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美国有关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刘平冯彦杰内容提要：本文对近30年来美国学者关于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情况作一简单的梳理，同时，考虑到宗教与民间宗教的密切关系，也将对相关的宗教研究做一定论述。

关键词：美国中国民间宗教地位发展趋势作者简介：刘平，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会党史研究会副会长；冯彦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如果把学术范畴作为一种空间概念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引用唐代诗人张九龄的诗句“相知无远近。

万里尚为邻”来加以比喻。

以欧大年（Daniel L.Overmyer）、韩书瑞（susan Naquin）为代表的美国中国学家对中国民间宗教有着特殊感情，他们发表的成果在研究视角、方法、观点和史料收集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借鉴，为我们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在此，我们将对近30年来美国学者关于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情况作一简单梳理（部分引用论着发表于30年前），同时，考虑到宗教与民间宗教的密切关系，也将对相关的宗教研究做一定叙述。

不当之处，尚祁方家指正。

一、中国民间宗教在美国汉学研究中的地位近30年来，有关中国民间宗教问题得到了美国学者更多的关注，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与更多中青年学者的出现使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由冷变热成为可能，研究视角开始由面到点，由宽转窄，由宏观到微观，步步深入，至于研究方法，也屡见创新，尤其是开始从书本走向田野，凸显了民间宗教研究的辐射面愈见扩大，无论是在宗教学还是历史学，无论是民俗学还是人类学中，它都占据着一席之地。

在《1971－2006年美国清史论着目录》这本书中，全书有24个板块，其中有两个板块介绍中国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

可见民间宗教研究这一原本乏人问津的领域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呈现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形。

故而，民间宗教一方面作为研究的载体，另一方面又作为研究的视角，这种双重身份缩小了它与其它研究领域的差距，呈现多学科研究交叉的势头。

原本，美国中国学在费正清等人的影响下，因应当时中西方的壁垒，主要以中国的政治、外交与人物为研究重点。

1974年，欧大年在美国宗教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的中国宗教小组会议上倡议成立中国宗教研究会，次年，美国“中国宗教研究会”（Societyforthe Study of ChineseReligions）正式成立，标志着美国学者对中国宗教的研究走上了规范化的道路；1976年，国际佛教学术研究组织（IABS）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的麦迪逊成立，中国的佛教是该组织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

这两个研究机构的成立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关于中国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的研究，中国的宗教与民间宗教研究开始纳入国际交流的轨道。

不单单是美国学者，甚至整个西方学者都开始对中国的宗教以及民间宗教表现出兴趣。

此外，美国的一些高等学府也造就了一批研究中国民间宗教的专家，例如斯坦福大学（韩书瑞毕业于该校，丁荷生[Dean Kenneth]曾在该校获得硕士学位）、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曾任伯克莱分校教授并被授予伯克莱最高荣誉奖、卡西尔[Suzanne E，Cahill]也毕业于伯克莱分校）、克利曼[Terry Kleeman]在该校获得博士学位)、芝加哥大学（欧大年在该校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等，这些大学对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传承，产生了生生不息的内在推动力，培养了不少以中国民间宗教为研究对象的汉学家。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民间宗教问题本身具有的特殊性，比如语言、资料、法律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的中国民间宗教研究在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地位并不十分突出，其研究成果即使与日本的相关研究相比，也还有较大的距离。

二、美国有关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代表人物及着作本文所说的佛教和道教，已经不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制度性宗教”，而是被打上世俗烙印的“分散性宗教”，或者确切地说是社会文化视角下的民间宗教。

另外，“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在台湾、香港地区往往被混为一体，本文则分别论述。

（一）美国学者对中国佛教的研究谈到美国学者对中国民间佛教的研究，就不能不提到欧大年，他是中国民间佛教研究的集大成者，其着作《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再现了从汉代到本20世纪上半叶民间教派的发展历史，其中，第七、八章特别对民间佛教进行了论述。

同时，他的相关论文《民间佛教——中世纪中国的创世论和末世论》、《水手与佛陀——明代中国的罗教》、《隔绝中的佛教：关于在敦煌所发现的中文抄本中的民间宗教》，也显露出他对民间佛教独到的观察视角。

而且，欧大年的研究视域不仅仅停留于民间佛教及其教派本身，还把这些内容与其他社会组织如青帮联系起来，加深了人们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

除欧大年外，陈善伟（Sin-wai Chan）所着《晚清政治思想中的佛教》，戴维·凯利（DavidE.Kelley）所着《教派与社会：清朝漕运水手中罗教的形成，1700－1850》、吴振汉（Cheng-hanWu）所着《中华帝国晚期的庙会》、卜正民（Timothy Brook）所着《力量的吁求：佛教与明清士绅社会的形成》、滕华瑞（Gray w，Tuttle）所着《信仰与民族：现代中国缔造中的藏传佛教徒，1902－1958》等书“诸峰耸立，各有神韵”，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民间佛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进一步深化了佛教与民间佛教的研究。

有中国学者曾指出：“中国佛教史可粗分为宋以前与宋以后两大段。

北宋以前的中国佛教，高僧辈出，义理宏富。

与中国学者一样，美国学者多数也偏重于宋以前的佛教史。

不过，他们现在对宋元明清的佛教史也是越来越关注，而且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引入了社会史、人类学等方法，研究视野颇值得国内同行留意。

”从上引论着可以看出，近年美国学者的研究旨趣越来越偏向于传统中国社会后期，而且把研究重点指向“庙会”、“士绅”、“民间结社”等领域。

（二）美国学者对中国道教的研究在这一研究领域，美国中国学界涌现了众多着名学者和大量高水准的着作。

美籍学者、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丁荷生所着《华南的道教科仪和民间教派》，是对福建地区的道教历史、现状与民间社会的关系加以论述。

作者对福建道教传统与经典以及保生大帝、清水祖师、广泽尊王等当地信仰进行了深入论述，该书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科大卫（DavidFaure）在美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55卷第2期（1995年）发表书评称：“读这本书好像是在参观牛津的博物馆”。

其他如欧大年、白晋（Jean De Benardi）、博肯坎普（Stephen Bokenkamp）等人也分别在《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宗教杂志》（Journal of Religion）、《亚洲民俗研究》（Asian FolkloreStudies）发表书评，予以积极评价。

丁氏后来进一步把研究视角放在福建一个独特的民间教派三一教上，着有《东南地区三一教研究》（详后文）。

他还与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合作，花费20余年时间，对福建莆田地区数千块散落民间的碑刻加以收集整理，出版了《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和《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哥伦比亚大学的韩明士（Robert Hymes）是研究江西地方史与宗教史的名家，他在2002年出版的《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使他第二次获得列文森奖。

通过对宋代华盖山这一道教天心派圣地的研究，作者提出了中国民间诸神是否为现实官僚的投影的问题。

作者以宋、元时期源于江西抚州华盖山的三仙信仰、道教天心派为例，穿梭于古今之间，融历史学、宗教学、人类学为一体，既提供了一幅宋、元时期抚州地方宗教实践的真实图景，又令人信服地指出，中国人眼中的神祗有两种模式——官僚模式与个人模式，也就是书中所说的“道”与“庶道”。

要认识两种模式在中国的存在情况，也就是要看到中国人在讲述神祗时，吸取了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所知道的各种具有权力性质的人类关系，而并非只限于官府内部或国家与臣民之间的关系，从而打破了武雅士（Arthur Wolf）提出的“权威模式”。

同时，书中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引用大量人类学家的观点，以三仙信仰这一文化现象为媒介，透过其流动性指出人们在信仰上的选择性和多样性。

高万桑（Vincent Groossaert）是法国学者，同时也是美国中国宗教研究会的执行委员，他的新作《北京的道士，1800－1949：城市神职人员的社会史》，以1800年为时间上限，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其下限，跨越了150年的历史，在这一宏观的时间范畴里向我们展示了北京的道士这一群体。

在道士构建的王国体系中，作者不再以上层道士为鹄的，而是将目光集中于下层普通道士，亦即道士中的“弱势群体”，他指出：“毫无疑问，道教在中国的宗教、文化和社会历史中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并且我也相信，如果没有道士，道教将不会有历史，当然，这里的道士包括所有的道士。

”作者将时间跨得放长，更好地向人们描绘了一幅北京道士兴衰起落的画面。

近年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对道教本身的研究愈加深化。

在道教研究这一高产领域，吉拉多特（Norman Girardot）的《早期道教中的神话和内涵：“浑沌”的命题》、鲍菊隐（Judith Boltz）的《道教驱邪模式》和特里·克利曼的《神的自传：文昌帝君化书》、倪辅乾（Nickerson Peter）的《中古早期的道教、死亡和官僚》等书，都是深化道教研究的杰作。

（三）美国学者对民间宗教的研究韩书瑞是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专家，她的两部着作《中国的千禧年叛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以及《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打破了以往研究农民起义所一味注重的经济环境，“她的成果的突出特点是强调文化和社会因素，而不把重点放在社会抗议的经济方面，诸如农民的‘不满’和‘惨境’。

”在《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这本书中，“韩书瑞发现这场起义不是直接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她把这次起义的爆发归因于白莲教自身的活动。

”她认为，在16世纪，教主们利用了一些已有的思想和仪式，开始把宗教经卷和信奉无生老母、师徒相传的组织体系结合起来。

17世纪时，在这些教派的影响和领导下，曾经发生过民众起义的事件，但在清朝前期，这些教派的活动重点主要是放在聚会和敬神方面，叛乱并非常例。

然而，在1774年，白莲教追求千年盛世的能力又开始彰显出来，导致王伦起义的发生。

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一些教派断断续续地卷入了叛乱运动，尤其是在咸丰同治时期的全国性动乱中。

在《中国的千禧年叛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中，韩书瑞也在该书第一部分详细分析了白莲教的传统，强调“千年盛世”的思想和“末世劫变”的灾难宣讲可以对广大教徒产生精神诱惑，故而，有学者提到：“很难理解这一小撮起义者是怎么想着凭他们的力量来推翻满清的统治者，韩书瑞从白莲教的组织和思想体系上来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