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的思想一、生平介绍谭嗣同（1865.3.10~1898.9.28），汉族，湖南浏阳人，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维新人士。

他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

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产、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

写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

1898年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三十三岁为世称“戊戌六君子“之一。

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曾任清政府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职。

生母徐氏出生贫寒，作风勤朴，督促谭嗣同刻苦学习。

10岁时，谭嗣同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

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他对王复制的思想产生了兴趣，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他读书务求广博，文章写得很有才华。

他对传统的时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几个字。

1876年其母病故，此后常为“父妾所虐”，“遍遭纲伦之厄”，遂对封建主义萌发了叛逆思想。

1877年谭嗣同又师从涂启先，系统学习中国的典籍，开始接触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

此后又到兰州，在他父亲的道署中读书。

1884年，他离家出走，游历直隶、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涉足江南塞北，黄河上下，行程八万余里。

沿途中观察风土，结交名士并且受到了劳动人民反封建斗争精神的濡染，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的思想富于斗争性。

1888年，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丰富自己。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妥协退让，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宗国人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空前尖锐紧张，沉重的民族危机和尖锐的社会矛盾，激起广大社会阶层的强烈愤怒和反抗。

在这整理是背景下，谭嗣同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他总结过去，感到在读那些“凿空说经”的心性之学只是虚掷生命，寻求救国救民治路，成为他人生新的起点，从此致力西学，“长于旧学辞矣！”1896年，屡试不第的谭嗣同由其父捐资江苏候补知府，南京候补期间见到了梁启超，从此一起探讨维新理论，泄露不少宣传变法的文章，次年完成他的主要著作《仁学》。

1898年回湖南，倡设南学会，版《湘报》，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学办新政，使湖南风气打开。

8月奉诏入京，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领导工作。

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决心以身殉变法维新事业，留京不走，9月28日与杨深秀等人同时慷慨就义。

次年遗骸运回浏阳，葬于南乡石山下，其著述后人辑为《谭嗣同全集》。

二、谭嗣同的思想。

（一）政治思想：（1）抨击名教。

纲常名教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中国历代封建思想家都一再宣扬它的神圣性，让人们向它顶礼膜拜，诚惶诚恐，不敢有半点冒犯。

谭嗣同在《仁学》中，却不顾“非圣非法”的压力，大胆揭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纲常名教的虚伪性，愤慨地指出：“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天不敢逾，畏若固宽而不敢议。

嗟乎！以名为教，则其教义为实之宾而绝非实也。

实则名教彼而忽此，视权势之所积；名时重而时轻，视风俗之所尚。

”这全是统治者为便于对人名=民施行“钳制之术”，而由人创造的。

所以谭嗣同深刻指出：“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次为率，去边已故也。

”而人民却“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无论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

接着谭嗣同对封建名教的核心“三纲”进行逐一批判。

“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谭嗣同对“君为臣纲”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说“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

为了论证“君为臣纲”之“无复人理”，谭嗣同从帝王的产生谈起，断然否定君主的神圣性和合理性，他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

这就是说，在生民之初，君臣之间本是平等的，无所谓尊卑，也无所谓君臣，他们都是民，根本谈不上誰为谁纲的问题。

那时不但君不能为臣纲，相反，如果君不为民办事，民还可以起而共废之，从而彻底否定了“君为臣纲”之说。

对“父为子纲”谭嗣同指出，父子之间，“子为天之子，父亦为天之子，父非人所得而袭取也，平等也”。

就是说，每个男人既为又为父，又皆为天之子，在天面前人人平等，父和子之间也应当是平等的。

至于“夫为妻纲”，更是“至暴乱无理之法”。

他说：“夫既命为纲，则所以遇其妇者，将不以人类齿”，使妇女一直受着非人的待遇，不仅违背了“男女同为天地之精英，同时有无量之盛德大业，平等相均”的原则，而且违背了最起码的人道。

为了使妇女摆脱“夫为妻纲”的束缚，皆有两厢情愿，并且“可合可离”，实行婚姻自由。

最后，谭嗣同总结三纲给人们带来的祸害，不惟关其口，使不敢当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

······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为此，谭嗣同大声疾呼，号召人们勇敢地“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2）追求建立民主平等的朋友关系。

在谭嗣同心目中，理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是朋友关系，认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惟独“朋友”一伦“最无弊而最有益”，因为它“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喂意。

总括其意，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

因此谭嗣同宣称：“故民主者，天固之义也，君臣朋友也；父子异公异财，父子朋友也；夫妇择偶判妻，皆由两情自愿，而成婚与教堂，夫妇朋友也；至于兄弟，更无论矣”。

这种把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之间的关系都变成民主平等的朋友关系的主张，是对封建秩序和封建等级关系的猛烈冲击，是对资本主义个性解放的热情礼赞和向往。

三、经济思想。

作为近代中国进步思想家之一，谭嗣同在经维新心方面也颇有见地，如提倡中外通商，奋兴商务，鼓励消费等，其经济思想已发展资本主义为核心。

（1）“改革开放”谭嗣同坚决批判封建经济制度，并提倡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极力称赞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向往资本主义经济的国际化、全球化。

他认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模式禁锢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闭关锁国的政策不能富国强民。

谭嗣同曾提到：“仁以通为第一义”，“夫仁通义有四：中外通······上下通，男女的中外通，······人我通······”，“夫仁以太之用，而天地万物由之以生，由之以通。

”在他看来，他还认为，再贵及贸易活动方面中，通商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随着国家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固有的物质产品势必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与他国通商，将国外的产品引进中国市场，可以弥补本国物产的缺乏和不足。

中国作为落后的一封建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国家，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通商，是受益良多的。

（2）“奋兴商务“甲午战败，割地赔款，何以立国？何以为战？谭嗣同便指出：“西人虽以商战立国，然所以为战者，即所以为商。

为商为战，足以灭人之国于无形，其计至巧而至毒。

”《马关条约》签订后，他痛定思痛，在总结洋务运动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吸收了郑观应、薛福成、陈炽等人的观点，提出以其人之道还之以其人之身——“奋兴商务”，成为谭氏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

其“奋兴商务”思想主要有三部分：“商战”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批评轻商主义”。

谭嗣同继承并发展了郑观应的“商战”思想，认为经济利益是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帝国主义以战争及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作为侵略手段，经济侵略才是真正目的。

继而谭嗣同又指出了“商战”重于“兵战”，他认为中国军事落后归底是经济落后，而“和者尤当务之为急”，就是说要以“和”为发展经济、“奋兴商务”创造一个相对的环境，当然，这种观点也反映了他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和清政府的腐朽尚未有清醒的认识。

但是，从两次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的失败，他看到了经济侵略的危害，激励肯定了向西方学习和“奋兴商务”的重要性。

（3）促进消费。

自古以来，封建统治者极力提倡“黜奢崇俭”，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消费观念，难以动摇的“范本”。

他认为本无所谓奢俭，而是统治者“妄生分割”，“为之教曰黜崇俭”。

矛头直指封建统治阶级不过借此推行伦理教化的别有用心。

进而，他又批判了“崇俭”认为它是中国经济贫弱的根源之一。

须指出的是，谭嗣同对“崇俭”和西方的“纵欲主义”有本质区别，就俭而言，他曾再三叮嘱其妻李氏在“惟必须节俭”，不应用封建道德伦理来衡量。

“俭”与“奢”的标准应时代来定，以往的封建统治者一味用“崇俭”奴化人民，而忽视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导致民众的消费观被隅于蒙昧状态，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谭氏消费观显然受到西方近代功利思想的感染，以经济价值作为衡量标准，是其近代消费观念重构的核心，在当时无疑是积极而有益的。

三、哲学思想。

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是以“仁——通”为核心，主要表现在他的著作《仁学》中。

他撰写《仁学》，目的是“别开一种冲击网罗之学”，为此，他认为“非精探性天之大原，不能写出数千年祸象，于今日宜扫荡桎梏冲破网罗之故”。

说明他正是为了论证数千年封建君主专职的不合理和谋求盖个黑暗现状的必要性，才探讨哲学问题，以便提供一个新的世界观，作为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

在《仁学界说》中，谭嗣同开宗明义，第一条就说：“仁以通为第一义。

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

”后面又一再强调，“是故仁不仁之辨与其通与塞；通塞之本，惟其仁不仁。

通者如电线四达，无远弗届，异域如一身也”。

这样，谭嗣同就把他的哲学观点，集中概括为“仁——通”的学说，整个《仁学》即是以此为轴心展开论述的。

“仁”是什么呢？谭认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

而构成天地万物之源的“仁”则是“以太”。

他说：“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精微，无所不胶粘，不贯洽，不笼络，而充满之一物焉。

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声，口不得而臭味，无以名之，名之曰‘以太’。

······”这是谭嗣同在探究世界的本源。

那么“通”又是什么呢？“通”就是事物的联系和统一。

谭嗣同认为，由于构成天地的“以太”具有笼络的作用，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互相依存的，自然界是这样，人类社会也是这样。

既然，世界世界万事万物都是互相依存，“互相吸引不散去”，“相维系不散去”，因此一切事物本身都是“相通”，“通”就是宇宙的总规律，也就是“仁以通为第一义”。

谭不但指出互相联系的统一，而且认识到这种联系和统一，不是静止的，这是因为构成世界的“以太”，处于“不生不灭”的“微生灭”状态，而是“以太”的“微生灭”，实际是处于本身的不断运动之中。

这样，“以太”处于“微生灭”，的运动中，“以太”的“微生灭”形成了万物的“生灭”，万物的“生灭”形成了天地的“日新”，小至“以太”，大至“世界”，它们存在的“不生不灭”，都正是因为存在于不断的永恒的“微生灭”和“生灭”的运动发展中；这就是事物的总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