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识人用人之道曾国藩的识人用人之道前言作为领导，并不一定要比所有的部属更有才干，关键是要看能不能将各有所长的一群人组织在一起，共同为实现组织的目标去努力。

因此，识别有才之人，用好有才之人，是领导艺术的最高体现。

而在中国历史，关于用人识人，不得不提的一个人便是曾国藩。

1、曾公简述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魅力的神秘人物，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

对曾国藩，有人称之为“圣相”，有人称之为“罪臣”。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国藩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潜心研究学问，留下过许多值得后人汲取的养分，他面对现实，奏陈时弊，成为晚清王朝的柱石人物；他招兵买马，编练“湘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是晚清王朝的“中兴名臣”；他在一定条件下顺应历史潮流、倡导洋务，为中国的进步做出了贡献。

在知人善任、教育子女等方面，曾国藩的确做出了令世人称道的业绩。

正是曾国藩在历史上的不同作用，才使后人对他产生了浓厚兴趣。

曾国藩的一生就是识人用人，爱才聚才的一生。

通过门徒，幕僚、学生去推行他的儒家思想，政治抱负，利用群体的力量完成自己想做的事。

因此，对于当代管理界来说，曾公的很多高明之处，很值得我们去仔细研究，并且运用到日常管理实践。

2、曾国藩爱才之道曾公第一大可贵之处在于爱才。

曾国藩是属于真心实意喜爱人才的这类人物。

这很大的原因也有他性格上的原因。

第一就是他很善于看到别人的长处。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人恰好是相反的，总是善于看到别人的缺点。

第二，他性格上的特点，他乐于广交良友。

乐不乐意广泛地结交朋友，这个也是性格使然。

有不少人他就不喜欢结交朋友，他们或者是内向、拘谨，或者是清高、孤傲，不愿意把时间与精力花在交朋结友上。

我们从流传的史料和曾国藩存世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曾国藩是一个喜欢结交朋友的人。

我曾经仔细剖析过他的朋友的圈子。

他在京师的时候，地位还不是很高。

曾国藩是30岁到北京开始做京官，是一个翰林，在翰林院做一个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

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就是说曾国藩当年是30岁的时候，以一个博士后的身份进入中央的文化部门，从一个副处级做起，从七品就是我们今天的副处级，这就是曾国藩进官场的起步点。

他在北京有十多年的时间，官位很长时间里也不是很高。

就是在这个不高的官位上，我发觉很明显的他有三个比较大的朋友圈，一个就是以翰林院詹事府为中心的，京师的那批在文化部门担任官职的一批朋友，比如说唐鉴、倭仁、何绍基、吴廷栋、袁甲三（袁世凯的叔祖父，他跟曾国藩同年，在翰林院工作），就是以这批文化官员为主体，他们有过很广泛的这种联谊。

还有一个朋友圈就是湖南籍的，在外省担任大员的朋友圈。

他们是湖南人，但不是在北京工作，而是在外省做巡抚，相当于我们今天省委书记，比如说贺长龄、李星沅这批人。

曾国藩无论是从年龄、从资历还是从职务来说，跟他们都差了一大截，但是他跟他们有很明确的书信联系。

还有一个朋友圈就是湖南当时一批出头露脸的名士，他一直跟他们保持着很广泛的联系，比如说江忠源、刘长佑、罗泽南、郭嵩焘、刘容这批人，后来这批人都是他湘军的早期骨干。

可见他是一个非常乐于、而且很善于结交朋友的人，性格上的这两个特点是他识人、用人的基础。

3、曾国藩惜才之道曾国藩始终清晰地认识到，人才是决定的因素。

考察曾国藩的史料，我发现他这一点非常突出，就是他什么时候脑子里都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就是人才才是一个决定的因素。

这一点我们很多朋友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觉得从理论上讲都应该是这样的。

世界上的事都是人办的，人才是唯一决定的因素。

曾国藩这一点他非常清晰，他从来不模糊。

不止在他后来带兵时，他早期在部院做大臣的时候，他就在为人才的缺乏而担忧了。

曾国藩的官做得比较顺利，他30岁到北京做官，只用了7年就做到了二品大员，也就是部院大臣，就是我们今天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

然后他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面，中央的六个部里，他做过五个部的侍郎，也就是五个部的副部长，除户部，财政部没有做过侍郎以外，他在其他的五个部都做过侍郎。

可以说明当时的曾国藩是一个被朝廷，最高决策集团所非常看好的一个官员。

他希望他的朋友，尽量给他多推荐各个方面的人才。

而他自己平时做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也就是去发现人才，去网罗人才。

他听说彭玉麟很贤能，但是因为他正在守母丧，不愿意出山。

他就三番五次地写信给他，请求他出来跟他共襄大义。

后来彭玉麟完全是为他这番情意所感而投奔他。

他知道胡林翼带领六百个贵州兵，前去援助武汉。

走到湖北和湖南交界的地方时，武汉城已经陷落了，这支部队前进失去了目标，后退又没有盘缠，徘徊在湘鄂之间的时候，曾国藩给朝廷写信，请求朝廷把胡林翼的这支子弟兵留在湖南，请求胡林翼与他共事。

而且他在给朝廷写的奏折中还说过这样的话，他说“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就是胡林翼的才能在我十倍之上。

不仅注意广取天下的英才，曾国藩还特别的注意副手和接班人的培养。

他将这件事情说成是要多选替手，“替”就是代替。

他曾经对他的弟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

就是一个人要办大事的话，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要多选替手。

替手就是代替自己的人，部分的替代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副手，全面替代就是接班人。

曾国藩认为这是一个办大事第一等要考虑的问题。

他自己就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无论是陆军方面代替自己的人，还是水军方面代替自己的人，他都选择了很称职的将领。

比如说陆军，他任用罗泽南、塔齐布、胡林翼、鲍超、李续宾、曾国荃；水师方面，他提拔杨载福和彭玉麟这两位水师统领。

他们都部分代替了他，一部分指挥陆军，一部分指挥水军。

在全面替代他的接班人这件事情上，他也做得比别人好。

他所培养的接班人是谁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近代名人李鸿章。

4、曾国藩识才之道曾国藩很会识别人才。

很多领导都会这样说，重视人才不难啊，难的是识别人才，什么样的人才算是人才呢？如何将人才从普通人中辨识出来这一点可能是最难的。

领导所面对的人可能个个都说自己是人才，人才这两个字也不会写在额头上。

怎么样把他从常人中识别出来？所有做领导工作的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难题。

人们都说曾国藩在这一点上很有一套，他尤其会识别知识分子。

俞樾就讲过，曾国藩“尤善相士”。

特别善于识别知识分子曾国藩识人的第一条是以“德、识”为主，以“才、学”为辅，这是他识别人的一个总原则。

我们通常评价一个人，都是在德、才、学、识几个方面来看一个人才怎么样。

“德”是指道德、品行、操守；“才”是指才干、能力、本事；“学”是指学问、资历；“识”是指眼光、见解这样的几个方面。

人们常常会讲“德”与“才”作为主。

曾国藩很明确地说过，“德”和“才”之间，“德”是主的，“才”是次的。

“德”好比水之源头，“才”好比水之波浪。

“德”是木之本，也就是一棵树木的本，它的根本；“才”好比是枝叶。

德才兼备是最好的，如果德才不能兼备，他宁愿要“才”差一点的，但是“德”要好。

这一点我们很多人可能在理论上他会觉得，德才之间“德”应该排在第一位，但是在具体做的时候，“才”又往往会成为我们选拔和重用干部的第一选。

“学”与“识”。

曾国藩在“学”与“识”这两个方面也有很明确的议论。

他认为“办大事者以识为主，以才为辅”。

他明确地说，一个人办大事“识”是主要的，“学”是为辅的。

他还说过，他说“汉臣诸葛亮曰”，也就是诸葛亮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才须学，学须识”。

才能是建立在学问的基础上，学问要建立在见识的基础上。

由此看来，在曾国藩的眼里，德、才、学、识、这四个方面，排列的顺序是德、识、学、才。

“德”第一，“识”第二，“学”第三，“才”第四。

5、曾国藩用人之道曾国藩是用人的高手，对将领、官吏、勇兵的不同的要求。

他当时对将领提出这样的几个要求。

他说我们选择将领，第一要知人善用，第二，将领要善于知道敌情，第三，临阵上的胆识，第四，营务的整齐。

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对敌情很清楚。

他说一个好的将领不但要知道自己的情况，尤其要知道对方的情况，而且要知道对方的人事之间的关系。

他跟合作的人关系怎么样？他跟上司的关系怎么样？他说我们选择，如果有这样的将领，那就是最好的。

而如果是名利心很急切的将领，尽管他有本事，我们也不能重用。

当时很多来投军的将领，就是怀着很强烈的名利心而来。

所以曾国藩当时对他手下的人讲，在这一点上要把握住。

太看重名利的人我们不能用，因为他很难得到满足。

一旦没有满足他，他就拂袖而去，这样对军队的建设是很不利的。

那么关于官吏，曾国藩主要看重的是这三个方面，他认为一个官吏第一要操守好；第二个是要官气少；第三个是要办事有条理。

操守，就是这个人“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有一个准则，要有一些的底线，就是官员的操守要好。

所谓官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衙门气。

曾国藩曾经讲，官气多的人好讲资格，好摆样子，就是好讲排场，“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妨彼得之弊”。

就是办事很圆滑，说话也很圆滑，那么这种人恹恹无气，这个人没有生气。

遇事不愿意吃苦，听书办的话，也就是我们今天说听秘书的话，听左右的话，他自己不愿意去实地调查研究，那么这种官不能要。

宁愿去用那些有乡气的人，就是农村里的人。

他说这些人可能有很多办事的规划不一定很讲究，说话也不会做到面面俱到，关系也不一定会处理得很圆熟，但是他敢挑担子、敢出主意、敢负责任、不怕吃苦，我宁愿用这样的人。

再就是要有条理，这是对官吏的选择。

对文人，也就是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最不好的一点就是爱说大话。

他就讲凡是爱说大话的文人，我一律不用，坏事就坏在说大话上。

什么东西都觉得很容易，自认为很了不起，他说这些人都是没有阅历的表现。

好说大话的文人他不用。

选士兵，他就要选世代务农的山里面的人做士兵，他说这个是最可靠的，最好的当兵的人。

就是家里面祖父种田，父亲也种田，你也种田。

所以他当年看兵，要看手有没有茧，手粗不粗糙。

他说城里面的人来当兵，尽管他们很会说话，但是很油滑，不能用。

尤其是从陆营逃出来的逃兵，散兵游勇，湘军也一概不接受。

曾国藩的用人主要有这几个方面特色。

一个是“广收、慎用”。

因为曾国藩那个时代是需才很多的时代，所以他采取“广收”的政策。

凡是有一技之长来投奔他，他都一定会收下来。

但他很慎重地重用。

他说我不轻易重用，进一个人就提拔一个人，为了我今后不轻易去罢免一个人，我不轻易去轻信一个人，不轻易疏远一个人。

我们中国是能升不能降，请神容易送神难。

在中国的这个环境里办事，你就得慎重。

提拔、重用都必须谨慎。

第二个叫做“因量器使”。

这是曾国藩用的一个准则。

“因”是因为的“因”；“量”就是力量的“量”；“器”就是机器的“器”；“使”就是使用的“使”。

什么意思？“量”就是一个人的才。

在哪个方面才大才小就是“量”，就是有多大的“量”。

“器使”就是你把这个人当作工具去使用，当作机器去使用。

儒家的《论语》里面就说“君子不器”，曾国藩就说不是这样的，真正的“不器”就是那些全才，领导全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