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竞争性相互依存关系探析王帆2012-12-28 14:52:10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08年3期作者简介：王帆，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北京 100037)内容提要：中美关系的发展受制于竞争与相互依存两个变量的互动。

竞争与相互依存共存于中美关系之中，从而导致中美关系的复合性。

从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变化来看，中美竞争的性质在变化，非零和竞争在上升；中美相互依存中的安全依存正在发展。

竞争与相互依存既作为中美关系的自变量，也互为因变量。

作者认为，中美两国必须避免对立与相互分割的两个极端做法，从竞争与相互依存的复合视角来审视中美关系。

竞争与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特征。

关键词：中美关系竞争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竞争性相互依存中美关系自建交以来正呈现出缓慢的嬗变，中美之间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对手，“非敌非友”也难以界定中美关系的性质。

中美关系正呈现出涵盖对手与朋友的双重性质。

中美关系未来前景仍存在不确定性，既可能退为对手/敌手关系，也可能上升为真正的伙伴关系。

以往看待中美关系，往往采用单一的视角，难免出现片面性，而这种片面性又常常导致观点的左右摇摆。

从今后看，中美关系的变化取决于竞争与相互依存这两个变量的此消彼长。

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发生了如下变化：其一，竞争的性质在变化，非零和竞争在上升。

其二，相互依存中的安全依存在实践中已经得到证实，但在理论和政策层面上还没有充分体现。

其三，竞争与相互依存互动关系的特征和趋势还有待深入研究和把握。

其四，必须避免对立与相互分割的两个极端做法，从竞争与相互依存的复合视角来审视中美关系，竞争与相互分割的视角均不足以全面把握中美关系，必须从竞争与相互依存的有机联系中认识中美关系的发展脉络。

一中美两国关系中的竞争变量正在发生变化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中美两国关系中竞争变量的变化，分别表现为竞争性质的变化和竞争模式的转变。

(一)中美之间竞争的性质和内涵均出现嬗变说到竞争，所谓“竞”是互争高低，竞争是“为了自己或本集团的利益而与人比赛”。

①韦氏词典关于这个词的解释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有意或无意地为了一个目标而进行斗争(比如职位、利益或者奖励)；第二层含义是处于敌对的状态。

②从概念上看，竞争具有多重性，既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恶性的，既可能是零和博弈也可能是非零和博弈。

中美之间存在竞争，但出现两种倾向：其一，不影响别国发展的自我竞争在加强。

许多大国关注国内自身发展，立足于内部挖潜和完善内部机制。

这种自我超越式的发展不会激化与别国的矛盾和冲突。

其二，随着沟通、交流以及协调机制的逐步增强，各国间的竞争正在规避零和博弈模式，向着双赢共赢的合作模式发展。

在以上两种趋势下，中美之间的竞争也经历着历史嬗变，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特征一：中美竞争是现实存在，历史造成的结构性因素仍在发挥作用。

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的利益都在拓展，中国的“走出去”战略使得美国面临着前未所有的利益竞争局面。

特征二：中美之间的竞争存在不对称性。

所谓“潜在的战略竞争”是由美国引发的，是由于霸权主导国对于可能出现的未来大国的防范所引起的，而中国一直试图避免这种竞争的出现，避免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一直努力将这种竞争限制在合作与依存的主流之下，使竞争不至于出现失控。

正因为如此，中美之间虽然存在各种不同类型的竞争，但结构性的战略竞争格局并未真正形成。

目前中美之间的竞争不是全球战略竞争，不是争夺主导权的竞争，中美之间的竞争虽然在广度上有所延伸，却远远没有上升到战略竞争层面。

中国不仅没有挑战现存体制，反而成为积极参与和维护现存体制的重要力量。

西方舆论认为，“与前苏联不同的是，中国根本没有兴趣同美国争夺在世界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权，中国关心的是建设一个21世纪的经济发动机。

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是不利于贸易发展的。

换句话说，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

”③中国不是冷战时期的苏联，也不是冷战时的中国，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随着时代背景的改变而发生了变化。

特征三：中美战略博弈更多是在多边猎鹿博弈的框架下展开的。

中美之间面对共同威胁的严峻性使得中美互为对手的现实可能性减少。

双方的博弈正呈现出新的双重博弈的特征。

既有交叉与重叠区域，也有对立的区域。

中美战略博弈呈现的特殊性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是更趋理性，竞争中的理性博弈正在成为共识。

第二是中美竞争处于多重博弈之中。

中美之间既有多边猎鹿博弈中的合作与协调，也有双边博弈。

中美之间的双边博弈正在越来越多地被多边猎鹿博弈所取代。

一方面，竞争中有合作；另一方面，中美之间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均出现了新的合作增长点，如防核扩散问题、地区安全稳定、能源安全合作等。

特征四：中美之间的竞争呈现出多元性，总的趋势是由过去单一的军事竞争转向多元化的竞争。

“尽管民族国家仍然在互相‘竞争’，但那种竞争已经离开军事领域(政府在这个领域占支配性地位)而转向经济领域了，在经济领域，国际组织在协调和谈判方面日益占据支配性地位，例如发达经济体组成的‘G8/G7集团’或世界贸易组织。

那就是说，传统经济力量和竞争向上转移，或者说从国家转向了系统”。

④总之，在中美竞争中出现了非对抗性竞争和对抗性竞争交织的状况。

所谓对抗性竞争，是指可能引发直接军事冲突的竞争；而非对抗性竞争，更多涉及经济、环保等领域，引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从中美关系的竞争来看，非对抗性竞争在无形领域的竞争越来越多，非对抗性冲突成为新的冲突形式。

(二)从权力竞争模式的视角来看，中美关系已由权力竞争模式向软权力竞争模式转化软权力竞争更多体现为影响力的竞争，影响力更多体现为吸引力，而不直接等同于强制力和控制力。

同时软权力竞争也体现在制度构建领域，即面对如何维护与完善现有制度，或不同制度间如何共存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更需要合作与沟通来实现。

国际制度是一项软权力资源，而软权力资源转化为软权力的关键在于一个国家在国际制度建设中所能提出的理念、议题、感召力和动员能力。

软实力竞争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与共存性，软实力竞争也为合作找到了新的生长点。

以上变化带来了中美之间竞争观的改变。

多元竞争分散了矛盾焦点，竞争中的合作减少了原有竞争的对立成分。

中美关系虽然具有竞争性，却向着良性竞争方向转变。

中美之间有对抗，但对抗程度大大降低。

这应该成为理解中美战略关系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竞争不可避免，但竞争不会轻易失控，亦可称为“竞而不破”。

这已经成为中美之间竞争关系的一个新特点。

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中军事安全领域的潜在竞争仍存在变数，并有可能带来双方关系的恶化。

现在美国一些人仍强调中美意识形态对立，视中国为潜在对手，尤其按照实力政治原则，视中国为最具潜力的军事竞争者，强调对中国的防范，对于中国国防自卫能力的每一个变化都会做出应对反应。

正如米尔斯海默所言，“当一国考察它的环境，以决定哪些国家对自己构成威胁时，它主要关注潜在对手的进攻‘能力’，而非意图，因此出于对生存的忧虑，国家必须对对手的意图做出最坏估计。

然而，实力不仅可以得到测量，而且决定了他国能否成为一个严重的威胁。

总之，大国制衡实力，而非意图”。

⑤在军事上的防范和竞争表明，中美关系并没有消除对手/敌手的担忧，还存在成为对手/敌手的可能性。

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美国一些人仍然相信，传统的国家威胁从长远看比非传统安全威胁更能够威胁到美国的世界地位和生存。

两国实力差异的缩小，强化了美国的防范意识，美国一些人认为中国一旦实力增长，就可能会改变和平政策。

“至早到2015～2020年，至迟到2020～2025年，中国可能开始新的安全战略”，“到那时，中国可能会变得不是更愿意合作，而是更自负，要求更多的利益，甚至企图修改现行的国际游戏规则”。

⑥简而言之，一些美国战略决策者仍以“中国战略未定论”来看待实施和平发展战略的中国，视中国处于“战略十字路口”，这使得中美竞争关系仍存在不确定性。

⑦二中美两国关系中相互依存变量的新特征中美之间具有竞争性，却不再像冷战时期美苏关系那样具有对抗性，而呈现出新的非零和特征。

其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达到了前未所有的程度。

同时，正是因为竞争性质的转变，才使得两者相互依存关系进一步加深。

而新世纪以来的中美相互依存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笔者对于相互依存的理论假定是：首先，中美间的相互依存是复合相互依存；其次，中美相互依存虽然具有不对称性，但相互影响程度很高，在经济与安全上形成了相互依存的意识。

中美相互依存可以体现为以下几点认识：第一，美国已经意识到无法孤立中国。

在国际事务中，美国无法排斥与中国的合作。

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维持现状的行为离不开中国的协调。

第二，中美相互依存是全球相互依存普遍加深的体现。

⑧在一定程度上，中美关系既是双边关系也是多边关系，出现了双边与多边相互交织的情况。

第三，国际经济全球化也导致了国际安全全球化甚至是国家安全的外化。

由于有关中美经济间相互依存的论证已较为详细，笔者在此更多从中美安全的相互依存角度来加以分析。

首先，中美两国在安全上的互助与互利正在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自助与自行其是的行为。

安全困境的基本前提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而中美之间以及全球化所带来的世界范围的相互依存正在化解无政府状态，相互依存本身正在有效地制约自行其是的行为。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大国之间敌对的传统模式不可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这不仅是因为先进技术的传播使社会面临更大的危险，而且也因为经济活动的全球化改变了安全问题的性质。

暴力的扩散比传统的大规模侵略更容易构成威胁，这驱使各国不得不为了共同的安全而进行复杂的合作。

甚至那些最不情愿的国家也不得不如此。

通过军事部署保持力量均势的传统概念将不得不被更为微妙的合作概念所取代”。

⑨阿瑟•斯坦(Arthur Stein)认为，博弈论强调利益的相互依赖，也体现为决策的互动影响，形成了一种限定性合作，即没有合作，自己的利益也无法独自获得。

⑩这使得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多表现为协调性或协作性博弈。

利益攸关者的概念是认识中美关系的另一个新的角度。

中美两国在制定政策时都不得不从这个新的角度来看问题。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更加重视“大国协调合作(concert of powers)”对付各种新型威胁的重要性，这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安全环境上的“机会之窗”。

(11)传统现实主义强调的国际社会“自助体系”之说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互助体系。

其次，安全上的复合相互依存促进了中美安全合作。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性质强化着中美之间的安全合作。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交织的领域是中美安全合作的重点，包括经济安全、能源安全、卫生安全、信息安全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它们具有跨国性、相互制约性和综合性，一国无法单独应对和解决。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将塑造21世纪世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