盼望已久的事情了。

在西方哲学史中，如果要选出三个最重要的人物，那么除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外，康德毫无疑义应是其中之一。

在今年康德逝世200周年之际，学术界要搞一系列的活动来纪念，这反映了中国学者认识到了康德哲学对我们中国今天的意义。

康德哲学是对启蒙运动的总结。

在康德之前，虽然启蒙运动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发展都很充分，但是近代哲学一直都缺乏对启蒙运动的深刻的哲学总结。

反映在当时，以上帝的一元统治为核心的神学价值观到了17世纪时并没有多大改变。

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把以前的有神论和无神论这样的二元对立变成了理性和非理性或是反理性的对立。

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基本格局没有变化，即仍然认为有一个可以统摄一切的最高原则。

为什么说康德哲学是对启蒙运动的总结呢？因为康德首先实现了价值领域的多元化。

这个多元化，至少是康德哲学的三大批判实际上确立了三个不同的价值领域，即科学领域、道德领域（包括宗教领域），还有就是审美领域，但它们实际上都属于价值领域。

每个价值领域都有不同的原则，不同的标准，不同的实现途径。

这一点正是现代主义的最核心的地方。

如果把西方的现代社会看作是一个整体的话，那么它的灵魂就是康德的思想。

从现象或表层来分析，各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不一样，但是在深层次上来分析，那么我觉得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康德的批判哲学。

邓晓芒：康德被他的中国引进者梁启超称之为“近世第一大哲”，一点儿也不过分。

我以为康德是西方理性精神在近代发展的新阶段，也就是“批判哲学”阶段。

西方理性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古希腊“逻各斯”的提出，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奠定了西方理性精神的基础。

然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念论体系使理性成了一个从低向高不断超越的无限有序系统。

再就是近代笛卡尔的怀疑精神使理性达到了自我意识。

康德的第四阶段不仅是怀疑，而且是“批判”。

批判使理性成为了能动的自我超越的主体。

康德的所有的批判者都是康德的后继者，康德的理性批判成了康德哲学永远的光荣。

自从康德以后人类思想就进入了“批判的时代”，直到今天和永久。

批判不再只是某个人或时代的特征，而成为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必要的基本素质。

李秋零：康德的时代，启蒙运动的发展已暴露出自身的矛盾：理性和自由这两个启蒙运动的基本原则开始对立起来。

这个对立在启蒙运动最高潮时体现为伏尔泰和卢梭之间的对立，两人甚至到了互相挖苦的地步，启蒙运动的两大原则都出现了困境。

一方面，休谟的怀疑论虽然不会影响科学的实用价值，但却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动摇了科学的基础，使科学只剩下了或然性。

另一方面，法国启蒙哲学的主调是机械决定论。

它把自然因果律推广到人类社会乃至人自身，人不过是一架更精密更复杂的机器而已。

这样，不仅自由失去了存身之地，就连人自身也失去了特有的价值和尊严。

因此，理性与自由、科学与道德是相互矛盾的。

康德把启蒙运动从这种困境中解救了出来。

他一方面通过对理论理性的批判保证了科学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实践理性的批判保证了自由的合法性。

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康德和启蒙运动的关系可以用黑格尔的一句话来概括“康德的哲学是启蒙运动的理论总结”。

对康德来说，就是对前期的启蒙运动进行一次再反思，或者说再推动。

但康德不是拿着别人开刀，理性不是像手电筒一样只照别人，而是返回来照自己。

实际上法国启蒙运动的大师们往往愿意扮演教师的角色，去教导别人。

而对康德来说，每个人都要自己去思考，这应该是康德对启蒙运动的真正推动。

人们常说自由是康德哲学的主旋律，我觉得不完全，因为在历史上高唱自由的人比比皆是，所以在这一点上它并不完全是康德的真正的特色。

我认为对康德来说，自由虽然是他的哲学的最高范畴，但自由真正起的作用在于它是自律的一个前提，是自我批判的前提。

因为理性只有是自由的，它才能够进行自律，进行自我批判，而同时，尽管他是自由的，他也要批判自己，也要自律。

如果理性是自由的，而又不进行自我批判，不进行自律，那么这个理性很可能就会绝对化，实际上康德之后的发展，到黑格尔，恰恰就是出现了这个问题。

我认为整个康德哲学都体现了一种自我批判和自律的精神。

西方人可能还是没有完整地去理解康德，更不用说贯彻康德精神，继康德之后，至少从德国哲学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虽然大家都还是非常强调批判这个词，但大多数又像启蒙运动那样转回去批别人了,而很少有人去批自己。

靳希平：康德著作出版之时，德国还没有完全统一。

在一些邦国里边，康德的书被列为禁书。

有一个哲学家和黑格尔是对头，叫Jacob Friedrich Fries.中学读书时，有一位老师是康德的追随者，讲康德的伦理学，他听了以后很感兴趣，于是利用放假到柏林买了康德的三大批判。

结果学监知道后，马上就把它们没收了。

康德成了气候之后，90％的德国哲学家都说自己是康德的后继者。

叔本华是，Fries是，贝内克也是，洪堡也是，施莱尔马赫也是，舍勒也是，1870年以后，新康德主义成势之后更是如此，他们都说自己是康德哲学的发展。

还有人则因为他是康德主义者，坚持发展康德某一方面的学说，甚至被逼得投河自尽，如贝内克，心理主义的代表。

现在他的著作几乎没有人知道了。

他是跟黑格尔差不多同时代的人，他本来课讲得不错，敢在柏林大学和黑格尔一争高下，但是政府出面干预：讲康德，宣传自由思想，不允许你上课，就被开除了。

后来他到处写信，比如给弗莱堡大学，信里说，你那里是不是有一片自由的天地允许我做康德的研究，没人回信。

后来政治情况好一些，才慢慢地有了在外地大学讲课的机会，但年薪拿不到在柏林大学讲课的谢林的十分之一。

后来到哥廷根做教授，那边有一条河，有一天去上课就再也没有回来，两年之后在河里发现一具尸体，就是他的，投河自尽了。

新康德主义盛行之前的那些思想家，为了宣传康德的思想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生命。

江怡：对于当代西方哲学（主要是指英美部分），康德的影响是明显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它重新在康德那里接受了一个哲学作为一种严格的形式的精神科学的观念，这是现代整个分析哲学从康德那里接受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整个英美哲学刚开始形成的时候，主要还是以反对黑格尔起家，首先是反观念论，反黑格尔绝对唯心论，在此过程中，他们接受的是康德的思想。

他们是把康德和黑格尔捆绑起来，然后打一捧一。

第二个作用是他们接受了康德对思想领域划界的概念。

给理性划定一个界限，为理性制定一个标准，即什么东西是可以在理性中来讨论的，什么是不能来讨论而只能在其他领域来讨论的。

这实际上是整个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一个基本任务。

当代哲学里维特根斯坦对此表现得最为明显。

他把这个界限划在可说与不可说之间，不是划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或者是理性的界限之间。

这种为理性划界的观念是整个西方哲学一以贯之的思路。

这个思路对现代哲学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韩水法：20世纪过去了，大思想家也差不多都与之俱逝了，新的还没有出现。

他们都是康德时代的人。

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试图超越康德，超越启蒙，企图从理性主义之中突围出来，并且如果有谁找到了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可能的理论或一种可能的解释，那么这个人就应当是福柯，我认为福柯做了许多颇有创造性的工作。

福柯苦苦追求现代之后的出路，寻找与整个传统的知识不同的道路，但在头上却压着一座大山，这就是康德。

所以，福柯在康德写了《什么是启蒙》整整200年之后，也写了一篇同名的文章。

在那篇文章里，他认为康德将启蒙理解为出路这是不够的。

他要重新论述启蒙，要消解启蒙。

我认为这篇文章至关重要，蕴涵了福柯其它著作里的核心思想。

对福柯来说，如果康德的问题无法解决，也就是消解，就意味着后现代无从谈起。

就像罗蒂的《哲学与自然之镜》，一上来就说要推翻自笛卡尔、康德以来的认识论传统，然而不用读康德的整本书，就前两三页他就把自己给推翻了。

我们再看远一点，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中的一位，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之后，他读《纯粹理性批判》读了很多次，但每次都读不完，因为读了几页后，就觉得自己有许多想法，要把它写出来，然后再来读，接着又再写。

马克斯・韦伯关于现代性的规定，是一个经典的规定，他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康德。

哈贝马斯也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是在康德、黑格尔的精神氛围下成长起来的。

这也就是说，康德哲学是20世纪那一代哲学家的思想渊源和背景。

现在情况还是这样，西方每年有关哲学家研究的文献里面，研究康德的文献的数量总是第一位的，超过有关海德格尔、胡塞尔的研究文献。

这自然也说明问题。

康德的现代主义纲领被超越还是被误读―――后现代视野中的康德赵：我们现在再来看现代西方的现代性问题。

这个问题能够说明康德的哲学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对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康德，如果把他作为一个启蒙运动的总结或者他提出的是一个现代主义的纲领，那么后现代认为西方现代社会中或思想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就是现代主义的毛病，所以他们要批判、要超越、要怀疑、要否定，或者要解构等等。

但我认为，现在西方所出现的问题恰恰也是价值观的混淆。

它把康德所区分的三大价值规律混淆起来，企图用其中的一种价值原则来统摄另外两种价值原则。

这就产生了西方现代主义或者现代性的危机。

那么第一种混淆就是用科学主义来代替道德的价值判断和审美的价值判断。

认为科学的价值可以统摄一切，就是后来法兰克福学派讲的工具理性。

第二种倾向就是泛道德主义，泛道德主义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一种倒退，虽然科学技术发展到了尖端，但道德的堕落，物质大洪流都成了他们眼里的罪恶。

所以他们要用纯洁的道德理想来拯救这个社会。

但如果这种泛道德主义和一种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就非常危险，就会产生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

第三种就是后现代主义，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艺术家的浪漫的想法，它强调个性化、个人的独特的体验，强调自己的创造性。

这在审美艺术领域，是完全行得通的，也是必须的，但放在科学上就是不行的。

放在道德上也是不行的。

但后现代主义把这个混淆起来了。

总之，西方现代社会所遇到的问题不是证伪了康德的现代主义，恰恰是认为康德的现代主义纲领没有被贯彻到底，或是被人们忘记了。

李秋零：赵教授刚才说的一句话，恐怕还要继续往下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