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心得：从冤假错案看刑事司法领域人权保障的困境人权保障既是刑事诉讼法的目的，也是刑事诉讼追求的重要价值，但由于刑事司法制度的不完善，执法人员重惩罚犯罪而轻保障人权观念的根深蒂固，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多起程度不同但性质同一的冤假错案，这些错案中一样重主观证据，一样重有罪推定，一样重刑事实体，也一样证据非法，一样事实不清，一样程序不当。

因此，应当秉承无罪推定、非法证据排除及程序正义的法治理念，从依赖口供的证明观转向重视客观证据的证明观，从有罪推定的司法观转向疑罪从无的司法观，以此来寻求法律真正的价值和法治的公平与正义。

修改后的刑诉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刑事诉讼任务写入该法，凸显了刑事诉讼法的目的是为了保障犯罪人的合法权益不受国家刑罚权滥用的侵害，使刑事追诉行为控制在正当程序内。

在公诉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犯罪表现为公民个人与国家、社会利益的冲突和对抗，面对强大的国家公权力的追诉，被追诉人的弱势地位十分明显，其个体的基本权利极有可能遭受国家公权力滥用的侵害。

因此，刑事诉讼的本质决定了对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是其永恒的主题。

然而，司法实践在面对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这既统一而又矛盾的组合体的时候，却很自然地把天平倾向了惩罚犯罪，背离了刑事诉讼法的精神和目的，而本次刑诉法的修改并未涉及基本原则部分，一定程度上放纵了冤假错案的产生。

一、案例回顾201X年5月18日，张高平、张辉叔侄俩从老家安徽歙县开车前往上海，途中带上了女同乡王某去杭州，次日，这名女子被发现死于野外，下身赤裸。

201X 年4月21日，杭州中院一审判处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当年10月19日，XX 高院终审改判主犯张辉死缓、从犯张高平有期徒刑15年。

201X年3月26日，XX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张辉、张高平叔侄强奸致死案启动再审程序，经开庭审理,XX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原判定罪适用法律错误，当庭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

这起张氏叔侄强奸致死案是继201X年赵作海案之后又一起严重的冤案。

然而，这是一起从一开始就无客观性证据直接证明两人强奸杀人的疑案。

1、全案定罪仅有口供，而无任何物证，而两人供述的作案细节多处不同；2、受害人指甲里检出的DNA混合谱带与张辉和张高平二人不符。

然而面对如此重要的疑点，司法机关却视若无睹，甚至“认定与本案犯罪事实无关联”，判处张高平、张辉叔侄有罪。

此冤案中，窥探出人权保障、无罪推定理念缺失的严重后果，而若想走出人权保障的困境，我们应当确立并严格遵循无罪推定、非法证据排除、疑罪从无等制度或原则。

二、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这意味着，在法院依法判决之前，被追诉者在被起诉前处于犯罪嫌疑人的地位，任何人都不得视其为罪犯。

但在本案中，判决书上却写明，张辉的同室犯人袁连芳书面证言证实，张辉在拱墅区看守所关押期间神态自若，向他详述了强奸杀人的经历。

这一证言被法院采信，成为两被告人口供之外，整案中唯一直指张辉杀人的证言。

而袁连芳，却是公安机关安排的“耳目”。

这样的侦查方式，是侦查机关在没有确切证据时基于有罪推定理念而作出的违法侦查手段。

其次，目前刑事侦查的方式，是公安司法机关在没有掌握确实充分的证据时，即抓捕犯罪嫌疑人，使其处于羁押状态。

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所作的侦查策略或模式是以行为人实施了犯罪为设想，在观念上首先把嫌疑人作为罪犯，而后收集、拼凑证据。

这种有罪推定的思维定势，使得公安机关的侦查不是以找出真凶，查明事实真相为目的，而是以赶紧破案，使嫌疑人迅速转变成犯罪人为目的，背离了人权保障这一诉讼价值及目的。

虽然刑诉法这一规定从涵义上彰显了无罪推定原则，但是并没有直接将这一原则写入刑诉法，是这次修法的一大缺憾，也为侦查阶段不实证据的产生及冤假错案的发生埋下隐患。

三、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01X年6月，最高法院、高检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两个证据”规定，初步构建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框架。

2012年修正后的刑诉法吸收了“两个证据”规定内容，明确“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确立言词证据绝对排除和实物证据相对排除以及证据合法性证明规则。

本次张氏叔侄案的改判正是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了非法证据，公正了司法程序。

可以说，目前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经初步建立并且逐步彰显了其重要性。

但在实践中，侦查机关重口供而轻证据现象依然存在，因为多年的办案经验也表明，口供是获取证据最快捷和最方便的手段。

即使公安机关知晓不得以非法方式取证以及非法证据要排除，但却基于各种因素仍然违之。

张氏叔侄案、佘祥林案以及赵作海案等近年来陆续被发现的一系列冤假错案，无一不是刑讯逼供的产物，无一不是言词证据高于实物证据的产物。

实践表明,如果我们仅拔除“有毒之树”而吞食“毒树之果”，将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因为吞掉“毒树之果”实际上意味着肯定和承认了毒树的存在、价值和意义，那么这势必会给栽种毒树之人带来恶性的刺激和激励。

只有将毒树和毒树之果连同抛弃,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毒树的再生。

[4]因此，欲要杜绝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不仅要将收集的口供摒弃，还要将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获得的证据一并予以排除,如此方能从源头上遏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

另外，对于公安司法机关在询问时可能有诱供和指明问供嫌疑的，检察机关在提审询问时更应当做好弄清事实和监督职责，做好排除非法证据的监督审查工作。

四、坚持疑罪从无疑罪从无，即司法机关若不能提出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被告人的罪行，或无法排除证据之间存在的合理怀疑，经庭审和补充性调查也不能查明被告人有罪的事实，应当判定被告人无罪而非疑罪从轻。

根据刑诉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一审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规定，二审认为原判决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但在张氏叔侄案中，法院采取的态度确是疑罪从轻，就是当案件存在疑点的时侯采取一个留有余地的判决。

201X年4月21日，杭州中院一审判处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徒刑；当年10月19日，XX高院因察觉案件存在疑点，终审遂改判主犯张辉死缓、从犯张高平有期徒刑15年。

面对如此之多的疑点，司法机关既没有查明事实，也没有疑罪从无，而是作出了留有余地的判决——疑罪从轻。

诚然，这样的判决至少保全了存疑案件当事人的性命，但是面对存疑的案件，司法者应有的态度应当是宁纵不枉，而不是宁枉不纵。

培根曾经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恶果相当于十次犯罪。

”首先,疑罪从轻的观念存在逻辑上的矛盾。

从定罪和量刑的逻辑关系来看,定罪是量刑的前提,量刑以定罪为基础，只有当被告人的行为被认定为有罪,量刑活动才能展开。

但在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那么就不能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既然无法对被告人定罪,那么也就根本谈不上量刑的问题。

其次，疑罪从轻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相悖。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其中所体现出来的一个侧重面显然是很清楚的,即罪刑法定原则侧重于不定罪和不处罚。

故而，若司法机关依旧秉承疑罪从轻理念，缺乏疑罪从无的坚定理念，依旧缺乏对证据不足案件作无罪裁判的勇气，那么今后的司法实践中还会出现更多的冤假错案。

五、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无论是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还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都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最直接的体现，都是人权保障的“护身符”。

在面对冤假错案发生时，可能更多的人都在指责刑事司法体制的不完善。

理念是行为的先导，制度是理念的提炼和升华，并最终规制行为。

没有背后理念的支撑，任何制度性的调整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不管是侦查机关的刑讯逼供还是司法机关对证据不足采取的疑罪从轻的态度，归根到底仍然是公安司法人员人权理念的淡薄和缺失。

因此，我们要从思想深处（源头）树立一种正确的人权理念，来保证刑事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价值及目的的实现。

法律应是理性且公正的，任何人的合法权益都应当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

刑事法律不仅要面对犯罪人保护国家，也要面对国家保护犯罪人。

那么没有被确定为犯罪人的犯罪嫌疑人，在被作出有罪判决之前也应属于公民，也处于被保护的范围内，国家对一个非犯罪人实施的侵犯其人身权利的行为，也破坏了社会的秩序，侵犯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从这一层面上讲，国家也成为了犯罪人或者犯罪人的帮凶。

法律若置一般公民和犯罪人应有的合法权益于不顾，便失去了其应有的公平与正义，也将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基础。

对每一个公民个体来讲，司法机关错误裁判他人十几年的囚禁甚至生命的剥夺，从人权角度上来讲，是对人权的极度不负责任。

所以，在司法实践中确保每一个受刑事指控者都享有公正的审判权，是司法人员最基础的责任和义务。

通常情况下,我国冤假错案得以被发现主要取决于两个偶然因素：一是真凶重现型；二是亡者归来型。

但张氏叔侄冤案的发现走的却是第三条道路，即司法机关主动纠错型。

这是一条在被害人没有复活，可能的真凶勾海峰早已于8年前被枪决的情况下，XX高院主动通过再审程序改判无罪从而使冤案得以被发现并被平反的道路。

因此，张氏叔侄案的改判具有显著的司法示范意义，它也是司法机关人员对保障人权理念的最真实地实践。

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既相辅相成又互相对立，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必须平衡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

虽说迟来的正义总比不来的正义好,但迟来的正义毕竟已经打了折扣,因为迟来的正义永远无法弥补司法失误及对无辜者造成的伤害。

因此我们必须严格遵循好无罪推定、非法证据排除及疑罪从无的理念，切实从刑事诉讼上来保障人权，以防止此类悲剧再次发生，以此来寻求法律真正的价值和法治的公平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