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书法全集《洞庭春色赋》与《中山松醪赋》，均为苏轼撰并书，此两赋并后记，为白麻纸七纸接装，纸精墨佳，气色如新，纵28.3厘米，横306.3厘米，前者行书三十二行，二百八十七字；后者行书三十五行，三百十二字；又有自题十行，八十五字，前后总计六百八十四字，为所见其传世墨迹中字数最多者。
前者作於公元1091年冬，后者作于公元1093年，为苏轼晚年所作，苏轼贬往岭南，在途中遇大雨留阻襄邑（今河南睢县）书此二赋述怀。
自题云：“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廿一日将适岭表，遇大雨，留襄邑，书此。
”时年已五十九岁。
此二赋笔意雄劲，姿态闲雅，潇洒飘逸，而结字极紧，集中反映了苏轼书法“结体短肥”的特点。
明张孝思云：“此二赋经营下笔，结构严整，郁屈瑰丽之气，回翔顿挫之姿，真如狮蹲虎踞。
”王世贞云：“此不惟以古雅胜，且姿态百出，而结构谨密，无一笔失操纵，当是眉山最上乘。
观者毋以墨猪迹之可也。
”乾隆曾评：“精气盘郁豪楮间，首尾丽富，信东坡书中所不多觏。
”此两帖清初为安岐所藏，乾隆时入清内府，刻入《三希堂法帖》。
溥仪逊位，被辗转藏入长春伪帝宫，1945年散失民间。
1982年12月上旬发现并入藏吉林省博物馆。
此卷前隔水、引首在散失时被人撕掉，造成残损。
现藏吉林省博物馆。
《天际乌云帖》又称《嵩阳帖》，苏轼诗文一章，行书，真迹曾由明代项元汴收藏，清归翁方纲，有翁氏题跋。
共三十六行，计三百零七个字。
藏处不详。
此帖无年款，据清翁方纲所考，苏轼有《常润道中，有怀钱唐，寄述古五首》之作，其次章有“去年柳絮飞时节，记得金笼放雪衣”句，并自注云：“杭人以放鸽为太守寿。
”此正是帖中所言陈太守放营妓周韶事，杭人称誉之。
因周韶诗中有“开笼若放雪衣女”事，正应放鸽为寿。
此在熙宁五、六年间事。
翁氏又考苏诗外集有《过潍州驿，见蔡君谟题诗壁上云：“绰约新娇生眼底，逡巡旧事上眉尖。
春来试问愁多少，得似春潮夜夜添。
不知为谁而作也?和一首》。
此事在苏轼自密州移徐州之际，即在熙宁九年苏轼潍州度岁时。
翁氏即猜此帖在熙宁十年书。
然诗与帖又有矛盾：帖云“仆在钱塘”见“堂前小阁中壁上”书蔡君谟“绰约新娇”诗，而诗云：“过潍州驿，见蔡君谟题诗壁上云：'绰约新娇……'。
”二者必有一伪。
再，《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又载苏轼《题蔡君谟诗草》云：“此蔡君谟—《梦中》—诗,真迹在济明家，笔力遒劲。
”并自署为“元皊五年十月四日”。
此是苏轼知杭州事，距初悴杭州又十五、六年时间。
这又留下一个可猜想的余地。
但帖中“仆在钱塘”云云，书此帖时必不在钱塘。
因之，断为熙宁十年左右较合理。
然翁氏在帖考中又云此帖书颇类《满庭芳词——为王长官作》和《上清宫词》书。
前者书于元丰六年，后者书于元皊二年。
因此断定在熙宁十年至元皊二年这十年之间。
此又平添一重疑难也。
翁氏收藏此帖后，又引起了是否钧填本的争论。
因存世苏书钩填本很多，而此帖纸质擦损严重，“有二一描失处”，故疑之。
但翁氏肯定说这是真迹本，并将此帖与《快雪堂帖》刻本逐一比较，而断定《快雪堂帖》刻本所据乃为董其昌记载所见之摹本。
在没有寻找到更多的证据前，我们尊重翁氏之论，也是有道理的。
《人来得书帖》北宋苏轼书。
纸本，纵29.5厘米，横45.1厘米。
正文行书十六行，共192字，款署“轼再拜”，但未署发信年月。
现藏故宫博物院。
《人来得书帖》是在季常之兄伯诚死后苏轼写给季常的慰问信，故有“伏惟深照死生聚散之常理。
悟忧哀之无益，释然自勉”之句。
帖上钤有“吴土谔”、“御府宝绘、“仪周赏”等。
帖后有董其昌跋:“东坡真迹，余所见无虑数十卷，皆宋人双勾廓填。
坡书本浓，既经填墨，盖不免墨猪之论，唯此二帖（新岁、人来）则杜老所谓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也。
”此帖曾经明项元汴，清安岐等递藏，后入清内府。
安岐将此帖与《岁新展庆帖》合成一帖，并称坡公杰作。
《人来得书帖》凝重，笔法流畅，为书牍杰作。
苏轼《答谢民师论文帖》，行书，纸本墨迹卷，书于元符三年（1100），今仅存原帖之后半卷，纵27厘米，横96.5厘米，共三十三行。
现藏上海博物馆。
现存墨迹已阙文章篇首部分。
起首处“轼口是文之意疑若”八字并非原本，其中轼字是从帖后“然轼方过临江’句中残剩之字拼凑而成，而在挖去轼字处另补上则字。
卷后有明代娄坚补书缺字，又有陈继儒等人跋。
有影印本行世。
此卷为苏轼于元符三年（1100）冬十二月写给友人谢民师的一封信，谈他对文学遣词达意的见解。
明陈继儒题跋：“东坡碑版照四裔，不如尺牍天真烂漫。
所谓'吾写字觉元气十指间拂拂飞出’，此卷等是也。
”《江上帖》又称《邂逅帖》，9行，58字。
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落笔如漫不经心，而整体布白自然错落，丰秀雅逸，端庄圆润，但不做作，笔法精严，但不拘束，作者的学问才气发于笔端，与书札的萧散风格相吻合。
《黄州寒食诗帖》苏轼撰诗并书，墨迹素笺本，横34.2厘米，纵18.9厘米，行书十七行，129字，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一说存台湾私人手中。
无款及年月，实际上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那时苏轼因宋朝最大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受新党排斥，贬谪黄州团练副使，在精神上感到寂寞，郁郁不得志，生活上穷愁潦倒，在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作了二首五言诗：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
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
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
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黄州寒食诗帖》彰显动势，洋溢着起伏的情绪。
诗写得苍凉惆怅，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
通篇起伏跌宕，迅疾而稳健，痛快淋漓，一气呵成。
苏轼将诗句心境情感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或正锋，或侧锋，转换多变，顺手断联，浑然天成。
其结字亦奇，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恣肆奇崛，变化万千。
难怪黄庭坚为之折腰，叹曰：“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
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黄州寒食诗跋》)董其昌也有跋语赞云：“余生平见东坡先生真迹不下三十余卷，必以此为甲观”。
《黄州寒食诗帖》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元朝鲜于枢把它称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
《李白仙诗帖》，北宋苏轼书。
蜡笺纸本，纵54厘米，横111．1厘米。
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该帖为宋神宗元佑八年（公元1093年）苏轼58岁时书。
清高士奇《江村销夏录》著录。
后有蔡松年、施宜生、刘沂、高衍及张弼、高士奇、沈德潜等明、清人跋。
此帖已流入日本。
施宜生谓“颂大白此语。
则人间无诗，观东坡此笔则人间无字。
”此两诗为逸诗《李太白文集》所不载。
太白之诗共两首。
第一首娓娓道来．仙气拂拂，引人入胜。
第二首凄清空逸超脱人寰。
书则第一首灵秀清妍，姿致翩翩，后10句渐入奇境，变化多端，神妙莫测。
第二首驰骋纵逸，纯以神行人书合一，仙气飘渺，心随书走，非复人间之世矣。
此书境界，颇难企及。
《次韵秦太虚诗帖》，北宋苏轼书，行书。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轼《渡海帖》，行书，元丰三年（1100），纸本，纵28.6、横40.2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祭黄几道文卷》，行楷书，纵31.6cm，横121.7cm。
1087年。
上海博物馆藏。
元丰八年6月，苏轼被召回汴京復朝奉郎，后又升至翰林轼读学士、礼部尚书，使东坡生活和政治待遇发生了极大变化。
这是他为好朋友去世而撰写的一篇悼文。
当时苏轼五十二岁，书风古雅遒逸，真率自然，是苏轼传世作品中极少的楷书珍品之一，历来饱受赞誉。
黄好谦，字几道，北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六月以著作佐郎登上仕途，之后历任太常丞权监察御史等职务，元丰八年（1085）八月，以朝散郎为驾部郎中，元祐二年，被任命为颍州知州，还没有到任，就在这年的四五月间去世了。
由于他去世前最后的职务是颍州知州，所以又被称为黄颍州。
宋人楼钥著有《攻愧集》，卷七十三中有一篇《跋黄氏所藏东坡山谷二张帖》这样写道：“东坡与黄颍州父子厚善，尝书颍州之父子思诗集之后。
又龙图二女为少公二子适、逊之妇。
观此祭颍州之文与龙图、直阁二公书问，情好可知。
”文中所说的黄颍州指的就是黄好谦，龙图则是黄好谦的儿子黄寔。
根据《苏轼诗集合注》卷三十六《送黄师是赴两浙宪》的施注（宋人施元之、施宿父子注），“黄寔，神宗时登进士第，历枢属……师是为章子厚之甥，子由官陈，由是二女皆为子由妇……终宝文阁待制，知定州，赠龙图阁直学士。
”关于黄、苏两家儿女亲家的关系，清代学者王士祯的《香祖笔记》里也有记载：“黄师是是章惇之甥，以二女妻颍滨（苏辙号颍滨遗老）之子适、远。
”综合上述材料可知，苏轼、苏辙和黄几道是同一年中举的进士，而黄几道的儿子黄寔则把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苏辙的两个儿子，可见两家的关系相当亲厚，也正因为这样，黄几道去世之后，苏氏兄弟共同为这位同年好友写了祭文。
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过文渊阁《四库全书》，其中收有一种元代袁桷所作的《清容居士集》，第四十七卷的《跋苏文忠与黄师是尺牍》有如下记载：“黄师是寔，先浦城人。
其父颖州府君好谦，与二苏公为同年进士，师是遂与苏公家通姻谱……桷尝闻长老言，其家所藏二苏公帖凡数十纸，五世泽衰，皆散落殆尽。
此帖盖遭母章硕人之丧，文忠所慰唁者。
旧亦尝见石本，今获真迹，为之深有感焉。
”可惜的是，经多年世事变迁，黄氏家族所藏的二苏手迹，如今留存于世的就只剩下这幅《祭黄几道文》卷子了。
《醉翁亭记》，欧阳修撰，苏轼书。
宋元祐六年（1091）十一月刻石，在安徽省全椒县。
原石宋时已毁，明嘉靖间重刻石。
宋刻本字有漫漶，但书体远在明刻本之上。
今拓明刻本分四张拓，前三张七行，末张五行，行二十字。
此碑书于欧阳修逝世后近二十年，无一笔松懈，无一字不缜密。
在笔画的披拂之间既得其遭劲，又显示洒脱之美，其捺与撇往往十分舒展，如举手投足之自如萧散。
笔笔用力，沉着宽厚，显出雄强；而又巧寓对比，错综变化，显示灵逸。
比如“醉”字的“酉”旁共有四竖画，先用一分，继用二分，最末用三分笔。
“提携”两字均为左右结构，又上下相联，苏武却将下一“携”字改为上下结构，使“扌”旁置于“乃”字上。
赵孟頫《松雪斋》云：“余观此帖潇洒纵横，虽肥而无墨猪之状，外柔内刚，真所谓绵里裹铁也。
”王世贞评：“苏书《醉翁亭记》，结法遒美，气韵生动，极有旭素屋漏痕意。
”李长善认为：“文忠早师颜鲁公，大书《醉翁亭》、《袁州学记》，不改鲁公家法。
”可谓知言。
王世贞云：“坡公所书《醉翁》、《丰乐》二亭记，擘窠书法出颜尚书、徐吏部，结体虽小散缓，而遭伟俊迈，自是当家。
”清梁（山献）《评书帖》曾云：“东坡楷书《丰乐》、《醉翁》二碑，大书深刻劈实劲健，今惟《丰乐亭》尚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