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家顾彬眼中的中国2008年10月13日11:52 外滩画报前两年，德国汉学家顾彬因一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而引起轩然大波，但他认为，这是国内媒体对他在德国的访谈断章取义的结果。

这次为刚刚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译本而来到上海的顾彬，明显变“圆滑”了，不再轻易骂人，这让蜂拥而来的国内媒体颇为失望。

事实上，这个脸上沟壑纵横、看上去很忧郁的德国人，始终不曾改变自己的“立场”。

见到顾彬，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新闻发布会的第二天。

我第一句话就告诉他：“听说上海的媒体对你很失望。

”他一如既往地眉头紧锁：“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等着你骂人，结果你什么都没说。

”他闷闷不乐地说：“我没有骂过人，‘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话也不是我说的，是我的中国朋友们说的，他们问我为什么要写这个文学史，简直是在浪费时间。

再说，我讨厌重复，以前说过的话我不想说第二遍。

每次都说一样的，没意思。

”上海媒体此次为何倾巢出动？原因还是要追回到两年前。

当时，《重庆晨报》某记者将顾彬在德国进行的访谈断章取义，用“当代文学是垃圾”作为标题刊出，着实热闹了一阵。

作家圈、学术圈以及爱凑热闹的网民顿时分为两派，网民中有人力挺顾彬的批判性，赞他敢说真话，也有人说他是门外汉，不过哗众取宠。

在一场网络混战之后，2007 年，北京举办的世界汉学大会圆桌会议再起波澜。

善饮的顾彬把1949 年以前的文学比作五粮液、1949 年以后的文学比作二锅头，引得北大的陈平原教授当场发难，直斥顾彬的评论太娱乐化，是为了迎合中国人“外来和尚会念经”的心态，认为他的观点根本不值得认真对待；接着，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又撰写多篇文章为顾彬辩护，批评了一些中国学者的“大国小民”心态。

无论如何，顾彬这次学乖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变“圆滑”了。

“我太太现在禁止我接触中国记者。

”“好的记者也不行？”“事实上我碰到的记者水平都不错。

然而问题在于，这些记者写了不错的文章，但会有很差的记者把文章割断，专门从里面挑一些刺激的话另外拼成一篇文章。

所以我太太觉得，最好什么文章都没有。

不过我的校长要求我多见记者，这样可以替波恩大学做宣传。

”“那你听太太的还是听校长的？”“嗯，这是我的矛盾。

”顾彬看着忧郁，其实还是挺有幽默感的。

北岛曾经写过一篇讲顾彬的散文，文章题目取自顾彬的教授资格论文—《空山》。

其中说到顾彬当年去北京图书馆查论文的补充资料，遇见了现在的太太张穗子。

“一回生二回熟，这位平日目不斜视的德国准牧师直奔穗子办公室，兜里揣着两张《阿Q 正传》的话剧票，惴惴然，到了也没敢把票掏出来，只好单独跟阿Q 约会。

人跟人的化学反应真是奇妙，酸碱中和——正好穗子话多，填补了顾彬那沉默的深渊。

”顾彬不爱笑，他那张沟壑纵横的脸总是给人阴郁、严肃的感觉，第一次见面会让人害怕。

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说：“你们中国人太爱笑，就老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笑，我告诉他，如果所有人都爱笑，这个世界就太没意思了。

”他善于比较各文化的不同，去年在复旦文史研究院的开幕系列讲演上，他讲的题目是“中国不喜欢散步吗”，提到中国人的散步悠闲散漫，是为了在大自然中寻找内心的平静，而德国人的散步很快，总是在痛苦地思考形而上的问题，在脑子里进行激烈的哲学斗争。

不知好歹跟顾彬散过步的人，大概都有类似的体验，走了十几分钟就很难跟上他的步伐。

据说清华当年有个研究生自告奋勇陪他去爬山，结果半个小时就累趴下了，顾彬抱怨说：“我还得打电话叫人来救他。

”中国文人所追求的宁静致远、独善其身，大概是顾彬最受不了的地方。

他对中国现当代作家说过的最重的话，就是他们“都有罪”。

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受到冲击或者受了冲击而不敢反抗的作家，比如钱钟书、巴金、丁玲、沈从文等等，在他眼中“都有罪”，因为他们“没有承担起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写到阿城的时候，他引用了阿多诺的一句名言：一个在错误中的正确生活是不可能的。

阿城的《棋王》描写的是“文革”中一位沉浸在围棋世界中的知青，这部作品无疑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小说之一，顾彬却坦言读不下去。

“我受不了那种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内心快乐的世界观。

你知道，我们有过纳粹时代，很多知识分子在当时都是这种态度。

对外面世界发生的一切，他们视而不见。

”可能很多人会反对这样直白地站在德国立场上的批评，固执地要把“原罪”强加给中国文人，但正是清晰的立场，才能令文化差异凸显出来，令比较文学成为可能。

文学史说到底也是一种立场，你选择哪些作家、哪些作品，给他们什么地位、如何分析作品，都是你的立场决定的。

好比我们之前的现当代文学史书写郭沫若、鲁迅、巴金、茅盾，而夏志清偏偏要表彰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

撇开立场不说，顾彬的勤奋着实令中国学者汗颜。

一些中国学者到了他这个年纪，声誉早已奠定，多数吃吃老本，哪里还会再辛苦著书立说。

而顾彬几乎每天都要上课，每学期要看100 多篇本科生、研究生的论文，除此之外还要写作、翻译、带孩子，没有时间，就只能少睡觉。

“我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是顾彬常挂在嘴边的话。

为了熬夜，他得准备点白酒，据说他只要一喝白酒就浑身来劲。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十卷本《中国文学史》中最先翻译成中文的一卷。

据说德文原版装祯异常精美，可以保存两百年，定价120 欧元。

相比之下，中文版的58 元只是零头。

于是顾彬开玩笑地说，以后他的德国学生都得去读中文版了。

会不会翻译成英文？他对此很肯定：“美国人不会翻译我的书。

他们一直批评我们德国人太喜欢思考形而上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太大了，永远没办法解决。

他们批评得有道理，但我还是觉得我们就应该这样做。

”对话顾彬——中国当代作家的书随便增删都没问题顾彬在床上摊着好几种汉语词典和书稿，他的新作，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译本放在一旁的柜子上。

他夹杂着棕色的白发在脑门垂下一绺，说话声音低沉缓慢，不是因为采用非母语说话时需要字斟句酌的那种缓慢，我猜他说德文大概也就这速度。

在年过花甲以后，顾彬多说了两句，就被善造耸动消息的媒体“提拔”为讯问中国当代作家的德国“判官”，他似乎也因此而很配合地永远在前额紧锁眉头，一副六亲不认的样子。

前一天他扬言说下午随时可能有学生来找他踢足球，但一定先照顾我，不过我还是把采访提前了一小时。

B=《外滩画报》G= 顾彬国外的中国文学史作品也很成问题B：你听到严搏非先生对你这本书的评价了吗？他觉得你所谈作家的范围太广了些，有一些很不入流的作家你都谈到了。

G：是吗？我觉得只会有人说我写得太少太简略，他这么讲倒让我吃一惊。

B：你前后写了多久呢？G：我从1974 年开始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收集了30 年的资料，这本书我写了5 年。

B：在我的印象里，我国的文学史写作一直是很教材化的。

有些批评家认为它们总是专注于并片面拔高几个最重要的，对其他人的则简写之或干脆忽略，或用意识形态的观点去评价他们的成就。

我自己的体会则是它同考试的形式结合得很紧密，其观点的写法都是直接针对背诵的。

G：我同意，我对现在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也很不满意。

但是应该公平地说，国外的中国文学史作品水平也很成问题。

有两个澳大利亚人写的一本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就让我非常不喜欢，跟辞典一样；哈佛大学的一位名教授出的一本，也是辞典式的。

B：我觉得你这本书的最大特点之一是把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格局内进行考察。

比如你在写到上世纪20 年代的新文学时，会跟马里内蒂的未来主义宣言和巴那斯派作横向比较，会联系奥特加.加塞特的理论，就这点而言肯定是现有的教材所不能做到的。

西方人的文学史常给我一种能打通年代隔阂的感觉，作者是一个在场的人，一直在他所描写的人物、事件、潮流、流派之中。

我想问，你在书中是否还是保持之前的那种判断，即对1949 年之前和1949 年之后的文学之间作出一个有明确价值高低的评估？G：有。

1949 年前的中国文学是属于世界的，而在1949 年后，中国文学就只是中国的了，能够纳入世界范围内衡量的作品很少，比如老舍的《茶馆》，80 年代以来北岛的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说，王蒙还有一些小说可以列入其中。

此外女诗人如翟永明等，对我来说，朦胧诗派和后朦胧诗派都是可以属于世界的，因为几十年来中国诗歌生存状况变化不大，没怎么商品化，诗人没法靠写诗来挣大钱。

B：随便举个例子，你对《白鹿原》这样的小说怎么看呢？G：我读过，我不喜欢，但这跟我自己的标准、我作为德国人的品位有关。

中国作家喜欢讲故事，喜欢开辟很大的主题，国家、民族、人类，德国人现在很少写这些，相对而言，他们总是聚焦于一些比较小的东西。

中国当代作家太不知疲倦B：去年我读上海译文社出的一本德国新生代小说家作品集《红桃J》，就很有体会。

当时在北京还有一个活动，把两个国家的年轻作家请到一起对谈。

德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都注重内心，描述场景时不满足于白描或精致入微的场景刻画，他们写了几段文字后就会转入想象、思辨，让人物退入其身后存在的一个很大的思想场地里面。

G：确实这是德国小说的特点。

德国作家重视一个人的灵魂，他们的每一段描写都可能有形而上的暗示，有象征意义。

举个例子说，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其中描写一个人的手，写得很长很长，你说一只手有那么重要吗？看到最后你才知道，原来这个主人公要倒霉了。

B：也就是说每一段描写都有象征和隐喻。

G：鲁迅的作品也是这样，《孔乙己》、《藤野先生》，每句话都进行很仔细的推敲，所以鲁迅的作品增一字减一字是不可能的，而中国当代作家的书你随便增删段落都没问题。

好的作家应该知道语言是最重要的。

B：但在德国文学的范畴里，托马斯.曼是现在我最难读进去的作家了。

G：德国人也是这样，托马斯.曼的语言是精英的语言，句子很长，你要拿着词典去读他的书，很多德国读者都觉得艰难。

而且他的世界观是从叔本华、尼采这里来的，如果你对德国哲学不熟悉的话，肯定看不懂。

B：你觉得对中国当代作家而言，他们的创作态度是否存在很大的问题？前年是世界杯年，余华跟媒体说，他今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看球。

他也许是一句随口之语，但被媒体拿去放大了。

G：当时余华出了《兄弟》吧，我只是翻了一翻，是为市场写作的小说，对相关的报道也没有兴趣。

余华和莫言都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但他们的情况有些类似，他们都喜欢报道古怪的东西，当然可以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来肯定这种倾向，但作为德国人，我们都不太喜欢后现代主义。

我们的标准跟中国作家的标准太不一样了，中国作家似乎爱写古怪的事、古怪的人，德国作家不会这样做。

最近有位德国女作家发表了一篇小说，不长，照中国的标准也就是一个中篇的样子，书名是一种苹果的名字，内容就是写这种苹果的历史，但和她母亲的历史穿插着写，她没讲什么故事，但是语言非常美，德国评论界称之为“一本安静的书”，很纯净，没有什么很惊人的情节、很大的主题。

中国人就很难接受这样的书，中国作家都喜欢写得很长很厚，而德国作家一天的写作通常不超过一页，所以现在德国小说都不长，通常100 多页，到200 来页已经算长的了，如果一本小说四五百页那基本上就是通俗文学，不能算严肃文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