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中译者的翻译策略作者：蒋新亮摘要:文学翻译的策略,是文学译者不可回避的问题。
究竟是采用“归化”策略,还是采用“异化”策略,成为众多翻译理论工作者非常关注的话题。
介绍了中西方对“归化”和“异化”的研究、“归化”和“异化”的对立及“归化”和“异化”的统一。
通过关于“归化”和“异化”策略关系的分析,提出过度的“归化”和“异化”都会对文学翻译造成不利影响,不能简单地采用这种或那种策略;文学译者应根据文学翻译的目的,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来从事翻译活动,在“归化”和“异化”策略中寻求最佳的结合点。
关键词:文学翻译;翻译策略;归化;异化在人类文明史上,翻译一直是传播外来知识的重要渠道。
翻译,不但能促进一个民族文化的延续,还能给这种文化输入新的血液。
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从未枯竭。
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
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
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
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
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英灵药就是翻译。
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因此,从文化交流的高度来认识翻译活动,无疑有助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来把握翻译活动的本质。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如何处理出发语和目的语的文化差异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对这一问题通常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提倡“异化”,即以出发语为导向;另一种观点提倡“归化”,即以译入语为导向。
“归化”和“异化”是文学翻译过程中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
这两个术语最初是由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基于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rcher)的理论在他的著作《译者的隐身》中提出的。
Schleiermarcher认为,“要帮助译作的读者在不脱离译入语的情况下正确而完全地看懂原作,可以采取两种途径。
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打扰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
”但是对这两种翻译,他并没有用专门的术语来概括。
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Schuttleworth和Cowie在著作《翻译研究词典》中明确提出“归化”和“异化”(“domestication”和“foreignization”)这一对翻译策略术语。
此后,许多翻译家及学者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这个课题。
一、中西方对“归化”和“异化”的研究现在的“归化”和“异化”之争就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
“归化”的主旨以译入语文化为中心,而“异化”的主旨是以出发语文化为中心。
翻译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双语转换的原则应以译出语文化为依托,以译入语文化为基础,以两种语言的最佳结合为追求目标。
中西方分别对归化与异化做了大量的研究。
1.西方研究“归化”和“异化”理论的代表人物。
“归化”理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美国交际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他提出了动态对等、功能对等和其他一些翻译理论。
根据这些理论,“归化”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使目的语读者做出与出发语读者一样的反应,它强调的是译文的交际功能,只有译入语读者获取了与出发语读者一样的信息才能说这个翻译文本是忠实的。
正如“异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劳伦斯·韦努蒂(Venuti)指出的,试图把结构主义理论付诸实践并提出了阻抗式翻译来反对传统的、通顺的翻译。
阻抗式翻译可以有助于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译出有陌生感和疏离感的文本。
然而,就交流而言,“异化”翻译也有不足。
由于存在不熟悉的表达方法和语法结构,在交流中会对译入语普通读者产生信息传递的障碍。
2.中国对“归化”和“异化”的研究。
中国对“归化”和“异化”的研究始于直译与意译之争,在历史上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古代佛经翻译时期,即东汉末年到北宋仁宗景佑年间。
这一时期的翻译研究是以佛经翻译为基础的,如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家支谦在《法句经·序》中阐述了自己的翻译思想,就文体而言,他主张意译;东晋、前秦佛经翻译评论家道安是直译派的代表人物,他在佛经翻译中提出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理论。
他们是最初提出直译与意译之争的人。
玄奘(602-664)是唐代著名的僧人兼翻译家,他主张直译和意译的完美结合,在翻译史上被称为“新译”。
第二时期是近代西学翻译时期。
在这段时期里,大量西方的文学和学术作品被介绍到中国,许多翻译家投身于此。
如林纾的小说翻译、严复的学术翻译、朱生豪的戏剧翻译。
这段时期的翻译理论研究是以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方式进行的。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翻译界出现了一场“翻译标准”的论战。
这场论战中的主将,“信”派的代表人物是鲁迅和瞿秋白。
“顺”派代表人物是梁实秋和赵景深。
双方针锋相对,集中讨论了:(1)信与顺的问题;(2)直译与意译的问题;(3)“欧化”与“归化”问题;(4)重译问题。
这是这场论战的四个焦点。
其中的“欧化”与“归化”问题就是本文所说的“归化”和“异化”问题。
第三时期是现代西学翻译时期。
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各种各样的外国作品被翻译到中国。
与此同时,各种边缘学科如信息学、符号学和语言学也激起了中国翻译界的强烈兴趣。
中国翻译家将这些理论和中国传统理论结合起来,建立了自己的翻译理论体系。
刘英凯在1987年率先以“异化”翻译挑战占主流文化的“归化”翻译,他声称翻译应以“异化”为主,“归化”会带我们进入歧途。
随后,这两种翻译策略激起了中国翻译界热烈的讨论,掀起了新一轮“归化”与“异化”争论的高潮。
二、“归化”和“异化”的对立就文学翻译的目的而言,一方面,译者试图忠实地介绍原文,尽量给普通读者呈现异域文化;另一方面,译者希望普通读者能够完全或更好地理解原文并从译文中获得美的享受。
这两方面是互相对立的。
如果译者想保留原文的异域性,普通读者就会发现译文难懂;如果译者想向普通读者展示流畅和优雅,译文就会不忠实。
不同的翻译目的解释了不同的翻译策略的选择。
“归化”是以译入语文化为依托,而“异化”是以出发语文化为依托。
在中国翻译理论界,确实存在着“归化”和“异化”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翻译家们各抒己见,一些人赞成“归化”,如赵景深认为,“宁愿要语言的流畅也不要思想的忠实”;梁实秋认为,异国情调会使语言晦涩难懂;朱小安认为,适当的归化是为了避免“影响或损害翻译的交流作用,造成某种理解的困难。
”三、“归化”和“异化”的统一如果考虑到作者的意图、译者的翻译目的、读者的层次和要求,我们认为,在文学翻译中,“归化”和“异化”均有其存在和应用的价值。
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翻译策略服务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和不同类型的读者。
因此,两者各有其优越性和不足之处。
实际上,两种翻译策略并非水火不相容,而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
首先,没有一种译文是完全“归化”或完全“异化”的。
正如没有完全直译或完全意译的译文一样。
只是由于译者的翻译观不同,在翻译中根据某种翻译目的,采用某种翻译方法,从而表现出某种翻译策略。
而自觉的译者,则会考虑到作者的意图、译者的翻译目的、读者的层次和要求,在翻译过程中自觉遵循某种原则和方法,译文也会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某种倾向。
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子进行说明:例1,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红楼梦第六回)。
“Truly,‘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杨宪益)“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Hawkes)例2,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红楼梦第五十七回)Ten thousand tales of gold are easier come by than an understanding heart.(杨宪益)Easier a golden hoard to win than find one understanding heart.(Hawkes)作为译者,杨宪益的目的是想尽可能多地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英美读者,是以想多了解中国文化的英美读者为对象的,因而基本上遵循了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采用了异化的方法;霍克斯的翻译目的非常明显,是为了取悦译文读者,是为一般的英美读者翻译的,因此他遵循了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采用了归化的方法。
对学习汉语的英美读者,他们阅读杨宪益的译本将大有裨益。
一般英美读者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只是为了猎奇,为了消遣,他们阅读霍克斯的译本就能达到目的。
“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是一对矛盾体,“异化”要求忠实于原文,保存异域情趣,更多地保留语言文化的民族特性,它是世界文化融合的一种趋势。
“归化”是在“异化”的译文不能被理解或是不能准确传达原意的情况下,从而使之本土化的一种翻译策略,是一种迎合普通读者的变通转换。
好的翻译是在“异化”和“归化”策略之间找一个适当的折中点。
折中就意味着有所不忠实,这也是文学译者要付出的无可奈何的代价。
正如皮特斯所说,“民族中心主义会造成对外来文化的否定和排斥,这与翻译作为文化桥梁的作用是不相容的。
”绝对的“民族主义”只会抹杀翻译存在的依据,翻译的目的将无法实现。
然而对外来语的全盘接受也会使译入语失去自我。
因此,以翻译形式进行的对话和交流,既要维护本民族语言文化,也要尊重外来的“异”的成分,这两种态度的结合就是译者努力达到忠实的翻译的基础。
“异”的消融是由译者来完成的,“异”的保留程度也是由他来控制的,所以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才是真正的语言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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