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ron Kay（1997 年）的《An Investigation of Tax and Non Tax Incentives of Relocation Decision》研究了企业在考虑座落位置时的税务筹划，认为公司选择坐落位置是一个综合性的选择，考虑了地理位置、经济条件、经济发展等各种各样的税收和非税因素，特别是州税和当地税收[8]。
冯根福，吴林江和刘世彦（2000 年）的《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形成的影响因素分析》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负债比率与所得税负相关的结论[13]。
还有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在企业在资本运营战略（投资战略、企业重组战略等）中的税收筹划问题，得到了很多具有现实与理论意义的结论，比如：
张少勇和杨戈（2002 年）在《论企业税务筹划中的投资筹划》一文中指出企业投资税收筹划是指企业在申请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时，根据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和企业实际情况，比较选择税负最轻的企业类型、注册地点、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等投资决策过程。税负的轻重，对投资决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纳税人（投资者）在进行新的投资时，基于税务筹划和投资净收益最大化的目的，应从投资行业、投资方式、企业的组织形式等方面进行优化选择[14]。
李岩玉（2005 年）的《现代企业筹资活动中的税收筹划》研究了企业如何通过税收筹划来选择有利的资本结构，最大限度地降低资本成本及其对企业财务战略目标实现的影响，通过研究税收筹划在资本结构选择、权益资本筹集、发行债券筹资、融资租赁和筹资方式组合中的应用分析，提出了筹资活动中税收筹划的思路和指导原则[12]。
（2）推动财务战略理论与企业税收筹划的实践研究。目前我国有关税收筹划、企业财务战略的专著己不少见，但从现代意义上来讲它们在我国出现的历史还比较短，对它们的研究和应用都还处于初始阶段。另外，专门把企业财务战略和税收筹划系统地结合在一起的研究相对而言就更少了。从企业财务角度来看，税收的存在制约了企业财务战略目标的实现。于是，依法纳税并能动地利用税收杠杆，将企业财务活动的筹资、投资、利润分配及其他生产经营环节同减轻税负结合起来谋求最大的经济利益就成为企业财务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因此，对企业财务战略管理活动中的税收筹划进行系统研究也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李广舜（2003 年）的《股利分配活动中的税收理财》对税收对股利政策的影响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税法修改对股利的影响、股票回购的避税动机、股东所得税状况对股利政策的影响及税收制度对股利政策的影响[19]。
张茂良（2003 年）在《浅析利润及其分配的税收筹划》中认为国家强调依法征收，对纳税人要求依法纳税，在这种大的法制环境下，站在纳税人的角度，如何正确理解税法的规定，对纳税人节税有着重要意义。探讨如何正确调整计税所得额及所得税后利润分配，如何使纳税人取得节税的利益等可以帮助纳税人学税法、懂税法，视自身利益得到保障[20]。
（3）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经济的发展，财务战略的思想已经逐渐受到企业界管理层的高度重视，但我国现有的财务战略理论还不够完善，其研究不足以满足切实的指导企业实践的要求。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使我国的企业深入了解企业财务战略与税收筹划的联系，理解实施财务战略中的税收筹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明确税收的良好筹划能够帮助企业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的财务战略目标。利用本文分析研究企业财务战略理论、方法和框架下所提出的税收筹划的理论和方法，为企业管理层提供了实施财务战略中税收筹划的思路，为我国企业学习和实践现代财务战略及税收筹划的理念和方法，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提供了积极的支持和有益的帮助。
Farrar 和 Selwyn（1967 年）在《Corporate Financial Policy and Return to Investment》一文中最早研究了税收差异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这之后学术界关于税收对公司资本结构决策的研究才真正深入到税收差异方面，也才形成所谓的“税差学派”[3]。
研究意义：
本文的研究具有以下理论及现实意义：
（1）提倡税收经济核算是现代财务战略管理的新课题。税收筹划能减轻税负、增加税后净利润。只有税后利润最大化，才能实现财务战略的目标——企业价值最大化。税收制约着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进行税收筹划是现代财务战略管理不可回避的重要职责，对税收筹划的研究理应成为现代财务战略管理的新课题。
其他的学者主要选择了财务战略管理活动中的具体一个方面，对税收筹划的应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比如说有些学者主要研究了在企业在筹资渠道战略和资本结构战略中的税收筹划问题：
熊彩虹（2004 年）通过《税收筹划与企业融资》分析了税收筹划与企业融资的目的、方法及具体应用等问题，从理论上明确了税收明显地影响资本结构，从而对企业价值有影响，所以合理进行纳税筹划是实现财务战略目标的手段之一。另外通过有税和无税条件下的资本结构理论分析，认为由于存在税收使得企业的融资决策可以影响企业的价值[11]。
邓满源（2005 年）在《促进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税收政策选择》中从关于税收与企业对外投资的实证分析出发，以提高企业对外投资的质量和效益作为出发点和着眼点，证明了在其他条件大致相当的情况下，合理有效的税收政策能够鼓励企业对外投资[16]。
陈志文（2004 年）的《企业重组中的纳税筹划》认为企业重组纳税筹划行为不但要考虑企业重组中发生的税负还要考虑因企业重组后纳税主体变化所引起的税收待遇差异；不但要考虑单一税种的税负筹划还要实现所有相关税种的整体税负的最小化；不但要考虑某一具体优惠政策的运用，而且应分析由此带来的其他税收成本问题等等[17]。
本文围绕财务战略下的纳税筹划这一具有较强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的课题展开讨论，通过深入研究财务战略与纳税筹划理论上的相关性，阐明如何在财务战略框架下运用纳税筹划这一理财方略，目的在于使能企业在充分及时掌握税收政策和税收相关法律法规内容的同时，结合企业相对可行的财务战略，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税收筹划，为企业提供纳税筹划实务应用过程中的整体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在税法及相关规定的范围内，规避涉税风险，控制或减轻税负，以达到减少应纳税款或实现延期纳税，同时有利于实现企业财务的战略谋划，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实现了企业税后利润最大化或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
Myron S .Scholes 教授主编的《Taxes and Business strategy： A Planning Approach》一书主要论述了如何将美国的税收制度与企业战略结合到公司的具体决策中去，其中结合公司财务、财务会计和微观经济学对公司并购、剥离、国际扩张等诸多内容进行了详细的静态和动态分析。由于并不拘泥于税收法规的具体条文，而是将筹划技术置于动态经济政策环境下，所以适用性较广[7]。
国内研究现状：
财务战略和税收筹划在我国出现的较晚，尤其是税收筹划在 20 世纪 90年代末期才逐渐被接受。因此把财务战略和税收筹划结合研究的文献比较少。
薛刚（2003 年）的文章《税收筹划的财务管理基础》详细阐述税收筹划作为财务管理活动之一的目标、对象和职能[9]。
刘蓉（2005 年）出版的《公司战略管理与税收策略研究》将公司战略管理与税收政策系统得结合在一起，从公司市场营销战略、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公司多样化战略、公司国际化战略等公司战略管理环节的角度，分别分析研究了税收筹划在各环节与战略管理的关系，税收策略的应用环境、原则，及其具体应用。可以说这本著作是出于作者及很多研究学者多年的研究与实践的心得体会，在公司管理中将税收问题纳入管理者的管理范围[10]。
Fischer，Heinkel 和 Zechner（1989 年）在《Capit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中发展了一个动态资本结构选择模型，在传统的税收与破产成本均衡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分析验证，结果表明小的、风险程度更高的、实际税率较低的、低破产成本的公司比其债务比率具有更大的变化幅度，但没有验证税收同债务比率数值之间的关系[4]。
课题研究现状（该选题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等）：
国外研究现状：
现代西方国家的纳税筹划理论起源于最初的避税论。上世纪30年代英国的一则经典判例一“税务局长诉温斯特大公[1]”，拉开了国外学者深入研究纳税筹划的序幕，同时也是第一次对纳税筹划作了法律上的认可。之后，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在以后的税收判例中经常援引这一原则精神。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专门对企业收益分配战略环节的税收筹划问题作了具体的研究分析，比如：
罗绍德（2002 年）在《论股利分配过程中的税收筹划》一文中认为在股利分配过程中，在不违反税法的情况下，为使股东权益最大化，可采取的税收筹划方式有：对有投资机会的公司采取剩余股利分配政策、对成长性公司发放股票股利以及必要时刻采取股票回购政策[18]。
Jennifer Louise（1997年）在其论文《The Effects of Imputation Tax Systems on Multinationals’ Investment， Financing and Tax-Accounting Strategies》中的研究结论表明如果实行归集抵免税制，可以鼓励企业限制在国外的投资而更多地在国内投资；该论文还发现国外关联企业可以利用贷款、并购、跨国利润转移等手段规避股利税收[6]。
Hussein Ahmed（1995 年）的《Tax Planning and Finanacial Reporting Costs： A Study of the Canadian Market for Redeemable Preferred Shares》研究了 1987、1990 年两次税改中可赎回优先股相对于负债的税收优势的削弱的影响，结论是这导致了可赎回优先股市场的萎缩。该文还发现财务报告成本的增加会影响到企业筹资中对可赎回优先股的利用，财务报告成本高的企业会放弃可赎回优先股在税收上的优势[5]。
Modigliani 和 Miller（1958 年）将公司所得税引入了《Some Estimates of the Cost of Capital to the Electric Utility Industry》中提出的 MM 定理分析模型，对无关性定理进行了修正：考虑企业所得税，使用负债时的企业价值比未使用负债时的价值要高，企业负债越多其价值越高；有负债企业的权益成本等于无负债企业的权益成本加上负债风险报酬，其中负债风险报酬由财务杠杆与企业所得税决定。之后一些西方学者从债务融资的负面影响——破产成本的角度研究企业资本结构政策，并由此引出了公司最优资本结构是债务融资的税收收益与由此带来的破产成本的权衡[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