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教学与应用翻译研究翻译教学不仅是翻译理论应用于翻译实践的关键一环，也是检验应用翻译理论的重要工具，而且是翻译学学科建设、翻译事业发展的基础，理应受到高度重视。

过去我们在翻译教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理清了翻译教学与翻译学的相互依存和互动关系，厘清了翻译教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发展了一系列翻译教学方法，但完整的翻译教学体系的理论构建，翻译教学过程、对象、目标、方法、内容等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实际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今后的翻译教学研究应在注意保持理论研究前瞻性的同时，扩大研究的视野，从对翻译课堂教学实践的单一研究扩大到对翻译专业建设、翻译人才培养模式、翻译教师发展、翻译教学、教学翻译、翻译教材开发、翻译教学评估等多方面的研究。

2008年翻译教学研究逐渐呈现立体化多方位研究的趋势，其中人才培养模式和翻译能力成为研究重点，但翻译教材建设、翻译教师发展和翻译教学评估等方面尚不够充分。

仲伟合、穆雷从教学翻译和翻译教学的概念辨析开始，回顾了中国外语教学经历的几个阶段，从诸多方面论证了翻译专业人才培养与外语专业人才培养之间的差别，提出翻译专业人才的素质要求，分析了翻译方向不同层次、不同类别教育中的教学侧重点、培养目标和培养特色，解析了翻译专业知识与技能结构模块，区分了翻译专业本科、外语专业高年级翻译教学和“4+1双学位”三类教学的对象及其要求，具体明晰了不同层次翻译专业人才的能力构成，勾勒出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层级与特色，为我国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提供了宏观的结构性指导。

穆雷还提出了建设完整的翻译教学体系的具体构想。

苗菊、高乾借鉴国外经验，探讨我国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阐明术语学对于我国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翻译专业教学中设置术语课程的必要性。

苗菊、朱琳介绍国外大学本地化翻译教学的理念和内容，分析本地化与翻译的关系，提出本地化翻译人才的培养目标。

王京平以德国高等院校的翻译专业为参照，讨论我国硕士翻译专业课程框架的四个基本要素。

杨晓荣回顾了翻译专业得以正名的历史过程，勾画了其正名之后的前景，也预计了将来的困难和挑战。

文军、张金陵通过对中国翻译教学研究从1951到2005发展50年的回眸，指出中国翻译教学研究存在的不足。

何三宁指出翻译教学中应注重对学生问题意识、功能意识、语篇意识、文化意识等意识观的培养。

王树槐、王若维提出了翻译能力由以语言——语篇—语用能力为核心的6种分项能力构成的综合模式。

吴波认为建立在认知语言学基础上的翻译教学模式对全面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具有积极意义。

王湘玲、贺晓兰尝试进行项目驱动的协作式翻译教学模式的构建。

段自力对网络辅助课程与翻译教学整合所做的实证研究也为网络辅助翻译教学提供了参考。

和翻译教学一样，翻译批评也是翻译理论应用于翻译实践的重要途径，具有促进翻译学理论反思和翻译质量提高的作用。

随着译学理论的发展和翻译实践活动的进一步繁荣，翻译批评的范围不断扩大，翻译主体、翻译客体、翻译行为、翻译技巧、翻译现象、翻译事件、翻译效果、翻译管理等都成为翻译批评的对象，翻译批评的方法与翻译批评研究的范式也不断丰富和变化，中国传统文论观照下的佳译鉴赏、误译评判、译作比较等方式依然存在，而翻译批评研究者的理论意识明显加强，翻译批评越来越多地借鉴翻译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出现了涉及传播学、阐释学、认知心理学、语用关联、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多元系统论、交往行动理论等多学科的批评方法，翻译批评从“感悟式”的经验点评走向科学、理性的评价。

但总体而言，目前研究者依然热衷于借用外来理论的新奇术语，与翻译实践脱钩，建立在翻译实践基础上的翻译批评理论体系并未确立，使得翻译批评研究与整个翻译学学科的发展不相吻合，翻译批评依然缺位乏力。

2008年，译界学者在翻译批评理论研究方面做了一些积极的探索。

薄振杰、孙迎春、赵巍指出扩大批评理论视域，建构多元互补的批评模式，树立客观科学的批评观念已经成为中国翻译批评研究进步发展的当务之急。

赵巍、薄振杰反思目前翻译批评研究出现的质疑文本批评、以量化手段实现规范化和科学化、制定统一模式等三种倾向，认为翻译批评的一般方法是文本对照，可以借鉴艺术批评的原则和方法。

刘云虹立足于翻译批评的对象、主体和标准三大要素，从话语权的重构、批评精神的树立以及价值评价体系的建立等维度论述了翻译批评空间的构建。

侯向群认为形式问题在文学翻译批评中是主要标靶，内容与形式有辩证关系，她分析形式之特性，指出不同类型文本与形式关系的差异性，批评把形式简单化的倾向。

胡安江、周晓琳认为引入意识形态批判是翻译批评的一个突破性视角，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翻译和译者的角色定位，很大程度上平反了译者的恶名。

司显柱、李莉则认为必须视不同情形，相应设定“忠实”与“顺达”在译文质量判断时的不同权重。

应当承认，目前翻译批评理论研究者和成果都还为数不多，这个领域蕴藏着极大的学术增长空间。

译界依然在尝试运用各种不同的理论工具开展翻译批评实践。

邵毅运用女性主义理论和勒菲弗尔的“重写”理论，探讨多种制约因素对《傲慢与偏见》简写本的女性主义面貌的影响。

刘勇从女性身份认同视角评判《简•爱》译本。

赵红辉从互文视角考察《锦瑟》的翻译。

周晔则从全息翻译视角考察飞散文学《喜福会》的写作特色及杂合翻译理念。

王卓从文化翻译角度评判《芒果街上的小屋》译文中的注释对该作文体特征以及教育功能起到的显化作用。

杨平从史学角度考察译本《钦定本圣经》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

邵炜从接受美学角度考察傅雷《艺术哲学》的翻译。

梅晓娟从目的与策略的选择方面讨论《况义》中的天主教化和中国化改写。

黎昌抱以《雷雨》为例从词语标记考察王佐良戏剧翻译的风格。

孙建成、温秀颖从后殖民视角对登译《水浒传》（The Marshes of Mount Liang）进行考察评判。

对于文学经典翻译的批评，译本比较和原译本比读是批评所采用的主要方法。

夏蓉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中语篇功能理论为依据，对《红楼梦》两个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

许建平则比较《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中“飞白”的翻译策略。

王志敏、周亚娟评论《春晓》的四种译文的接受美学效果。

曾喆、陈昕将初版于民国十三年（1924）的译本《天仇记》与莎士比亚的Hamlet原文进行对比。

梁艳君从社会变体角度考察《卖花女》的两种译本。

蔡华比读陶渊明饮酒诗的英译。

程渊对《诗经•关睢》几种英译本进行比较分析。

郑晓圆通过《道连•格雷的画像》不同译文互对比分析后强调美学对文学翻译的主宰作用。

翻译史研究作为译学建设的基本任务之一，翻译史研究在译学建设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2008年翻译史研究所受的关注程度明显增加，研究视角和方法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学者不辞辛劳地进行新史料的发掘。

2008年关于翻译史的研究论文主要有三类：一是对断代译史的梳理和对翻译事件的解析；二是对文学经典的译介与接受研究；三是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研究。

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具体翻译史料的耙梳和总结，缺少运用史学研究方法深入研究如何解释这些史料对于翻译与文化、社会发展的力作，也缺乏书写翻译史的系统理论研究。

王友贵考察了中国20世纪“小语种”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传统在当代的转变以及这些“小语种”世纪末的文学翻译状况。

廖七一研究了五四文学翻译对“信”的重构，认为五四前后是中国传统翻译规范急剧变化和现代翻译规范肇始的重要时期，新一代翻译家和翻译批评家尖锐批评晚清翻译中背离“信”的现象，认真探究“信”的内涵和翻译本质，积极探索和创建文学翻译的范例，并通过赞助系统强化和推行“信”的标准，促进了现代翻译规范的确立。

汤富华认为我国翻译史三大事件所引致的巨大社会历史变革既有自我突破的愿望，又有外国文化发展胁迫的原因。

朱志瑜总结了二十年代关于统一译名的三次讨论。

李晶考察贯穿20世纪中国翻译史的意识形态操控行为，验证翻译行为是受意识形态操纵的结论。

姑丽娜尔、吾甫力对9~19世纪的维吾尔族翻译文学状况作了梳理。

许钧对于普鲁斯特小说译名的争论发表了深邃的见解。

方开瑞描绘了对甲午战争之后小说翻译中“呈现”方式的传递。

王恩冕对东亚三国从母语译入外语的经验进行了对比研究。

修文乔从意识形态角度解读唐朝佛经翻译。

李新云从建构“第三空间”的视角对近代中国翻译理念和翻译策略的演化，以及归化异化之争进行阐释。

文学经典的译介与接受研究往往和翻译批评紧密结合在一起。

李洪华梳理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对现代派文学的译介情况，发现译介者更多地把域外现代派的艺术经验融入创作实践中，将之与传统的诗学理论结合起来进行本土化的转换。

郑海凌考察老子的翻译与传播的文化意义和文本意义，指出主体性和翻译意识在翻译与传播中的积极效应。

刘庆元对革新时期《小说月报》读者对自然主义译介的接受进行了研究。

秦宏对毛姆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做了认真的回顾。

区鉷、胡安江勾勒出寒山诗在美国翻译文学中的经典化历程。

黄焰结从历史的描写角度考察林纾译作《吟边燕语》得出结论：社会文化规范以及译者的个人特殊经历和思想状况等内外部因素对它的产生和传播的干预不仅影响到译者的各种选译，而且制约译本在目的语社会的影响和反响。

高圣兵、辛红娟考察LOGIC的汉译走出所陷意译与音译的困境而又回归到自身音译的历程。

王东风考证译学关键词abusive fidelity的来龙去脉，揭示该词从德里达到刘易斯再到韦努蒂的语义发展过程，并对其定义进行复原。

葛校琴、季正明分析译作《京华烟云》产生原著文本错觉的诸般成因。

近年来以翻译家研究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陆续召开，2008年在南京召开的“傅雷与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其一。

2008年译界对于翻译家（理论家）研究的重视程度有增无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在纪念傅雷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许钧推出研究傅译巴尔扎克的重要启示。

宋学智对傅雷动笔之前选择文本的动机与目的、译作新生命诞生的条件、译作在新的环境中如何产生影响来拓展原作的生存空间进行追踪。

王宁、刘辉认为傅雷的跨文化语符翻译以其成功的实践预示了雅各布森多年后从理论上对语符翻译的阐述，进而证明中国的翻译家至少在翻译实践上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建构做出了贡献。

王晓莺用多元系统理论考察张爱玲的翻译一直缺席于中国翻译史书写，处于翻译文学系统的边缘地位的原因。

朱志瑜对利玛窦天主教词汇的翻译策略进行描述。

梅晓娟、周晓光从顺应论角度分析利玛窦的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

张旭描述吴宓早期译诗活动，并分析其译诗风格形成之原因。

胥瑾以现代视角对严复的翻译观进行考察，认为严复以食人主义的姿态，以“达旨”为策略，舍信译取写译，达到了思想启蒙的目的。

聂友军研究钱钟书的翻译实践，侧重考察其翻译风格、翻译效果和翻译艺术。

丁新华和孙文龙、田德蓓分别评述瞿秋白和冯友兰的翻译思想。

王少娣以互文性视阈探析林语堂的翻译。

骆贤凤综观巴金的整个文学翻译历程，对巴金文学翻译思想进行了文化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