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死不救不应当入刑
10月13日，佛山两岁女童悦悦连遭两车碾过，十多名路人经过未施援手，一名捡破烂的阿婆将孩子扶起。

10月21日凌晨，佛山被碾女童小悦悦终因抢救无效而离世。

一石激起千层浪，小悦悦事件发生后，佛山五金城那18位“过路人”成为千夫所指，社会大众对此义愤填膺，继而引发了“是否应该将见死不救的行为入刑”的激烈讨论。

相信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在看到“小悦悦事件”的那段视频之后，心痛之余更是对那18位路人的冷漠行为嗤之以鼻。

要知道，走过路过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18个，多么讽刺的一个数字啊。

作为法学生的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法律条文中就没有一条相关的条文能将他们绳之以法呢？但是静而思之，见义勇为，适时施救历来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的国民真的就冷漠到如此无可救药非要用法律的枷锁来规制的地步了吗？其实不然，我们不应该被一时的愤怒迷失双眼。

从一个角度来讲，小悦悦是不幸的，她遇到了麻木不仁的司机和冷漠的路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小悦悦又是幸运的，在她生命垂危之际，遇到了善良的拾荒阿婆，在医院救治时也得到了无数好心人的捐助。

虽然这样的幸运来得比较迟，但终归还是来了。

这也再一次用雄辩的事实证明，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冷血动物，不是所有的人都没有爱心与道德，向善向美仍然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执着追求。

人心是肉做的，之所以小悦悦事件后后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影响，就是因为社会的大多数人都有未泯的良心或是恻隐之心。

我想这件事后我们更多的不是寻求法律立法的途径来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而是应该实现我们自我心灵的救赎。

其实，很多人在谴责那18位路人的同时，肯定也在自己的心里打了这样一个问号：是什么让他们如此冷漠？要是当时我在现场，我会怎么样呢？悲剧的发生也给我们日渐麻木的内心以猛烈的一击，从而引起我们对社会、对人心、对自己的反思。

10月19日，广东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朱明国要求省有关部门围绕“小悦悦事件”组织召开“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倡导见义勇为精神”为主题的系列座谈会，邀请社会各界人士、群团组织代表和法律工作者，抨击和谴责见死不救、人心冷漠的可耻行为，大力弘扬见义勇为、扶助弱者的社会风尚。

见死不救大讨论活动，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挽救那一小部分社会道德缺失之人，在短期内也无法起到很明显的效果，但至少可以触及一部分人的灵魂，从而唤醒他们业已沉睡的社会良知。

讨论是一种形式，通过讨论唤醒每一个人的社会良知，从而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才是最根本的。

在开展大讨论时，也要通过多种途径教育和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如果一个人没有形成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即使臭名昭著，也会自我标榜成时代英雄。

道德和良知是无法衡量的，善恶美丑的分辨全靠平时思想觉悟的修炼。

因此，我们要防止悲剧的再度发生，改善人性缺失的状况，最重要的是心灵的教育、生命的教育，而不是以立法的方式强加。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也许我们应该从小悦悦受伤死亡的事件中脱身出来，以更加全面客观的角度来对待这次悲剧所折射出来的问题，以更加理性的态度来分析“将见死不救入刑”实施的可能性。

见死不救入刑对负有特定义务的人是没问题的，例如消防员有从火海里救人的义务，医生有治病救人的义务，水上救生员有从水里救人的义务，等等。

如果这些负有救人义务的人员没有履行其救人的职责，那他们就应该被判刑。

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需的，我国相关法律对此也有明确的规定。

可是，对没有救人义务的社会大众，在目前的中国，见死不救入刑条件尚未成熟。

法律是把双刃剑，它可以打击犯罪分子，但是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冤枉无辜者。

如果贸然将“见死不救”入罪，很可能在对公民自由的限制之中，进一步压缩公民自由的底线。

就目前我国的现状来看，见死不救入刑可能会让人们无所适从：救人可能会被人诬陷招惹麻烦导致损失，不救人可能要坐牢。

因此，与其通过立法以“强迫”人们去救助别人，还不如在免除施救者的后顾之忧方面多做工作，以鼓励人们主动“自愿”地实施救助他人的行为。

据了解，美国、德国、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国的法律中，均有见义勇为者“免责”、见死不救者“受罚”的相关规定，这些也成为公众眼中值得借鉴的“他山之石”。

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中国法研究中心教授本杰明?利伯曼、中国政法大学中德法学院副院长马克?汉斯表示，在他们看来，西方社会中的“救人意识”并非主要通过“立法”来塑造的。

“在美国的大部分州，确实有某种形式的《好撒玛利亚法》来保障助人为乐者，使其一般不会因为救人过程中的疏忽而遭到起诉。

”本杰明?利伯曼表示，“但纸面上的法律，究竟能对现实产生多少实效？实证研究表明，见义勇为的频率，并不建立在它是不是一种‘法定义务’之上。

”我想如果一个人选择帮助另一个人，答案不会是‘因为法律是这么规定的’，或是‘否则会有人起诉我’，而是‘这是一种他人需要帮助时的自然之举’。

我们都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就算是那18位过路人也不例外：小悦悦事件后，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周如南发文介绍佛山五金城的生态：这里的档主来自全国各地，夫妻档占大多数，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档主们的日常生活和事业经营在时间与空间上基本重合，“家庭”是他们日常交往圈的核心。

在成本压力以及将“生意做大”的求财动力下，周如南指出，做生意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

有的夫妇从外地到广东八年，只去过一次广州逛街，从未去外地旅行。

金钱带来的安全感是专业市场中多数档主所追求的主要乃至唯一目标。

至于与同在市场内的人的交往，就并不重要，他们缺乏交流的时间、动力与认同。

在异地打工的外地户籍人也普遍不享有医保、劳保等社会保障，有的打工者形成“就靠自己，没有人管；我们也不管别人”的观念。

谁也不知道小悦悦事件后，那被千夫所指的路人承受着多大的压力。

但可以肯定一点，下次遇见类似的事情，这里的人都不会再逃避。

其实，佛山五金城那些路人的行为表现，恰恰是社会现实存在的一个小小缩影，这也许是“彭宇案”造成的蝴蝶效应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彭宇案’之后，助人的成本、风险、恐惧值都提高了，慢慢就形成了现在这种‘想救不敢救’的冷漠局面。

路漫漫其修远兮，诚然，要唤醒封存人们内心的善良，任重而道远，但可以肯定的是，将见死不救入刑只是治标不治本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