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经典中的经典。

它“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据说是伏羲画卦、周文王重卦而成六十四卦并著周易、孔子述易传，是为“人更三圣”;成书经历上古、中古、近古，是为“世历三古”。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 ，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人(今山东曲阜)，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 。

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他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倡导仁、义、礼、智、信，是儒家学派创始人。

现在通行本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通常认为“经”为周文王以及周公所作，“传”为孔子的弟子们根据孔子讲易的内容，总结而成的。

《易传》又称“十翼”，包括《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十篇。

易传为我们易学义理的学习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京房(前77—前37年)，西汉学者，本姓李，字君明，推律自定为京氏，东郡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南)人。

他受学于梁人焦延寿，焦延寿自称学《易》于孟喜，京房以为焦氏《易》即孟氏之学，而孟喜的弟子白生、翟牧都不承认。

焦延寿常说：“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

京房开创了《易》学'京氏学'，自成一派。

现在我们所用的六爻占卜方法鼻祖就是京房。

他第一个把64卦按照一定的规律排成八宫卦。

非常可惜的是，他看透了灾难，也看透了政治，却看不透自己。

最后他还是因为自己“预测太准”而死了。

王弼，字辅嗣，生于公元226年(魏文帝黄初七年)，死于公元249年(魏齐王嘉平元年)，三国曹魏山阳(今河南焦作)人，经学家、哲学家，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创始人之一。

王弼曾任尚书郎。

少年有文名，其作品主要包括解读《老子》的《老子注》、《老子指略》及解读《周易》思想的《周易注》、《周易略例》四部。

其中《老子指略》、《周易略例》是王弼对《老子》、《周易》所做的总体性分析的文章。

由于《道德经》的原文逸散已久，王弼的《道德经注》曾是本书的唯一留传，直到1973年中国政府在马王堆发现《道德经》的原文为止。

与何晏、夏侯玄等同倡玄学清谈，为人高傲，“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

王弼与钟会、何晏等人为友。

正始十年(249年)秋天，以疠疾亡，年仅24岁，遗下一妻一女。

孔颖达(574年—648年)，字冲远 [1] (一作仲达 [2] 、冲澹)，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唐朝经学家，孔子的第31世孙。

生于北齐后主武平五年(574年)，八岁就学，曾从刘焯问学，日诵千言，熟读经传，善于词章，隋大业初，选为“明经”，授河内郡博士，补太学助教。

隋末大乱，避地虎牢(今河南省荥阳汜水镇西北)。

《周易正义》的编著者，这本教科书现在还用。

学习易经义理的人，应该很熟悉。

恩，恩，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邵雍(1011年—1077年)，字尧夫，北宋著名理学家、数学家、道士、诗人，谥号康节，自号安乐先生、伊川翁，后人称百源先生。

这个是真正的大神。

生于林县上杆庄(今河南林州市刘家街村邵康村，一说生于范阳，即今河北涿州大邵村)，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

少有志，喜刻苦读书并游历天下，并悟到“道在是矣”，而后师从李之才学《河图》《洛书》与伏羲八卦，学有大成，并著有《皇极经世》、《梅花易数》、《观物内外篇》、《先天图》、《渔樵问对》、《伊川击壤集》、《梅花诗》等。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人，我说一首诗，你保准听过：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儿童六七个，八九十枝花。

尚秉和(1870~1950)，字节之，号石烟道人，晚号滋溪老人，学者称槐轩先生，河北省行唐县城西南滋河北岸伏流村人。

晚清进士，著名易学家。

尚秉和博学善文，喜玩金石，工于绘事，精通中医，与易学造诣渊深，是象数派易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其代表作品有《焦氏易林注》、《焦氏易诂》、《周易尚氏学》、《周易古筮考》及《易说评议》等易著之津梁。

这是300年来的易学领域的牛人。

高岛吞象，又名高岛嘉右卫门，1832年生于江户，是明治维新时期涌现的易学大师，在日本有'易圣'之称，他利用《易经》进行广泛的占卜，小到寻物、天气、婚姻、营商、疾病、个人气运等，大到国家的军事、政治、国际关系，有事必占，几乎每占必中，许多占断结果被日本天皇、内阁总理和各省大臣所采纳。

他曾准确预言了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其中包括定远舰的沉没和战后条约的签订。

他著有《高岛断易》一书，收录了他的占卜实例以及对易经的释义。

因为他“至诚无息”的占卜方法以及高准确率的占卜结果，他在日本有“易圣”的称号。

一个日本人，居然能把我们中国的易经学的这么好，真是让人佩服;同时，也为我们近现代再无这样的大师出现感到悲哀。

希望我们这代人好好传承，将来有更优秀的学问家出现。

《易经》的学问及其形而上道，孔子在这里为我们作了答复。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孔子说，《易经》这一门学问，是我们老祖宗、得道的圣人们，追究生命真谛、宇宙万物的最根源、最深最深的那个根而产生的。

也可以说，它是我们老祖宗对人类宇宙万物、生命真谛挖根的学问。

然后“而研几也”，“研”的什么“几”呢?研究那个要动的“几”。

好像我们两只手举起来要拍掌，是要拍?还是不要拍?在还没有拍以前，两只手将动未动那一刹那间，就是“几”。

人站在们的中间，你说他要出去，他却偏要进来;或者站在那里不动，不进也不出。

这时你要说他是进是出?最难，这就是“几”。

“几”的动很难捉摸，“几”这一门学问能探知宇宙万物的根本，所谓“极深而研几也”。

因为这一门学问是科学的、哲学的、宗教的，科学的根、哲学的根、宗教的根，都在这里。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深到极点，宇宙万有一切人类的思想等等，你都搞通了。

“唯几也”，最高的那个“几”，将动的“几”，你也能把握到了，“故能成天下之务”。

到了“能通天下之志”，一切人类文明的思想都搞通了，等于佛经上的悟道，到了成佛的境界，天上下雨，下几滴雨，佛都知道，但我们不知道，后来学了《易经》我也知道了。

人家问我下几滴雨。

我说永远只有一滴雨，没有第二滴雨。

千滴、万滴，就是这一滴雨。

这就是“研几也”的“几”。

不过你们现在听了我讲了以后才知道，所以你现在知道的这个知道，不是你知道的“知道”，是我知道的“知道”，这个知道就是“几”。

孔子结论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圣人之道是“无思”、“无为”、“极深”、“研几”这四点。

“无思”、“无为”特别要注意。

搞宗教的人，天天想成道。

你如果能做到“无思”、“无为”、“寂然不动”。

便差不多啦。

但是各位不要以为是“无思”、“无为”、“寂然不动”就行了。

那是不对的，不能致用的，如何才能致用呢?“要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要能做到“无思”、“无为、“极深”、“研几”，才能真正体会出“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因为这些都是圣人的致用之道。

二十世纪，西方世界已经逐步形成了研究《易经》的热潮。

二十世纪初，在西方一些主要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对《易经》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英国从事外交事务的汉学家翟理思，著了两部研究《易经》的书，即《来自中国的神奇传说》和《占卜概观》。

他从图形、结构、卦象方面，对《易经》卦意进行了具体阐解。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本土运用了近代科学的多种方法重新阐释易理。

本土易“古史辩”派的顾吉刚、李镜池从社会史学的角度来研究易学的学术成果，被英国汉学家魏莱(英国研究中国美术史和思想史的专家)所响应。

魏莱撰写的《易经》论文，叫《变化之书》，发表在《远东考古博物院汇刊》。

文中对《易经》中难解的、有歧义的卦爻辞作了注解和翻译。

三十年代中期，一些中国学者直接用英文撰写易学著作及《易经》英译本，对西方易学的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沈仲涛是首创者之一，他的几部英文易学著作——《易经的符号》《易经汉英对照本》(经、传两部分合并英译)在西方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还有中国学者杭新斋、薛子潜、丁超五等人，同沈仲涛一样从现代自然科学的立场阐释易学思想，向西方国家传播。

二十世纪上半叶仍有不少英国学者尝试《易经》英译，如米尔斯的《易经》英译，附在他所作的《创造力》中，其用意是将《易经》作为阐述创造问题的一个实例。

上世纪后半叶，英国的学者圈对《易经》的一些基本观念，如阴阳、五行、太极、占卜，已有广泛了解。

英国学者汤因比到过中国，他喜欢易学，在他写的《历史研究》中，对“阴阳”概念作为历史哲学观念加以阐述应用，他还用阴阳概念、神话故事的结构及寓意，进一步解说了某些历史民族的文明起源。

二十世纪以来，德国学者为确立《易经》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及促进易学研究国际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主要人物卫礼贤首先向西方提供了《易经》德文译本，他在旅居青岛时，在中国劳乃宣的帮助下，花费十年时间翻译而成，其译本于1924年在德国耶拿出版，受到西方国家高度评价。

接着卫礼贤又发表了《变易与交感》《易经的艺术精神》《死亡与更新》《对立和统一》《变中之常》等一系列研究和阐释《易经》的文章。

之后，世界心理学家荣格将卫礼贤的德译本又翻译成英译本，在半个世纪里发行了100万册。

瑞士作家黑塞曾为卫礼贤的德译本《易经》写了评论文章，他创作的小说《玻璃珠游记》，其构思明显受到《易经》的影响，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八十年代，国际易学研究体现了一个重要动向，就是《易经》研究与现代世界主流学术和文化相沟通。

其突出表现：一是易学与现代自然科学相结合;二是易学的观念进入当代人类的实践性领域。

如美国物理学家弗里乔夫·卡普拉所著的《物理学之道》，有不少论点论述了《易经》对于理解与解决现代物理学某些关键性问题及难题的意义。

而早在七十年代之后，还出现多种论述《易经》科学意义的专著，如葛文达的《易经的内在结构——转化之书》和M·许勃格的《生命的密匙——遗传密码中的“易经”宇宙形式》。

美国华裔哲学家成中英教授，也发表了一系列《易经》学术演讲和论著，表明了东西方都认为《易经》对现代世界仍然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

从而萌发了易学与世界主流学术思潮相结合的趋势，产生了“哲学易”“科学易”“艺术易”“管理易”“文史易”等多种学术的阐释。

总之，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世界对《易经》的研究仍在一些学者(汉学家)的小圈子里。

而到了下半叶，《易经》在西方的传播就逐渐普及了，学术圈扩展了，有不少科学家、哲学家注重对《易经》意义和价值进行解说和发挥，形成了一种新的易学文化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