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合法权益保护的变化及其意义[摘要]文章就新刑事诉讼法制定的背景、新旧刑事诉讼法变化以及实施
新刑事诉讼法对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重大意义进行了解析。

此次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把充分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作为修改重点之一，进一步强化了对被害人的法律保护。

是我国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诉讼制度走上成熟和规范的标志。

这些变化对于消除司法不公，加强司法机关执法活动的监督、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惩罚犯罪都起到了积极意义。

[关键词]新旧刑事诉讼法；被害人合法权益；变化；意义
一、新刑事诉讼法制定的背景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制定于1979年，1996年第一次修订，这是第二次修改。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幅度很大。

增加了新的编、章、节，修改内容达100多处，修改比例超过总条文的50%，修正后的条文总数已达290条。

新《刑事诉讼法》颁布，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步入民主化、科学化的轨道。

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是中国刑事法制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一）政治背景
近年来，民主化与法治化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

党的十五大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把“依法治国”确定为重要的治国方略，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中体现对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强化了被害人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功能。

为了适当矫正执法机关的不当行为，新刑事诉讼法强化了被害人行使诉讼权利的法律效果，开辟了一条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道路。

（二）经济背景
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之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向纵深发展。

立法者一方面要正视由市场经济所激发的公民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在谋求社会安定的同时，不得不对个体权利、竞争意识和平等要求给予必要的关注。

另一方面，改革的成果需要得到法律的保护，而经济体制改革本身所必然引起的社会震荡、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可能诱发的道德危机，这些也都有赖于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功能的正确发挥甚至强化。

（三）国际背景
近些年来，少数西方国家推行所谓的“人权外交”，以人权状况为由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内政横加干涉。

如果不通过修订刑事诉讼法加以纠正或改变，那么它们就很可能继续成为少数国家攻击我国人权状况的“借口”或“凭证”。

因此，在这种国际大气候中进行刑事诉讼制度变革，不仅符合刑事诉讼客观规律的要求，而且适应了国际人权运动的发展趋势。

二、新旧刑诉法变化比较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指导思想方面把握坚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坚持统筹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坚持着力解决在惩治犯罪与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着力解决当前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符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际。

（一）法条数量上的变化
旧刑诉法中有关刑事被害人的条文共有10条，其中将“被害人”一词直接用于规定的仅有8条；而新刑诉法中关于刑事被害人的条文共有20条，其中涉及被害人一词的规定就达17条。

新刑诉法较旧刑诉法改动了110处，其中补充、修改有关被害人的规定占改动问题的七分之一。

刑诉法修改决定对被害人的原有规定之所以大幅度地增补，旨在平衡打击与保护的关系，增强被害人的控诉功能。

同时，通过被害人诉讼保护这一窗口，体现我国刑事诉讼的民主化程度。

（二）被害人诉讼地位上的变化
旧《刑事诉讼法》中第58条规定：“当事人”是指自诉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

这就使得刑事被害人诉权难以实行，损害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此外，如果被害人对审判结果不服，认为判决过轻或不公，但由于其不是独立的当事人，只能通过请求检察院来实现愿望，如果检察院不接受请求，则对被害人明显不公。

新《刑事诉讼法》第82条规定：“当事人”指被害人、自诉人、被告人……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确立，突破了刑事被害人不能成为刑事当事人的禁域，这一规定上的变化使刑事被害人由被动变为主动，势必将形成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对等且独立的诉讼地位，这将大大提高被害人直接参与刑事诉讼的程序，为其更好地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提供更多的契机，表明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对刑事被害人诉权的法律保护有了重大发展。

（三）被害人诉讼权利上的变化
旧刑诉法中被害人作为诉讼参与人，其诉讼权利带有较大的局限性，权利范围相对狭窄。

被害人权利的局限性最显著的表现有三：第一，诉讼权利的行使往往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相对滞后。

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决定其不能直接参加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其权利也只有在诉讼中的部分阶段才能体现出来。

第二，某些诉讼权利的法律依据有限。

被害人的委托代理权在旧刑诉法中没有规定，根据律师暂行条例和司法实践，被害人在起诉后，开庭前可以委托律师或近亲属担任其诉讼代理人参加法庭审理，其委托代理权的行使仅限于法庭审理阶段。

第三，诉讼权利范围窄小。

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主要局限于控告权、申请复议权和申诉权等一些补救性权利。

新刑诉法首先提高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规定被害人是诉讼当事人之一，明确赋予被害人诉讼权扩及整个诉讼阶段。

新刑诉法完善并扩展被害人的诉讼权限、丰富其权项内容，有利于提高被害人直接参与诉讼的广度和深度，强化了被害人作为公民个人的法律保护，充分体现了新刑诉法既注重依法惩治犯罪，又注重保证诉讼民主，维护公民权利的立法宗旨。

（四）被害人与公检法机关关系上的变化
新刑诉法里增补了三项重要规定：第一项是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被害人有权向人民检察院提出意见；第二项是被害人对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检察机关不立案、不追究的，有权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第三项是被害人对一审判决不服的，有权向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

这实际上扩大了自诉的范围，有利于解决“告状难”的问题，使被害人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积极性提高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被害人对公安、检察机关的制约和监督，保障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实施新刑事诉讼法的必要性（一）提升被害人地位，更好地维护被害人权益
在我国传统的刑事司法中，强调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认为犯罪侵犯的是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因此由国家公诉机关代替被害人提出控诉，结果导致被害人沦为旁观者，只能起到辅助查明案件、附带提起民事诉讼的作用，既不能与犯罪人“私了”，也不能主动追诉犯罪人。

新刑诉法改变了这一现状，被害人可以与犯
罪人和解，作为和解的一方，被害人在已经受到伤害的前提下享有很大的控制权，可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提升自己在诉讼中的地位。

（二）保证被害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
在实践中，硬性的刑事法律调整所产生的结果有时候与社会所期望达到的结果有所差别。

对被害人而言，伤害既已造成，这时候理性的做法应该是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里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精神利益，经济利益用以弥补人身和财产损失，精神利益则是通过惩罚犯罪人使被害人或是被害人家属获得心理上的慰藉。

对犯罪人而言，在自由和经济损失之间，自由总是显得更加可贵一些，大多数人在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还是愿意选择刑事和解的。

刑事和解不仅有利益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更能保正刑事被害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

（三）减少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和谐
目前，在刑事案件中，当事双方很多时候都是一时冲动所为，有时候当事双方还是亲戚、朋友、邻里之间的关系。

新刑诉法中设立的刑事和解有利于改善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以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为核心，将被害人的伤害减到最低。

注重发挥犯罪人和被害人在解决刑事矛盾中的能动作用，努力促进双方的谅解，在相互磨合中化解矛盾，从而减少社会冲突，加强社会和谐。

四、新刑诉法对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重大意义
在我国，不同社会的历史时期，被害人的刑事诉讼地位差异很大。

奴隶制社会里，被害人居于原告的地位，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发动者和主导者；在封建制社会，由于强化了国家追究犯罪的职能作用，采取了纠问式诉讼为主的诉讼方式，公诉制度的建立，使得被害人对犯罪的追诉权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现代刑诉制度的建立，犯罪被认为是对代表统治阶级或人民利益的国家的侵害，国家的利益是最重要的，被害人处于被遗忘、被忽视的地位。

自上世纪60年代起至80年代中期，被害人在各国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被称为“恢复被害人权利”的活动得到迅速发展。

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惩治犯罪的同时强调保障人权，是我国人权事业在刑事司法中的巨大进步，并将此项宪法原则首次载入部门法，是一个新的突破。

被害人能依靠司法保障名誉、尊严、生命、健康以及人身自由和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人格化，有利于切实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和正当要求；被害人是遭受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人，对犯罪全过程有比较清楚的了解，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有利于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被害人权利的保护，确认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维护其失衡的权利，并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确保这些权利实现，有利于保证刑事诉讼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