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扭曲的灵魂——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论[内容提要] 鲁迅的农民题材小说面向现实，针砭时弊，以改造社会为出发点，反映出时代的呼声。

本文结合《呐喊》和《彷徨》中的部分篇目，对作品中的农民形象进行分析研究。

试图从性格特征、角色功能、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等几个方面，来具体论证鲁迅作品中这一特殊群体的典型性。

解读这一类文学形象，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鲁迅小说农民扭曲引言作家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一生的创作。

童年的鲁迅自家庭变故以后，经常生活在风光秀丽、充满快乐与自由的农村，与农家子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与农民朋友的交往中，鲁迅一方面感受到他们的纯朴、善良与热情，一方面对农民的生存状况，尤其是对他们的痛苦与不幸有了全面而又深刻的了解。

作为文化主将的鲁迅目睹了黑暗社会中苟活的人们，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扭曲了他们的身体，更严重地腐蚀了他们原本纯洁的心灵。

鲁迅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农民形象，如《故乡》中善良的闰土，《药》中的华老栓，夏瑜的母亲，以及《明天》里的单四嫂子，《阿Q正传》中的阿Q等等，他们的思想观念、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正是反映了中国现代农村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

鲁迅在憎恶并揭露封建制度罪恶本质的同时，对广大农民的悲惨遭遇深感同情，更为他们的愚昧、麻木、不思抗争而愤恨，因此深深地发掘存在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身上的国民劣根性，几乎渗透于鲁迅小说的每一篇章，凸现其小说创作反封建这一中心主题。

一在众多的农民形象中，由于各自不同的境况、遭遇以及受封建思想毒害的程度各异，鲁迅笔下的农民在思想性格、行为方式上也存在着很大差异：有的思想愚昧、麻木。

《故乡》中的闰土虽然待人诚恳，善良，可是到了中年，已经由于“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

”①他的生活极度空虚，无聊，毫无目标。

小说《药》中的华老栓也愚到了让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他轻信庸医的胡言，将人血馒头当良药而贻误亲子的性命。

阿Q被欺负和污辱后的精神胜利法更是愚昧到了极点的表现，面对赵太爷、丁举人等人的欺侮，他不是努力自强和抗争，而是编织种种歪理，异想天开地满足精神上的“转败为胜”。

有的思想守旧、安于现状。

小说《风波》最能反映这一类农民的性格特征。

作品中九斤老太的“一代不如一代”的思想则更多地反映了他保守、倒退的倾向。

七斤看起来似乎是个穿梭于城乡之间的见多识广的船夫，七斤嫂也是一个泼辣精明的女子，可是他们整天所虑的仅仅是如何才能当好顺民，围绕着“皇帝是否坐上龙庭”的消息而忧患自己的辫子这个毫无意义的问题，革命后因为剪了辫子而喜，皇帝即位后因为没了辫子而忧。

有的丝毫没有反抗意识和叛逆精神，对所面临的重重压榨只能逆来顺受，即使在忍无可忍之际所萌发的反抗意识和斗争精神也是不彻底的。

单四嫂子年轻时就丧夫守节，孤儿寡母，贫弱无依，对于生活与心灵的重压只是默默地承受着。

幼子宝儿是她唯一的精神安慰，可是在宝儿患病期间，希望得到帮助与宽慰的她却遭遇到庸医的欺骗和市井无赖的以帮助为名，行调戏之实。

在宝儿死亡这个致命的打击面前，单四嫂子这只可怜的羔羊仍然令人揪心地强忍着这一切，她不得不继续承受难以忍受的精神上的孤独与空虚。

而《祝福》中的祥林嫂比起单四嫂子，虽然有了要求独立的愿望和强烈的反抗意识，在“四大绳索”的束缚下也曾多次反抗，甚至以死抗争，但因为斗争的不彻底性致使她仍然未能冲破封建的“吃人”罗网。

……细察这一群软弱的农民形象，他们都生活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黑暗、动荡、病态的社会环境始终左右着他们的言行，吃人的封建制度严重地扭曲了他们的灵魂。

正是因为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重重压榨，才使原本健康可爱、活泼多知、勇敢机智的少年闰土变得沉默寡言、呆若木鸡。

原本纯洁的心灵正是由于烙上了阶级的印记，而与鲁迅之间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鸿沟。

他再也不会充满朝气地面对眼前困苦的生活，取而代之的是呆滞与麻木的精神状态。

祥林嫂的外逃出走，看似对社会的反抗，对不幸遭遇的抗争，可她的顽强抗争却是为了捍卫封建夫权授予他的“从一而终”的权利。

在这种目的的驱使下，祥林嫂反抗越强烈越可悲，还有单四嫂子强忍生活的巨痛，特别是阿Q厚重的愚昧与麻木更能够直接地反映其心灵所受的毒害之深。

这一类被剥削者身处困境倍受煎熬，却始终不能有清醒的认识。

残酷的封建制度全方位地制约着他们的一言一行。

其实生活的贫苦，家庭经济的沉重负担已经使他们饱受饥寒、度日如年，可这并不是他们命运凄惨的根本之所在。

“鲁迅的小说更多的是描写吃人者用软刀子杀人，他们利用封建思想对劳动人民实行精神统治，麻痹，腐蚀，扭曲他们的心灵，这是更残忍的慢性的心灵折磨，使被吃者不思抗争，永远甘愿被吃。

”②《呐喊》、《彷徨》中的劳苦大众都有着一种共性，即奴性思想。

他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屈从于罪恶的社会制度。

这一个个性格鲜明，呼之欲出的受害者，尽管对所处的生活环境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反抗意识，可是在可恶的压迫者形象当中，总会出现那些貌若好人，实则元凶的人物，一些劳苦大众对其无比信仰。

当他们同罪恶现实作出反抗之时，这些可恶之徒一旦出现并且从中作梗的话，往往会严重削弱他们的斗志，最终让他们再次归顺于“吃人者”，比如《离婚》中爱姑对七大人的信赖，《祝福》中祥林嫂对鲁四老爷的屈从等等，都淋漓尽致地反映出封建农民思想所受的愚弄之深。

看似敢于反抗，实质上他们的心灵已经完全归依于封建统治者了。

为了刻画农民鲜活的形象特征，鲁迅在塑造人物上有其独特的笔法。

针对各自不同的人生历程，表现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及相应的心理特征，他通常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

”③鲁迅笔下的农民往往不是生活中具有单一性格特征的个人形象，而是作家根据自己的个人生活经历，创造性地综合多个人的思想及行为特点，从而塑造独具特色的艺术典型。

鲁迅往往以生活中熟知的某个人为基础，即人物原型。

进而深刻分析与之相同社会阶层的人物形象，结合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理解，从而对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烂熟于心，一挥而就。

”比如对闰土形象的塑造，就是以农村少年章运水为原型的，少年章运水与鲁迅形影不离，关系密切。

他天真活泼、健康、乐观，可随着岁月的穿梭和腐朽思想的侵蚀，再加上贫苦生活的重压，使他变得迟钝、麻木起来。

作为艺术形象的闰土就是在此基础上，通过作者的联想和深思塑造出来的。

此外，“鲁迅所熟悉的绍兴农村生活，在他的作品中也是一个最重要的源泉。

”④成功的小说，其艺术表现手法大多是全面的。

肖像描写、细节描写、心理描写、梦境描写、背景描写等在鲁迅作品中都能举出许多生动的例子，足以证明鲁迅艺术手法的高超，中外艺术功底的扎实。

但是，鲁迅艺术手法中最为独特的还是传神的白描，他总是通过简洁的文字，即能传达出人物的内在特征。

阿Ｑ脑袋后侧的小辫子，又黄又枯又细，足见其社会地位与生活状况之凄惨；阿Ｑ偷偷地骂了“假洋鬼子”、“秃儿驴……”，不料秃儿手拿“哭丧棒”大踏步走来，阿Ｑ便“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可见其生性之欺软怕硬；“他走近柜台，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在柜台一扔说：“现钱！打酒来！”仅此一笔，阿Ｑ“中兴”后的得意尽已跃然纸上。

另外在“画眼睛”方面，鲁迅常有用白描传神之笔。

在写《故乡》中“豆腐西施”杨二嫂时，作家只用了短短几百字，就勾勒出她那圆规形的身材和尖嘴薄舌、能说会道、泼辣放肆、非常爱占小便宜的性格，从外形到思想无不给我们留下了鲜明到难以磨灭的印象。

“对于《孔乙己》里的主人公，作者也只用他‘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一句话，就把这个人物已经失去了走进酒店里屋去喝酒的资格，却又不愿意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不愿意走进劳动者行列的悲剧性格，揭示得清清楚楚，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

”⑤华老栓眼眶围着“一圈黑线”，这是长期劳累、烦神的结果，《明天》里昏庸的中医说了半句话就“闭上眼睛”，一副冷漠无情的样子；至于祥林嫂眼神的四次变化，更记录着她半生悲惨的历程。

二任何一个作家及其作品，能在读者心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必定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鲁迅小说中的一系列农民形象就以其鲜明的角色功能和典型的文化性格而引人注目。

从鲁迅作品中，可以窥出一个个愚昧、麻木、病弱的老中国儿女。

他们身上所折射出的隐藏于灵魂深处的伤疤，正是当时黑暗社会的反映。

闰土的转变，单四嫂子的孤苦伶仃，祥林嫂的悲剧，六斤的幼年裹脚，华小栓、宝儿的夭折等等都是罪恶的封建制度所酿成的悲剧。

在《明天》、《风波》、《祝福》等具有较强现实主义倾向的篇章里，劳苦大众思想上和心灵上无不打上了封建礼教的烙印，他们在文学史画廊里的出现，有着特殊的意义：（一）能够剖析作者的心路历程。

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是经过艺术加工的客观真实，它最终来源于生活。

鲁迅作品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塑造出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与作家自身对现实生活的真切感受密不可分。

“由于受中国传统感悟的思维方式的影响，鲁迅对民族精神痼疾的发现和揭露，主要不是逻辑分析而是主体体悟与自我剖析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显然是感受过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

⑥鲁迅出身于破落户人家，家道中衰时贫困生活的折磨，市井闲人的嘲弄和白眼, 加之整个中国文化在西方打击之下的衰败，对于未接受西学的鲁迅来说，也只能以文化的优胜来自慰。

另外，即使在他接受西学后也曾两次求助于精神胜利法，一次是办《新生》流产与辛亥革命失败后，鲁迅用了这种方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沦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呐喊·自序》) 一次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腥风血雨中，“鲁迅说他恐怖于血的游戏，并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一是忘却。

”(《而已集·答有恒先生》) 处于当时特定社会环境里的鲁迅，特别是大革命的失败，更是猛烈地震撼着他的心灵，和其他人一样，孤独、苦闷一直萦系心头。

正是因为作家出自传统的国民，他对传统的国民性格看得格外透彻，剖析起来也就格外深刻。

（二）与其他受害人唯一不同的是，鲁迅在他们陶醉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道德天下第一”的时候，能超凡脱俗地挺身而出，清醒地指出他们是病态社会文化中的患者。

鲁迅自己就说，他从旧营垒中来，对旧事物看得格外分明，是故反戈一击，易致敌于死命。

一贯以来，鲁迅在深刻洞察农民身上所依附着的国民性的基础上，总是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他们愚昧和病态的本质特征，强烈地控诉封建社会、封建家庭、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

在《呐喊》、《彷徨》中，作者对劳动者不幸命运的描写时，发现农民的这种落后面貌带有极大的普遍性，甚至体现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

对此，鲁迅既“哀其不幸”，但更多的是“怒其不争”。

他的农民题材作品中，在揭示劳动人民悲剧命运原因的时候，作者批判的矛头往往一方面指向“吃人”的客观世界，一方面指向劳动人民自身愚弱的心灵。

《示众》里那一群麻木、呆滞的人群，你看我，我看你，个个莫名其妙，但又是津津有味；《故乡》中的闰土前后判若两人，特别是闰土与“我”心灵的隔阂之深，而且他将自己的命运完全寄希望于毫无意义的香炉与烛台上；《离婚》一文里，爱姑虽然刚强泼辣，敢于反抗，而且斗志满怀，信心十足，可外表的刚强毕竟难掩本质的软弱，在“知书识礼”的七大人面前，爱姑便显得羔羊一般的顺从，如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