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物发展概述悠久灿烂的华夏文明，在博大精深的文字记载中留下了永恒的光彩，数量宏富的文字典籍，汇成了人类文明进步奔流不息的长河。

出版物是知识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得以传播和发扬光大的工具。

出版物的实体是物质的，但它却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承载物，中国的出版物在累积、保存、发展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得以不断完善、创新和发展，不仅为中华文明，也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和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古代出版物发展概况从甲骨图书的产生，到纸本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程。

在这历史进程中，图书从形成到内容都在不断变迁。

他们是甲骨的书、青铜的书、砖头的书、竹木的书和缣帛的书，一直到后来的刊印书籍。

这些古代出版物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1、甲骨文书甲骨文书是中国初期书籍形式之一。

甲骨是龟甲和兽骨的合称。

殷朝（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1世纪）人乃至于西周（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人,都很重视占卜。

举凡征伐、狩猎、畜牧、农事以及灾害、疾病、祭祀等，进行之前通常都要求神问卜。

甲骨便是用于占卜的工具。

占卜之前，将龟腹甲和牛肩胛骨进行刮削整治，然后在龟甲或兽骨的背面钻出圆形的深窝或凿出棱形的浅槽。

占卜时把要问的事情先向上帝讲清，而后用烧着的木枝在深窝的中间或浅槽的边缘烫灼，于是在甲骨的正面就会出现不同形状的裂纹，这就是卜兆。

据说上帝的旨意就从这些卜兆中显现出来。

卜人根据裂纹的长短、粗细、曲直、横斜、隐显等判断吉凶。

占卜完毕，把占卜的时间、卜人的姓名、问卜的事项、占卜的结果以及事后应验的情况等，用文字记刻在卜兆的附近。

这种文字就称为甲骨文。

距今大约3000多年前的殷周时期，有文化的上层人物，已有利用甲骨进行占卜和刻写占卜记录的习俗。

这些以甲骨为文字载体的甲骨文书,具有起源时期书籍的意义，故历来书史研究者把甲骨刻辞看成是中国书籍的初期形式之一。

2、青铜器铭文青铜器是古代上层人物的生活器具，大约行用于商、周至西汉。

青铜器铭文，亦称金文，就是指铸刻在这种青铜器物上的文字。

青铜器的种类很多，大体可分为礼器、乐器、兵器、食器及其他日用器具。

这些器具当时大都是统治阶级贵族的专用品。

特别是其中的礼器，也称为“吉金”，像各式各样大小不同的鼎, 就被贵族视为传家宝和国家权力的象征，所以也称为“重器”。

春秋战国时期, 凡消灭一个国家，一定要“毁其宗庙，迁其重器”，以示权力的转移。

那时的贵族凡有重要文件需要长期保存或有重大事件需要永久纪念，就铸造一件青铜器，把文件或事件用文字记录下来，铸刻在青铜器物上面。

早期青铜器上面的文字比较简单，有的只记姓名，有的只记年月。

后来文字逐渐增多, 有的甚至成了专门的文件或事件的记载，如著名的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史啬盘等，就都有较长的铭文。

至于春秋末期郑国、晋国铸造的刑鼎，则简直是古老的法典了。

今存最早的铜器铭文属于商代。

西周时随着青铜器制作技术的改进和改良，铜器铭文步入全盛时代。

大约从战国中期开始，传统形式的铜器铭文已很少见。

六朝以后，铜器铭文不再流行。

商、周铜器铭文，尤其是内容比较丰富的周代铭文，是研究当时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

此类铭文有的是通过铸造，有的是通过雕刻而成，商代和西周的铭文一般是镌刻于器皿之上的，较晚的铭文也有雕刻而成的。

铭文不断演变成各种文体，统称“钟鼎文字”。

在文字上叫做“箍文”、“古文”或“大篆”。

最晚的是“秦篆”——“小篆”或“汉隶”。

字的大小，一般为2厘米见方，但也有呈椭圆形或更大的字。

文字基本按从上到下，自左至右的形式排列。

青铜器本身有其固有的用途，铸刻在上面的文字也只是档案性质的资料, 尚不具备正规书籍的涵义与性质。

但青铜器作为一种文字载体，传播了历史事件和古代知识，又起到一定的书籍作用，故历来的中国出版物历史研究者把青铜器铭文视为中国书籍的初期形式之一。

3、玉石文书在古代，石头也用来作书写材料，甚至将整篇作品或整部著作刻于石上，供人阅读和拓印。

石头乃天然之物，来源甚广，又大又重，难于毁弃，刻写面积大，易于模拓，因此石头便成为了一种理想而廉价的书写材料。

自秦汉以后，在记功、追远等方面，石刻逐渐取代了青铜器。

儒家、释家、道家等也常讲经籍刻在石头上，以其为定本，留存久远。

中国古书中说“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证明石头在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和青铜器一样，都曾经做过文字载体。

早期石刻文学流传下来的很少，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写刻于石片、玉片的“侯马盟书”，陕西出土的刻有600多字四言长诗的10个石鼓，是春秋战国时期石刻文字的遗存。

早期的石刻文字，最多是某种事件的简单记录，尚不具备正规书籍的涵义与概念，故历来的书史研究者都把它们称为中国初期形式的书籍。

但自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雕刻“熹平石经”以来，魏（公元220年～公元265年）有“正始石经”，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有“开成石经”,五代有“蜀石经”，直到清代（公元1644年～公元1840年），还刻有“十三经”石碑。

这些刻在石头上的儒家经典，则是地地道道的石头书。

其他如房山石经，是释家的石头书。

故中国的石刻文字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石刻资料，一类则是石刻的书。

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是秦代的石鼓文，世称“石刻之祖”。

石鼓文处于承前启后的时期，承秦国书风，为小篆先声。

石鼓文刻于十座花岗岩石上，因石墩形似鼓，故称为“石鼓文”。

石鼓文与金文有较大差别，具有明显的动感。

除了碣碑石刻外，大凡名胜古迹，常有名人志士的诗文及游客游幸即发而作，题刻于崖壁之文，这些文字被称为摩崖。

现有记录较早的摩崖文字，是夏禹的《峋嵝铭》、周宣王的《吉日癸巳》和西汉初的《赵王群臣上寿》，但已无实物相鉴证。

除了石质文书之外，玉在古代也是一种重要的书写材料。

书写的玉简长方形的称“圭”，刀形的称“笏”。

上等美玉为皇帝专用，次等供臣工使用。

玉在当时十分珍贵，深受达官贵人的青睐，现知最早的有刻文的古玉，出自河南安阳殷墟。

玉简在古代还被用来作封禅王位、祭祀、书写、盟书材料。

由于刻石的兴起，出现了拓印技术。

“拓本”就是用纸和墨在金石或其他刻物上进行椎拓所获取的书法或图象。

因为它是从实物上蝉蜕下来的，又称为“蜕本”或“脱本”。

其中最重要的方法是“椎拓”。

其过程是先用水蜡或白芨（一种中药）水涂在刻物上，再上纸并用椎打平，使纸能平服的紧贴在刻物上，然后用拓包蘸墨在纸上拓取。

用椎直接打纸容易破，在打纸时要垫上毛毡。

拓片完成后，为了防止霉蛀，又需在其表面再涂上一层蜡，因此椎拓又被称为“毡蜡”。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我国在梁时期已经使用椎拓的方法，或者更早，但没有实物可见。

而今存世最早的拓本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温泉铭》。

4、简牍书随着记录材料的不断发展和更替，从甲骨、青铜、石头到竹木，材料越来越便于书写和便捷。

在纸发明之前，简牍就一直是我国书籍的最主要形式，对后世书籍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简牍是对我过古代遗存下来的写有文字的竹简与木牍的概称。

具体而言，用竹片写的书称“简策”，用木版写的叫“版牍”。

在造纸技术发明以前,人们将竹木劈成狭长的细条，经过刮削整治后在上面写字，单独的竹木片叫做“简”，若干简编连起来就叫做“策” (亦写作“册”)，这是现在称一本书为一册书的起源。

简策在中国使用起源很早。

《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典有册。

殷革夏命。

”说明商代的祖先已有编连的简策,记载了商代推翻夏王朝统治的史实。

由于竹木易得，书写记事比甲骨、青铜、玉石等记事材料方便，篇幅不受限制，编连成策后阅读存放也较便利，因而书籍的生产比过去容易得多。

中国先秦时期的古籍，最初就是写在简策上而流传下来的。

在纸张发明并推广普及以后，大约在公元 4世纪的东晋时期，简策才基本绝迹。

相对于简策的细竹条，版牍用的是薄木板。

没写字的木板叫做“版”‘写了字的叫做“牍”。

版是长方形的，所以也叫做“方”。

版牍一般用来写短文章，往往一块儿版牍就是一篇文章，这也是和简策相异之处。

《仪礼·聘礼》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

”版牍通常用毛笔、墨写的，写错了就用刀子刮削掉再写。

用于简牍的书写工具有笔、墨、刀、削。

简牍上的文字用笔墨书写，刀的主要用途是修改错误的文字，并非用于刻字。

先秦简牍，多用古文、篆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通行隶书，字体变圆为方，于是公文、信函多用隶书。

简作为中国古代书籍的基本单位，相当于现在的一页。

一枚简牍称为简，常写一行直书文字。

字数较多的，写在数简上，编连在一起，称之“册”。

长篇文字内容成为一个单位的，叫作“篇”。

一“篇”可能含有数“册”。

至于简牍“卷”的称谓，还存在分歧。

劳干认为，居延广地南部“候兵物册”共77简，以麻绳编之，如竹帘状，可以舒卷，故“简编则为册，卷则为卷”。

陈槃指出：孔安国《古文尚书》序中有云：“并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

”陈以为此处既曰篇，又曰卷，据此可证明一篇或数篇可为一卷。

5、缣帛书竹简虽然廉价，制作方便，但这种笨重的书籍携带不便，而且每简容字有限，编简成册的长篇著作一旦散乱，则发生“错简”，再说简牍的编连所用的丝带、麻绳、皮带易被磨断，使阅读带来困难。

缣帛是丝织物，轻软平滑，面幅宽阔，易于着墨，幅的长短宽窄可以根据文字的多寡来剪裁，而且可随意折叠或卷起，收藏容易，携带方便，可以弥补简牍的不足。

因此，帛书与简书并存，共同构成我国古代独具特色的简帛文化。

帛书是由丝织品制作而成的。

而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和织造丝绸的国家。

丝绸在中国历史上远远超越了其自身的使用价值，它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且更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

简帛书就是简策装书以后的一种用丝织品书写成的书。

《墨子》中提到“书于竹帛”，就是指在用竹简的同时又有用缣帛写书的了。

《字诂》中说“古之素帛，以书长短随事裁绢”。

可见缣帛质轻，易折叠，书写方便，尺寸长短可根据文字的多少，裁成一段，卷成一束，称为“一卷”。

缣帛的幅面不定，可随意裁之，文章小、文字少可以用小块缣帛，文章大、文字多可以用大块缣帛。

缣帛书出现和使用在竹简、木牍盛行的时期。

但缣帛书要比竹简方便得多，因为缣帛柔软而光滑，而且书写时易着墨，幅面大小也可以根据文字多少任意裁切。

《字沽》上说：“古之素帛，依书长短，随意裁绢”，意即如此。

帛书的形态，一般是一篇文章为一段，每段叠成一叠或卷成一束，称作“一卷”。

如今的图书称“卷”，就来源于此。

后来发展为在缣帛的下端或左瑞裹上一根木轴，作为支撑，既挺括又易查找。

缣帛书实际上是卷轴装的前身，也是卷轴装的一种。

6、卷轴书自西汉发明造纸术以后，纸已开始逐渐推广使用，造纸的技术也不断提高，到东汉末期时造纸技术已有了较大提高。

但是，虽然东汉时纸已用于书写，但纸的功用并没有被社会所普遍重视，地位也不高，简帛仍占绝对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