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江　南　社　会　学　院　学　报D ec .2009第11卷第4期JO UR N AL O F J IANGNAN SOC IAL UN IVERS IT YVol .11No.4日本身份认同的演变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3代小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上海200433)摘　要:　身份认同概念这一建构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要素,长期潜在地影响着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

建构主义提出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

以中日关系为例,在以往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中日两国都经历了几次角色身份的转变,随之对应的是外交决策的转变,进而影响到两国外交关系的发展。

21世纪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建构主义有助于弥补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不足,更好地诠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探索解决国家间矛盾的新途径。

关键词:　日本;身份认同;外交决策;中日关系中图分类号:D829.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026(2009)04-0057-04 在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中,身份认同概念通常只被看作是辅助性的分析要素。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建构主义将其归入外交政策的分析框架中来,身份认同概念开始纳入国际政治理论主流。

建构主义学者提出,国家的身份是一个变量,身份不同,利益自然不同,从而决定了外交决策的差异。

就中日关系而言,两国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经历了几次角色转换,每一次角色身份转换都一定程度上促进或制约着两国关系的发展。

本文意在探索身份认同要素在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挖掘促进中日关系良性发展的积极因素。

一、认同的含义“认同(identity )”这一概念最初来自社会心理学,也是建构主义理论核心概念之一,其内涵是指某行为体所具有的和展示出的个性及区别性形象,这类形象是通过与“他者”的关系而形成的。

[1]这是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定义国家身份,即身份是在国家互动实践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属于国家身份的外在层面。

[2]国家的身份与国家实践没有关系,或者是把国家身份的国内建构搁置起来。

从国际层次角度考虑,国与国的关系不断地重新定位,是敌人、朋友还是非敌非友,在不同的问题领域,表现可能不同。

不同的角色会赋予国家不同的利益,而不同的利益将规约国家的行为。

然而,认同是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它可以产生动机或行为特征,同时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领悟。

所以,国家身份在与其它行为体互动之初是有自己身份的,认同也可来源于国家内部建构,属于国家身份的内在层面。

国内发生的政权更迭、体制改革、战争等都会引起权力的重新配置,获得权力的一方会把它们的观念和认同强加到法律政治与社会结构之中,并使之制度化。

一旦这种文化被积淀为社会事实后,就会对国家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3]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的结合形成了国家身份认同的整体,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实行。

二、身份认同的演变过程及其外交决策日本对自身角色认同的变化应从明治维新说起。

明治维新使日本完成了一次从区域小国到亚洲大国的角色转变,伴随而来的是其领袖人物从一心致力于国内发展的改革家蜕变成对外侵略扩张,挑起战争的疯狂侵略者。

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使日本的侵略扩张野心膨胀,最终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并与德、意结成法西斯同盟,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由此,无论是战争的胜利,还是脱亚入欧与西方侵略性大国为伍,这些在国际层面上都是日本对自身国际地位的认识发生变化的体现,也是日本在当时追求一种“大国身份”的体现。

然而,战争的失败打碎了日本人的大国美梦,其当权者清醒地认识到在战后世界舞台上,日本仅仅是一个美国庇护下的小角色,这种自我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日本外交决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5—3收稿日期作者简介代小丹(),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政治理论教研室助教。

7:2009-09-22:1982-的。

战后日本外交最显著的特点是实用主义。

在各个特定阶段,日本对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和自身的国家利益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因而对外政策目标的设置比较合理。

[4]国内主要奉行“重经济,轻武装”的理念,以求改变战后国力衰竭的局面,其外交主要围绕日美同盟展开,与美国建立安保同盟是这一时期日本外交的显著特点。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在经历了短短30多年的休整后重现繁荣,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亚洲经济强国、世界经济大国。

与此同时,经济大国的意识也唤醒了日本对政治大国的渴望,当时就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提出,日本不仅要做经济大国,而且要成为政治大国。

对政治大国的追求是日本对自身角色认同的一次重大转变。

在经济实力的支撑下,日本对自身进行了重新认识。

国内层面上,经济恢复与发展使日本逐渐甩掉了战败国的帽子,日本政界开始考虑日本应如何摆脱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局面。

民主党代表小泽一郎于1993年写下《日本改选计划》一书,主张日本既已成为经济大国,就应当成为“国际国家”,其前提首先要成为一个“普通国家”,和其他国家一样拥有一支像样的军队,配合联合国到海外执行和平任务。

[5]国际层面,日本与美国建立牢固的日美同盟,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盟友,加之世界排名第二位的经济实力,日本确认此时应该是日本确立政治大国地位的最好时机,由此也形成了日本政策由战后长期关注国内经济发展向追求政治、经济平衡发展的大国外交转变。

综上,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角色认同的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而每个阶段都有其鲜明的身份标签,即法西斯主义、战败国和经济大国。

三、认同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在日本对自身角色认同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中日关系也在随之跌宕起伏。

有力地证明了建构主义学者提出的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的逻辑。

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致力于“脱亚入欧”的外交理念。

19世纪80年代,日本著名的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撰写《脱亚论》提出“谢绝亚细亚之恶友”的主张,想与亚洲的弱国、小国划清界线。

“脱亚入欧”一词中亚洲和欧洲的观念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范畴,而是一个文明的概念,代表着不同的价值取向。

当时的欧洲是文明、繁荣与富强的象征,而亚洲是落后、贫穷与弱小的代名词。

日本欲在强大的经济支撑下,证明自身的强大,实现脱亚入欧的外交梦想,首先选择了向外侵略扩张,首当其冲的入侵对象选择了中国。

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与日本仅一水相隔,地理邻近;另一方面,虽然清后期已经积贫积弱,殊无昔日天朝大国之风采,但仍然是以往几个世纪称霸亚洲乃至世界的大国,占据亚洲广袤的土地,资源丰富。

除此之外,在战争中获得胜利是最好的“自我展示”的时机,是实现自我价值认同的有效方式,是建构“脱亚入欧”身份的最佳途径。

最终直至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惨败,中日两国关系等同于侵略者与被侵略者。

二战后,中日两国关系出现了短暂的外交真空。

战后日本致力于恢复经济繁荣,外交政策围绕着日美同盟展开。

而此时中国(不含当时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也必须面对战后满目疮痍的国内现状。

尽管如此,东京与北京之间仍没有断绝商务往来,在文化、外交与贸易方面也有交流互动。

战争失败不仅彻底摧毁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侵略能力,而且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大国志向,其“脱亚入欧”的外交抉择宣告失败。

然而,被国际社会边缘化的日本,又因二战后美国独特的外交倾向,很快找到了自身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为日本大国志向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一方面日本着手倚靠美国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失去国际地位的日本开始回归亚洲,改善国际声誉。

1972年日本率先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是其回归亚洲的重要标志,也是其重塑国际形象的重要步骤。

日本随着其经济实力的不断强大,已经不再满足于经济贸易是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唯一声音,政治性外交也在逐步展开。

这也是日本追求大国志向复苏的表现。

中日关系在此时渡过了一段难得的“蜜月期”。

国与国之间主体间的差异会使国家形成自身角色的认同。

对于日本而言,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是贫穷的,对日本不构成任何威胁,是其援助的对象。

中国一心致力于改革开放发展国内经济,日本则在如何成为大国的问题上进行大讨论,日本外务省认为:“人、资金和政治作用这三位一体的国际贡献是日本成为大国的条件”。

外务省前外务次官栗山尚一称:“日本应该摆脱以往的中小国家外交向大国外交过渡”。

这些来自日本国内的声音,体现了日本国内对角色认同转变的倾向,经济实力的强大是其认同转变的导线。

国际层面上,日本与中国乃至周边国家极不相称的经济实力对比也促进了这一转变。

与此同时,这一转变的外在表现就是对外交政策的调整。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日之间矛盾重重,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相结合,摩擦不断,学者称这一时期为中日关系“政冷经热”。

日本对华外交政策日趋强硬,尤其是世纪初期小泉纯一郎在任—5—218期间,中日关系更是降到了建交以来的最低点,学者形象地称其为“冰冻期”。

为什么中日关系会在这一时期破裂,什么原因导致了日本强硬的对华外交政策?回答这些问题应围绕“变化”二字展开。

对比20世纪末的中日关系现状不难发现,经历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泡沫,日本经济进入持续衰退期,经济增长低迷、通货紧缩逐步加深。

虽然近年来日本经济持续复苏,但仍面临财政、金融、就业等多方面不确定因素。

与之不同的是,20世纪末,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在坚定不移地走对外开放与和平发展道路政策的指引下,中国成为一个迅速发展的大国,中国崛起也是对中国人民改革开放30年来努力的最好诠释。

然而,目睹中国快速崛起,日本人的心态变得十分复杂,自大与自卑交织在一起。

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发展,中国成为拉动日本挣脱萧条的主要因素之一,更使日本人对中国的发展既喜又忧。

直至近年,日本人才开始承认中国的崛起之势不可阻挡。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日本人早已习惯于以俯视的心态看中国,如今日本人逐渐需要平视中国,总觉得不大习惯。

[6]中国崛起的过程也是日本对自身认同又一次转变的过程,也是日本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因素。

在国内层面上,日本经济增速较慢;国际层面上,因中日实力对比的变化,日本失去了在东亚的绝对经济优势,加之其政治影响力仍不及中国,以至于日本采取“联美抑中”的外交战略,这种“战略选择”不仅是为了获得简单意义上的安全,还包括日本在亚洲维持经济主导地位、提升日本的商业竞争力以及日本在亚洲国家关系中的传统“优势”地位。

[7]为了防止中国崛起引起东亚的权力变更,日本更是鼓吹“中国威胁论”,作为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

在日本,“中国崛起”的事实被广泛说成是中国正在实质性地“威胁”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和利益,成为日本凝聚社会共识、打击国内和平主义思潮和调动各种政治力量突破和平宪法体制约束的最重要的“外在因素”。

其结果,在日本看来“中国崛起”几乎完全改变了20世纪70—90年代中期中日关系的基础。

但本质问题并不是中国的崛起导致了日本进取性的防备政策发生变化,相反的是日本外交与战略思想的现实主义转型放大了“中国崛起”对日本的消极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