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二字成为媒体上出现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

随之在美学、文艺学领域也相继出现了一股“绿色之思”的浪潮。

生态文艺学、文艺生态学、生态批评、生态美学引起学界的重视，并先后发表了一些论文和着作。

从发展趋势来看，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大有成为一种“显学”的迹象。

这种美学、文艺学的绿色浪潮，给正在被“历史终结论”、“艺术终结论”、“文学终结论”、文学研究已经成为“过去”的解构主义思潮搅得晕头转向的文学艺术界和美学界，注入了一线生机和希望。

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年间会成为一种令人注目的“显学”？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两点：第一，生态的危机引发“绿色革命”。

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从传统的农业文明走向了工业文明，由于科技的迅猛发展，经济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一方面为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同时也暴露出了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严重的生态危机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发展。

人类生存家园的失去，人类也必将走向自己的末日。

基于对工业化带来的生态危机的自觉和认识，首先在欧美诸国，出现了“绿色运动”和“绿色革命”他们力图以绿色取代黑色、灰色和白色，以新兴的生态工业文明取代传统的工业文明。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生态学、生态批评也就应运而生，并且迅速得到发展。

我们中国对生态的危机认识得比较晚。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目前在经济上比上世纪的80年代初期翻了两番，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由于我们长期缺乏“绿色”意识，加上不合理的资源开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十分严重，以致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两年前潘岳先生在《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一文中披露：——我国三分之一国土被酸雨侵害；被监测的343个城市的四分之三居民呼吸着不清洁的空气；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我国占一半；据联合国开发署2002年报告称，我国每年空气污染导致1500万人患支气管病，23万人患呼吸道疾病，1-3万人死于心脏病。

—我国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而污染更使日益赵缺的水资源雪上加霜。

在大江河水系中劣五类水质占41%;城市河段9(%以上遭受严重污染；海河、辽河和淮河的有机污染已经不亚于英国污染最为严重时期的泰晤士河；全国尚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

——我国沙漠和沙河总面积达1743万平方公里。

每年还在以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一年等于损失一个大县的面积。

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7%。

当我们为人工造林的伟大成就欢呼雀跃的同时，也不得不为天然林面积的不断萎缩而捶胸顿足。

只要我们睁眼看看我们周围的世界，生态的破坏，比比皆是。

我们伟大的母亲河黄河曾出现一年断流226天的事实，还有美丽的趵突泉干枯的景象，怎能不使我们这些炎黄子孙、齐鲁儿女痛心。

如此严重的生态危机，促使人们反省和反思，呼唤着“绿色”意识的觉醒。

随着全民生态意识的自觉，一股“绿色革命”的旋风，短短几年已经吹遍祖国大地。

第二，生态问题已引起国际上的关注和政府的重视，它已超越国家民族的界限，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与人类的和平发展的共同任务。

在国际上对生态问题的关注，比中国几乎早了半个世纪。

1962年美国生态学家蕾切尔卡逊发表《寂静的春天》标志着生态批评的兴起；1970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进一步为生态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1972、1992、2002年相继在斯德哥尔摩、里约热内卢和约翰内斯堡召开了关于地球的生态环境保护的各国首脑会议，与会代表在共同保护人类生存的家园与可持续发展的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生态问题逐渐引起党和国家的重视，自上而下把生态文明的建设看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任务。

胡锦涛主席明确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

胡锦涛主席在全面论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丰富内涵的同时，明确将“切实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治理工作”，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重点做好的十项工作之一，要求全党全民提高认识，坚决贯彻落实。

他说：“如果不能有效保护生态环境，不仅无法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人民群众也无法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由此必然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要科学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学会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更加科学地利用自然为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服务。

”12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历史创举。

这其中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我们深入地进行开拓性的研究。

文学艺术和美学、文艺学，如何在这个伟大的建设工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作用，自然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因此，我们已清楚地意识到，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等理论问题的提出，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以其独立学科的姿态已被学界提了出来，但它是否已经真正成为一种独立的学科，尚需进一步研究。

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有着世界影响的哲学家和美学家，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学界同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海德格尔一改传统的提问题的方法，他认为不应当以“存在是什么”这种方式提出问题，而应以“存在何以成为存在”的方式提出问题。

他说：“现成存在是一种存在方式。

??……此在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

所以，可以在这个存在者身上清理出来的各种性质都不是'看上去’如此这般的现成存在者的现成'属性’，而是对它说来总是去存在的种种可能方式，并且仅此而已。

这个存在者的一切'如此存在’首先就是存在本身。

”131因此，我们对事物只有明确了存在何以存在，才能真正领会事物存在的意义。

对于生态美学，我们不妨也以这一方式提出问题:即生态美学何以成为一种美学?我认为生态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存在，正处于进行式之中，而非已是完成式。

就本人已见到的有限的资料看，我认为有以下三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一、出发点问题:天、地、人何为中心？在美国出版的《生态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一书的《导论》中，格劳特费尔蒂先生给生态批评下的定义是：生态批评研究文学与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正如女性主义批评从性别意识的视角考察语言和文学，马克思主义批评把生产方式和经济阶级的自觉带进文本的阅读，生态批评运用一种以地球为中心的方法研究文学。

这里明确点明生态批评是“以地球为中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地”为中心的方法去研究文学。

英国的一位神学家托马斯贝里（ThomasBenD则说：“现代社会需要一种宗教和哲学范式的根本转变，即人类中心主义的实在观和价值观转向生物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的实在观和价值观。

”(见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这位神学家倒是没讲以神为中心，而是主张以“生物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取代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原则。

关于人类中心说，不论中西自古有之。

在《礼记■礼运第九》中说：故人者，天地之心也。

五行之端也。

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十三经注疏》下册）寻L!页达对这段话的注疏曰：“故人者天地之心者也，天地高远在上，临下四方，人居其中央，动静应天地。

天地有人，如人腹内有心，动静应人也。

故曰天地之心也。

王肃云：'人于天地之间，如五藏之有心矣。

人乃生之最灵.其心五藏之最圣也’”（《十三经注疏》下册）在西方古希腊哲人普罗泰戈拉（约公元前480—前408)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

”15]这一观点实际同中国古人说的人是“天地之心”的观点，没有本质的区别。

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称人是“宇宙的精华丨万物的灵长！”以后一直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的康德，实际都是人类中心主义者。

以天为中心往往与以神为中心联系在i。

对于天,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曰：“天，颠也，至高无上从1。

”161荀子在《天论》中称：“列星随转，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是之谓天”。

中国第一位大诗人屈原也专门写了一首哲理诗《天问》诗一开始就写道：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丨孰初作之天，一般泛指茫茫宇宙，而在唯心主义哲学家看来，天实指的是神。

在西方古希腊的大思想家柏拉图就明确反对普罗泰戈拉的观点，主张以神作为衡量万物的尺度。

在《法》篇中，柏拉图借雅典人的口说：什么样的行为才是神喜欢的，可以用来表明自己对神的追随这样的行为只有1，可以用一个古代的原则来概括：有特定尺度的事物“同类相亲”。

因为，没有特定尺度的事物既不能相互亲爱，也不会得到哪些有尺度的事物的爱。

在你我看来，“神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所包含的真理性胜过他们所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所以被这样的存在（指神，引者）热爱的人自己必须尽力成为神一样的人。

从柏拉图开始，经普罗丁、托马斯。

阿奎那到各种宗教的美学家，都是以神为中心，从神出发来观察文学艺术和谈论美学、文艺学问题的。

我们讨论美学、文艺学问题，首先应对美学、文艺学的学科性质有一个基本的看法。

我认为美学、文艺学都属人文学科，是一种历史科学。

如果我们同意对美学、文艺学的这样的学科定性，那么我们的出发点，既不应该是天，也不应该是地，而是人及人与天、地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火的存在。

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

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

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其他条件”时，特意在手稿中删去这样一段话：“但是，这些条件不仅决定着人们最初的、自然形成的肉体组织，特别是他们之间的种族差别，而且直到如今还决定着肉体组织的整个进一步发展或不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话，对我们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存在观，全面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对我们今天讨论生态文明及生态美学问题，都有极大的启迪。

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出以什么为中心的主义，但他们研究历史科学的前提和出发点确已讲得很清楚。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宣布：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