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论萧红的“苦难叙述”范庆超（长春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学院，吉林长春130032）摘要：萧红的多舛命运是其进行苦难叙述的现实动因。
其笔下的苦难主要包括女性生存之苦、阶级压迫之痛和战争所致的心灵创伤。
萧红通过对东北历史文化的冷峻批判和反思，探寻了造成诸种苦难的社会根源。
关键词：萧红；苦难叙述；社会根源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0964（2012）01-0115-03萧红一生命运多舛，从一出生便被认为不祥（萧红生于端午，当地民间认为此日出生不吉利），并长期遭受封建传统观念极强的父亲的严格管制。
“萧红一生都生活在父权的阴影之中，父权专制和男性偏见一直在追逐着她，她在临终前仍无法摆脱这个阴影”［1］5。
此论断虽不尽准确，却道出了父权、男权对萧红的精神压迫。
再加上仓促失败的爱情经历，岁月的动荡，战争的惊惶，贫病的交织……这一切几乎把萧红的情感世界摧垮。
挥之不去的感伤、失望、恐惧、焦虑久久萦绕在萧红心间，特别是持续不休的病痛折磨，极大加深了萧红的人生悲凉感，这种悲慨几乎贯穿在她所有的创作中，使得“苦难叙述”成为萧红的一种创作自觉。
一萧红致力于揭示各种各样的苦难，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类。
一是女性生存之苦。
小说《弃儿》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讲述的是怀孕的萧红被汪恩甲离弃后的痛苦遭遇。
女主人公经历了饥寒交迫的恐慌、寄人篱下的凄凉；在极艰难的景况下产下一子，又因无钱养育而被迫送人。
小说通过悲怆凄楚的描写，向人们展示了被弃女性的可怜与弱小。
《小城三月》中的翠姨深爱自己的表哥，却因过早被父母包办婚姻，又耻于自己的身世而放弃选择真爱的权利，最终带着深深的闺怨离开人世。
“现在翠姨自己已经订了婚，是一个人的未婚妻；二则她是出了嫁的寡妇的女儿，她自己一天把这背了不知有多少遍，她记得清清楚楚”［2］399。
可见旧习俗、旧观念对弱势女性的禁锢与伤害。
类似的伤害还表现在《呼兰河传》中“小团圆”的悲惨命运中。
她12岁便嫁人，爱说爱笑、天真活泼的儿童天性被婆家人扭曲为“不知道羞”、“吃饭就吃三碗”、“两个眼睛咕噜咕噜的转”，为了驯服她以归入封建礼教的“正道”，婆婆对她进行毒打、用烧红的烙铁烙她的脚心，通过“跳大神”为她“驱邪赶鬼”，活活将她折磨致死。
萧红通过描写婆婆对儿媳的残忍“驯规”，旨在揭示传统男权社会的价值观对女性人格的奴化，以及这种奴化思想的恶性变异和蔓延。
“更具悲剧性的是她们本处于苦难的深渊却又在鉴赏、制造他人的痛苦，将男性加诸于女性的种种束缚当作女性的种种行为规范，以此来禁锢着自我，同时也戕害着她人”［3］。
《生死场》直接展示了男性对女性的掠夺性压迫与伤害。
金枝受成业的引诱，在小河边与其野合，未婚先孕，饱受流言指摘和生理折磨。
在此情况下，成业非但不安慰、理解自己的爱人，反而继续野蛮地占有她的身体，导致了孩子流产，给金枝造成巨大的身心伤害。
女性在这里毫无尊严，沦为男人泄欲的工具。
长期瘫痪的月英成了丈夫的心病，随着病情的日益加重，他不给她饭吃，不给她水喝，任凭其身体腐烂也不管不问，恨不得早日去掉这个累赘，显出男人的无情和残忍。
收稿日期：2011-10-10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时期满族作家文学研究”（2010第186号）作者简介：范庆超（1981-），男，辽宁抚顺人，文学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东北现代文学、满族文学研究。
·511·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第32卷第1期2012年1月（Philos．＆Soc．Sci．Edit．）Vol．32No．1Jan．2012萧红还饱蘸着同情之泪描写了女性的生育之苦。
五姑姑的姐姐，受尽折磨，“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所撕碎一般呀！……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身体来浸着血”［2］59。
二里半的婆子滚转着身体大叫：“肚子疼死了，拿刀快把我肚子给割开吧！”［2］61生育，在萧红的笔下呈现出恐怖色彩，女性的痛苦体验被刻意放大，这既是她个人经历的折射，也反映出她对这种女性无法摆脱之宿命的强烈愤懑。
萧红揭示的女性苦难还有很多，其目的不仅在于唤起人们对这一苦难群体的关注，更是要向人们揭示：在积弊深重的传统两性秩序中，女性很难摆脱男性的阴影，她们的痛苦是循环往复的。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文化思考，萧红笔下的“苦难叙述”才具有了震颤人心的力量。
二是阶级压迫之痛。
萧红祖上是地主兼商人，到祖父一代还在呼兰县拥有多处房产和油坊，家里亦有很多租客与雇工。
幼年萧红曾亲闻目睹下层房客和雇佣工的困苦生活，觉得无法与自己的殷实生活相比；家人对劳工的驱使、训斥，甚至责罚，也都使她感到人与人的不平等。
在散文《蹲在洋车上》中，萧红回忆了爷爷打骂洋车夫的情形。
有一次，萧红出去玩走迷了路，一位好心的洋车夫送她回到家。
她恶作剧地蹲在洋车上想逗逗祖父，可前面的车夫没看到，突然停车，把她摔了下来。
祖父把车夫拉过来猛打一顿，没有给他钱便将其轰走，这令小萧红非常生气。
爷爷的理由是“有钱的孩子是不受什么气的”。
但萧红对此却不能释怀：“所以后来，无论祖父对我怎样疼爱，心里总是生着隔膜，我不同意他打洋车夫。
”［4］909幼年萧红是用纯真美好的眼光看世界的，所以对祖父粗暴之举不能理解，对劳苦大众的不幸遭遇心生同情。
这种同情随着萧红苦难经历的增加而逐渐变为惺惺相惜之意。
特别是在哈尔滨的艰辛岁月中，萧红彻底跌入社会底层，经历被抛弃、被鄙视和极端的贫困，使她更加同情阶级压迫下的芸芸众生。
另外，随着萧红不断从事左翼文学活动，阶级斗争意识逐渐增强，这也使她在作品中有意展示广大民众所受的阶级压迫之苦。
《桥》中的乳娘被主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无论刮风下雨、白天黑夜，只要主人家的孩子一哭，她就得从桥东跑一里多的路到桥西主人家。
为了喂养好主人的孩子，她常常无法照顾自己的孩子。
捡点主人家吃剩的东西回家，却被指认为“偷”。
更可悲的是，她的孩子居然也要受到主人的欺辱。
孩子饿得只想跑过桥来跟妈妈要些吃的，却遭到女主人的恫吓：“把这小死鬼绑起来吧！”，还被“小主人“打破了嘴唇”，但饥饿还是让他忍不住过桥来找妈妈，在一个下雪天，孩子掉到桥下摔死了。
穷人的孩子为了求得一点食物，居然要付出死亡的代价。
萧红用这种象征性的描写，深刻道出阶级压迫的深重。
另有一些小说对阶级压迫之苦的揭示显得直接而概念化，阶级对立的政治性意味较强。
如《生死场》写道：“就是一张马皮的价值，地主又要从王婆的手里夺去。
”［2］40“地主们就连一块铜板也从不舍弃在贫农们的身上。
”［2］42“乱坟岗子是地主施舍给贫苦农民们死后的住宅。
”［2］62这样的直白表述屡见不鲜，从中可以窥见政治功利心态对萧红创作的影响，使她急于表达而忽视了必要的艺术构思。
三是战争所导致的心灵创伤。
萧红没有亲历战争，对于战争中的流血与死亡缺乏真切的体会，却对战争背景下的人生更为熟悉。
当很多作家被“抗战文艺须反映战斗现实”所鼓动，去蜂拥表现抗战烽火的时候，萧红选择了自己的方式来言说战争。
她在1938年《七月》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谈到：“譬如我们房东的姨娘，听见警报响就骇得发抖，担心她的儿子，这不就是战时生活的现象吗？”［5］236这反映出萧红对战争叙述的理解，即把战争背景化，以战时生活现象为突破口，来表现战争对人的伤害，从而达到反思战争、控诉战争的目的。
《汾河的圆月》中的老祖母日思夜盼，盼着参加抗战的儿子早日归来，可是儿子却在军中病死。
这导致老祖母悲伤过度精神失常，“汾河的边上仍坐着小玉的祖母，圆月把她画着深黑色的影子落在地上”［4］329。
凄恻的描写中可见战争导致的骨肉分离之悲。
《小生命和战士》将同情的视线转向了伤兵。
在真实的抗战中，不都是勇士的顽强不屈，还有伤兵的落寞衰残。
小说中的伤兵断掉了一只胳膊，却还要照顾哭闹的婴儿，站在渡轮上，“他带着衰弱或疲乏的样子在望着江水。
他好像在寻找什么，也好像他要细听一听什么，或者不是，或者他的心思完全系在那只吊在胸前的左手上”［2］149。
在伤兵深沉的悲哀中，是否隐藏着她对战争代价的思索？《牛车上》还写到了逃兵。
姜五云不堪当兵的贫穷，为了“想多赚几个”贴补家用，毅然当逃兵而被就地枪决，留下孤儿寡母，命运凄惨。
战场上有英雄，也一定有逃兵。
萧红不回避这样的事实，因为她要向人们揭示：全民抗战固然神圣，但是战争是残酷的，人性是软弱的。
无论是写战争导致的骨肉分离，还是写伤兵、逃兵之痛，萧红都不是故意在跟全民抗战唱反调，而是要超越对抗战政治功利性的绝对崇拜，从战争本身对人性的戕害这样的客观事实着眼，来辩证地认识抗战。
就像萧红自·611·第32卷第1期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1月己所说：“我们的文艺作品应该比普通人的常识更为深刻。
抗战也有缺点，但我们要用文学把这些缺点纠正，文学除了纠正现实外，还要改进现实。
”［5］276二上述几种苦难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织。
而且，诸种苦难的性质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人类在外部环境挤压下导致的生存裂变。
那么，导致这些苦难的根源在哪里？萧红通过对东北历史文化的冷峻批判探索了这一问题。
“在清醒、冷峻的批判意识的作用下，东北流亡作家将艺术的触觉伸进了东北的社会形态，从决定社会文化意识的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的载体———土地入手，解剖‘九一八’前后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形态；从血缘、地缘性的集合体———家族，人的社会性网络和生存状态的控制———秩序，自然性、习惯性的精神网络和近乎宗教的观念性实体———礼俗着眼，进行艺术审美和文化批判。
”［6］286萧红所进行的批判主要围绕秩序和礼俗展开，她尤其揭示了秩序和礼俗牢固缠结后对国民的麻痹、禁锢和荼毒。
《呼兰河传》中的“冯歪嘴子”作为下层雇工，似乎永远要被嘲弄和歧视。
他受苦遭罪才是正常的，碰到好事则是不正常的。
他好不容易找到了高大健壮、勤劳贤惠的妻子，却遭人嫉妒：“破了风水了，我这碾磨房，岂是你那不干不净的野老婆住的地方！”［2］363“男子要长个粗壮，女子要长个秀气。
没见过一个姑娘长得和一个扛大个的（打工）似的……那算完，长的是一身穷骨头穷肉，那穿绸穿缎的她不去看，她看上了个灰秃秃的磨倌。
真是武大郎玩鸭子，啥人玩啥鸟。
”［2］368自己得不到，还要借封建文化之刀来“杀人”，萧红让我们看到了国民灵魂中的阴暗和扭曲。
她还围绕“跳大神”这种民俗文化现象，深刻批判了国民劣根性。
在萧红笔下，“跳大神”被赋予了癫狂、阴郁、恐怖、邪恶的气息。
对于这样的活动，人们却是充满好奇。
为了驱邪赶鬼，“小团圆媳妇”被逼得洗热水澡，大家都满怀奥秘过来围观。
他们看着她在滚烫的热水里挣扎，有人大喊着“用热水浇哇！用热水浇哇！”，而当“小团圆媳妇”即将昏死之际，这群人又都流下同情的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