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传统史学的特质与优良传统㈠中国传统史学的特质中国传统史学的特质主要表现为：历代统治者皆重视史书的编撰，史官建置沿革自成体系，官修史书是传统史籍的主流，私人编撰史籍之风绵延不绝；史学家辈出，史籍体裁多样，史料内容丰富，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史学理论先进。

1、历代统治者重视史学总结前代的统治经验教训，以古鉴今，加强文化思想控制，改善、巩固自己的统治，是史籍编撰的主旨。

中国历代统治者重视史学，首先表现在重视史书的编撰，其次表现在重视史学家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这是由于史书的性质所决定的。

史书的基本内容是对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所作的全面记载以及撰史者对之评判、解释、说明，其目的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巩固当时王朝的统治服务。

在我国历史上，从奴隶社会开始，统治者就非常重视史学，朝廷中设立了史官，专掌记载历史，当时史官的地位很高。

进入封建社会，特别是秦汉大一统封建王朝建立之后，由于巩固统治的需要，统治者加强了对文化思想的统治。

销毁或者篡改史书记载，打击与本朝政见不合的撰史者和文人，对史书的编撰权严加控制，其措施即禁止私撰史书，开创并逐步完善官修史书制度。

官修史书制度从东汉朝廷编撰本朝史《东观汉纪》开始，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修与私修的并行，至隋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禁止私撰史书。

唐代政府设立史馆，负责编修前代史和本朝国史，并由重臣或宰相监修，正式确立了史馆修史的制度，政府对史籍编撰工作的控制大为加强，从此官修史书成为我国古代史书的主体。

该制度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史籍数量迅速增加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官修史书的有关内容取舍必须符合统治者的需要，对历史人物及事件的评价也必须体现统治者的意图，史书的编撰实际就是当时实施统治的重要内容，因此，其思想性受到了很大局限。

特别是有的王朝对撰史者及有关文士的打击镇压，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清代的“文字狱”等及编纂《四库全书》时对不利于请代统治史籍的禁毁，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统治者对史学严密控制的消极性。

2、私撰史籍之风绵延不绝中国的西周时期是“学在官府”，不许办私学，因此史籍编撰只能是官府承担，不准私撰史籍。

春秋时期，孔子收徒讲学，开创私学，又整理鲁国的史书，编撰成《春秋》一书，开私撰史籍之始。

至战国、西汉、魏晋南北朝以及唐、宋、明、清各代，私撰史籍逐渐形成一种社会风气，虽然也有东汉、隋、清等时期对私人修史的限制，但是总的来看，私撰史籍并没有被人为杜绝，仅仅是遭遇挫折后的曲折发展而已。

而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之内，私撰史籍层出不穷，私人撰史风气甚盛，著名史学家参与其事者司空见惯。

中国传统史学的名著及在史书体裁、内容记载方面有开创之功的史书，几乎全是私撰的。

例如开创编年体史书体裁的《春秋》、《左传》，开创纪传体史书体裁的《史记》、《汉书》，开创典章制度史的《通典》，以及纪事本末体、纲目体、学案体、方志学以及史学评论等史书体裁的史籍，还有《资治通鉴》、《三国志》、《后汉书》、《南史》、《北史》、《新五代史》等正史和编年体名著，都是私撰史书。

这些史书的编撰者孔子、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杜佑、刘知几、司马光、袁枢、黄宗羲、章学诚，都是对我国传统史学做出巨大贡献的著名史学家。

私撰史籍与官修史书相较，具有突出的特点，如选择史料比较全面，受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影响较小，对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的评价比较中肯，史料的可信度较高等等，总的来说，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部分，多半保留在私撰史籍之中。

3、史籍体裁多样，史料内容丰富中国传统史籍体裁的多样，在世界各国可谓独树一帜。

这些史籍体裁的基本分类有：纪传体、编年体，这是最基本最主要的史籍体裁；还有典志体（又称为政书）、纪事本末体、杂史、学案体、史评和史论、地理书、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辑佚、目录等。

中国古代的各类史书浩如烟海，史料内容极其丰富，纵横交织成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

为我们研究和认识历史提供了多方面多角度的客观依据。

要能够对中国传统史学体裁及其发展有基本的掌握，对各类体裁的史学代表著作也应有基本了解，这是传统史学的基本内容。

这里主要介绍纪传体与编年体编年体⑴编年体的创立于发展。

①在奴隶社会，史书不出于记事和记言两种基本形式，在封建社会，记事和记言两种史书的内容互相渗透、互相结合，因而产生了正式体裁的史书。

这种体裁按照时间顺序叙事为原则，但不是机械的按照年时月日只作简略的记事，而是以年和月为纲，既记事，又记言，更可以追叙往事，附叙后事，并有当事人或后人对某一事件或人物所作的评论，因而对于史事有比较完整的叙述。

这种按照年时月日时间顺序编排史事的史书体裁，称为编年体。

我国现存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孔子整理编订而成的鲁国历史《春秋》。

《左传》是继《春秋》之后的又一部春秋时期的编年史，相传为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编撰，从《左传》的编纂方法来看，这时编年体已经完善。

编年体是先秦史籍体裁的的主流。

②编年体的发展。

从《史记》、《汉书》创纪传体之后，编年、纪传二体并行于世。

东汉末年，荀悦用编年体撰成《汉纪》，记西汉一代历史，开创了编年体的断代史。

从汉至唐，纪传体成为正式的独家体裁，编年体地位逐渐衰落。

编年体的飞跃发展，源之于北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这一编年体巨著的撰成，使编年史的编撰出现了一个高潮。

自宋代以来，代有续作，使编年体也形成了一个从上古传说时代直到清代世代相传的庞大的史书体系。

⑵纪传体的创立与体例纪传体创始于司马迁的《史记》。

在司马迁之前，先秦史籍在编纂方法上已出现了若干体例，司马迁综合各种体例，集于一书，创造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史记》。

该书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

“本纪”是帝王的传记，按年月顺序，记载帝王的政绩言行，兼及当代的重大事件，属于编年体。

“表”是大事记，用表格形式，按时间顺序，提纲挈领地谱列史事。

“书”是各种典章制度的专史，记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制度沿革或发展情况。

“世家”是重要诸侯的传记。

“列传”主要是人物传记，也有少数列传记载的是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以及当时与我国有交往的国家的历史。

此外，在每篇本纪、书、世家、列传的最后，都有一段评论文字，发表史家对本篇记述的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意见，借以表达作者的政治观点和史学思想。

这种史书体裁以纪、传为主体，表、书为辅助，既各有分工，又互相配合，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后人称为纪传体。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

东汉时班固《汉书》，创立纪传体断代史。

纪传体被统治阶级定位“正史”，“正史”至清朝共有二十四部，就是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的第一部是《史记》，最后一部是《明史》。

清朝灭亡之后，又增加了《清史稿》和《新元史》，所以我国纪传体“正史”也可以称为二十六史。

4、史学理论先进⑴总结前代的统治经验教训，以古鉴今。

孔子编《春秋》的目的是为了惩恶扬善，故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说。

司马迁撰《史记》的目的，在《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中说得很清楚，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是为了“述往事，思来者”。

即司马迁要从总结西汉中期以前的全部历史来解决当时人们所关心的问题。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引证刘向、扬雄的话评论说：“迁有良史之才。

服其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 以古鉴今，不虚美，不隐恶，将史籍写成一部实录，写成信史，这是编撰史籍的基本要求。

⑵主张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反对盲从前哲，迷信经典；提出了撰史者必须具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之说。

刘知几的史学主张。

刘知几所撰《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

该书首先对唐代以前的各朝史书，从内容到编纂方法，都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总结，研讨修史方法，为史学史的研究和史书编纂学的探讨，都树立了基础和规模。

《六家》篇以《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六部史书代表唐以前史书编写的六种形式；《二体》篇指出纪传和编年两种体裁在史书编纂学中的重要性，《史官建置》和《古今正史》二篇，就历代史官制度和所作的史书进行了全面而又系统的分析叙述。

主张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反对盲从前哲，迷信经典。

在《疑古》和《惑经》两篇中，大胆地提出了对孔子的疑问。

提出了撰史者必须具有三个重要条件，即史才、史学、史识“三长”之说：这里的才和学是就掌握史料的能力和和工夫而言，识就是立场和观点，或决定史料取舍的标准以及如何写法的态度等等。

才和学固然重要，但是立场和观点更是决定所撰史书优劣的主要条件。

《史通》全书即贯彻着“三长”思想，如《直书》、《曲笔》、《鉴识》等篇，就是反复申明“识”的重要性。

刘知几力主直书、实录，反对徇情曲笔，认为修史者言必有征，方能传信。

他称誉私家独撰，揭露了设馆修史及权臣监修史书制度的弊端。

对自班固以来盛行的以阴阳五行解释历史的迷信思想持否定态度，指出历史具有发展的性质。

这些史学主张对我国传统史学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

⑶章学诚的史学主张。

刘知几之后，对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做出杰出贡献者是清人章学诚。

其史学主张主要反映在其《文史通义》一书中。

该书是作者研究文史的著作汇编，分内外两篇，对史学的主张创见颇多，主要有：⑴主张史学要经世致用，反对专务考索和空谈义理两种倾向，抨击当时盛行的考据学和理学。

⑵提出“六经皆史”说，淡化了六经神圣的观念，提高了史学地位，扩大了史学范围。

《文史通义•外篇•报孙渊如书》认为，不仅六经皆史，即使子部、集部之作，也是“其源皆出于史”，“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

”⑶《文史通义•内篇•书教下》继承刘知几的主张，分史籍为“记注”和“撰述”两类，认为记注是记录历史上的史事，因此需要“赅备无遗”，按照一定的惯例。

撰述则是通过史事引出经验教训，供后人借鉴，因此需要对史事有所取舍，发挥见解，不必拘守一定的体例。

代表史学发展水平的，是撰述而不是记注。

章学诚力主通史，对断代史则多所贬抑。

⑷提倡修方志，解决了方志的性质、任务、体例和内容等问题，提高了方志在史学领域的地位，奠定了方志学的理论基础。

⑸在刘知几“史才三长”思想的基础上，又增补了一项“史德”。

“史德”是指史学家的学术品德，要求著史者尊重客观史实，如实加以记载，而不要掺杂个人好恶等主观成分，任意褒贬。

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四方面的要求，更加全面、明确地为史家指明了修养的方向。

⑷王夫之的史学主张。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最卓越的思想家之一，对史学的贡献主要是对古史的评论，其代表作是《读通鉴论》和《宋论》。

《读通鉴论》内容包括秦、两汉、三国、晋、南朝和隋、唐、五代各朝代，另附《叙论》为卷末。

《宋论》主要是评论宋朝史事。

二书的主要成就，是对于重要历史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根据唯物主义和进化论的观点，根据史实进行分析，对我们研究和了解我国历史具有一定的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